【内容提要】日本鹰岛海底发现的木片上的朱书文字，可能为南宋殿前司在修理弩等武器时，主管官员在检查完毕后所作的记录文字。在元朝第二次远征日本的战船中，原南宋水军战船占绝大多数，其中内河船舶又居多，士兵亦多为原南宋水军，配备的武器也多从原南宋水军接收而来。由于内河战船吃水较浅，抗暴风雨能力较弱，造成征日元军在日本鹰岛海域，一夜之间几乎全军覆没。

【关键词】 元军、征日、殿前司、战船、水军

Battleships of Southern Song Navy Incorporated into the Yuan Dynasty's Fleet for the Second Invasion of Japan : A Object Concerning the Palace Command of Southern Song Discovered from Takashima Under Water Site

2002年日本鹰岛海底遗迹出土的喷漆木制品上，有朱笔书写“……元年殿司修，检视讫官”铭文。此前鹰岛海底遗迹出土了许多文物，但文字资料极为罕见，此朱书铭文作为探讨元军战船来源的重要文字资料，尤其引人注目。

朱书铭文发现后不久，小川光彦（1）、四日市康博(2)便作了学术报道。四日市康博指出，铭文中的“殿司”并非元朝官职，而可能是南宋时期掌握禁军的“殿前都指挥司”略称，统帅元军南路军的范文虎，可能就是其长官“殿前都指挥使”，并推测：此朱书铭文资料表明，隶属于南宋殿前都指挥司的水军，在元军征服南宋过程中，被元军收管，后被投入到远征日本之军事行动中。

中岛乐章在四日市氏推论的基础上，利用《宋史》、《元史》等文献资料，论证了在征服南宋的过程中，元军接收许多南宋水军战船，在第二次征日的元军南路军战船中，包括相当多的原南宋水军战船，朱书文字资料可能与此相关(3)。

本文拟在四日市氏、中岛氏二文基础上，广泛搜集有关一手资料和研究文献，尽可能详细地探讨南宋水军被元军俘虏、接管并用于远征日本的过程。笔者原来认为，此木制品可能是元军战船船材残片，但经过研讨，从其尺寸、形状来判断，更有可能是弩类木制武器的木片。今后确有必要对其材质展开调查、并与其它木制品相比较，进行详细的考古学研究，但本文暂以弩类木制品为前提，从文献学的角度略作探讨。

一、南宋殿前司

1．南宋殿前司

　元代并无略称 “殿司”的官衙，与此相近的“殿中司”隶属御史台，为监察机构，主掌纠罚百官班序中失仪失列之事等，并不参与营造战船(4)。有同样职掌的札撒兀鲁（jasa'ulu），最早出现在《元朝秘史》(Mongγul-un Niγuča Tobčiyan)中(5)，但在中国官僚体系中设置殿中司则在至元五年（1268）。由于元军在鹰岛全军覆没之事，发生在至元十八年（1281），从“……元年，殿司修”的纪年来推断，“殿司”也不可能是指“殿中司”。

殿司可能为南宋殿前司的略称。北宋主力军队为直属于皇帝、防卫宫城和首都的禁军，地方的屯驻军也由禁军更戍派遣，或采取常驻的方式。禁军由殿前司（略称殿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构成，总称“三衙”、“三司”，其中以殿前司最重要，长官为殿前都指挥使，副官为殿前副都指挥使(6)。

南宋初期，为了对付金军，岳飞等地方武将拥有自己的军队，后来这些武将的兵权被收回朝廷，重组“御前军”。南宋中期，在长江流域布置十支御前军,称“屯驻大军”，各屯驻大军由都统制统率。

在南宋初期的战乱中，三衙体制曾一度崩溃，但随着混乱局面的结束，在削减前线武将兵权的同时，首都临安的三衙得以重整，特别是殿前司兵力得到扩充。北宋时期驻留各地的军队，有时也从三衙即禁军派遣，但南宋时期的三衙，实质上仅是驻留首都的屯驻大军之一。绍兴十八年（1148）殿前司由十二军编成，拥有七万多人。以殿前司为首的三衙军，在防备宫城和首都同时，必要时也投入前线作战。朝廷中设置枢密院（文官）统领全国兵权，在各地的军事要冲，也任命文官为制置使、安抚使，统摄军政、用兵等权力(7)。

从南宋中期开始，为了适应各种新情况，又在屯驻大军外设置了各类“新军”。作为殿前司系统的新军，有福建泉州殿前司左翼军、江西殿前司右翼军、广东殿前司摧锋军。南宋后期，新军代替已弱化的屯驻大军，成为主力部队。南宋末期，前线的实力武将兼任制置使、安抚使，独自组建新军而对抗元军。其中，充当重要作用的是，位于长江中游和汉水流域的京湖制置使、长江下游和淮水流域的两淮制置使、长江河防的沿江制置使等(8)。

2．南宋水军与殿前司

因长江——淮水——汉水一带为南宋与金、元对峙前线，南宋在沿江布置有充足的水军，沿海海军也得到强化。南宋初期主要由沿江制置使、沿海制置使担负江上、海上防务，之后，随着各地配置屯驻大军，水军也随之分散配置各地。南宋中后期，沿江、沿海要地共设置20余处水军。各地水军的指挥系统归属沿江、沿海制置司，有时也隶属于各屯驻大军的都统司或殿前司，没有定制。在沿江、沿海各地有官设造船所，建造战船，在特殊时期也强征民船为军用(9)。

在各地水军中，以接近首都临安的许浦（苏州近郊）、澉浦（杭州湾北岸）、定海（宁波近郊）最重要。许浦水军原属于定海沿海制置司，不久归殿前司，后改编为御前水军，嘉熙年间兵员达到11500人，为南宋规模最大的水军。澉浦水军隶属殿前司，开禧元年有1500人。定海水军隶属沿海制置司，嘉熙年间有6000人。宝祐二年（1254），在首都临安府又设置殿前司浙江水军，有兵员2800人，咸淳四年（1268）扩至一万人，成为最大的水军之一。除此之外，福建泉州殿前司左翼军有水军3000人、广东殿前司摧锋军有水军2000人(10)。

面对元军南侵，南宋末期殿前司系统的水军，拥有一万数千人的兵力，除了负责临安附近的海防、江防外，也参与前线的抗元战斗。南宋末期，在汉水、长江流域，有京湖制置使吕文德指挥下的水军部队。在襄阳之战进入胶着状态后，和吕氏集团关系密切的范文虎，被委任负责统率精锐水军，不久被派遣增援襄阳。

二、南宋末的殿前司水军与范文虎

1．襄阳之战中的范文虎与殿前司水军

南宋开庆元年（1259），元军侵宋战争全面爆发后不久，蒙哥病死于四川前线。忽必烈率军包围长江中游的鄂州（鄂州战役），与吕文德、夏贵率领的南宋军队对峙(11)。翌年，忽必烈解围北归，即皇帝位。

贾似道因“退敌有功”，而以宰相之位独揽大权，其亲信吕文德被任命为京湖制置使，统辖长江中游至汉水流域的军事。至元五年（1268），忽必烈再次大规模南侵，以阿术为主将，攻打汉水中游军事要冲襄阳、樊城，吕文德之弟吕文焕以京湖制置副使保卫襄阳(12)。

范文虎乃京湖制置使吕文德的女婿，与吕文焕、夏贵等人同为吕氏集团的武将。至元六年七月，范文虎、夏贵企图增援被元军完全包围的襄阳，结果大败于阿术，元军截获100余艘战船(13)。之后，元军打败夏贵水军，又获战船51艘(14)。十二月，吕文德病死，范文虎为殿前副都指挥使，统率救援襄阳的殿前司水军(15)。

至元七年一月，李庭芝任京湖安抚制置使，继承吕文德的指挥权。范文虎仰仗贾似道的庇护，不服从李庭芝的指挥，阵中游玩，不肯出击(16)。三月，襄阳元军训练70000人的水军，建造5000艘战船，加强封锁襄阳(17)。六月，范文虎亲率殿前司精锐8000人、战船2000艘出战，结果大败，被夺走战船30艘(18)。然而，范文虎得到贾似道庇护，不仅独掌殿前司军权，两淮诸军亦归其统领，继续负责救援襄阳之事(19)。

至元八年六月，范文虎又率战船1000艘、水军十万人来救援襄阳，结果再次败退，被夺走100余艘战船(20)，救援襄阳完全失败。至元九年九月，贾似道不得不解除范文虎指挥权，十一月任命陈奕为殿前都指挥使(21)，同时兼管侍卫马军司、步军司。但翌年一月，樊城陷落，二月，吕文焕投降，襄阳陷落。

2．元军侵攻长江与范文虎投降

至元十年（1273）三月，元军命兴元路、汴梁等地建造2000艘战船，其中汴梁完成800艘。六月，又命襄阳建造1000艘战船，为向长江方面的进攻作准备(22)。南宋方面，陈宜中以襄阳失守为由，弹劾范文虎，但因贾似道的袒护，范文虎反而转任安庆知府，负责长江防务(23)。闰六月，殿前指挥使陈奕，统率水军布置鄂州、黄州江防(24)。十一月，以李庭芝为淮东安抚制置使，夏贵为淮西安抚制置使，陈奕任沿江制置副使，与安庆的范文虎一起，共同加固长江防御体系(25)。

然而，至元十一年（1274）六月，以伯颜为总指挥的元军从襄阳进发。十二月，率10000艘战船进入长江，追击夏贵的南宋水军，获得1000余艘战船，并进攻鄂州(26)。此年，元军第一次远征日本（文永之役），三月，令战船900艘、士兵27000人从高丽出发，十月，侵攻博多湾，但不久撤退。第一次远征日本的战船，是奉元廷之命于高丽建造的(27)。

鄂州陷落后不久，至元十二年（1275）一月，黄州的陈奕、安庆的范文虎先后投降元军，二月，伯颜接管安庆(28)。伯颜任命范文虎为两浙大都督，与吕文焕、陈奕同为进攻南宋的先锋。

《元史》的《世祖本纪》和《伯颜传》有同样记载，即陈奕投降时官职为沿江制置副使、范文虎为殿前都指挥使，但《宋史》不见类似的记载。若《元史》记载可信的话，咸淳九年（1273）十一月，原为殿前都指挥使的陈奕转任沿江制置副使后，范文虎接任殿前都指挥使。

3．南宋灭亡前的殿前司与水军

至元十二年二月，南宋宰相贾似道率军13万人、包括夏贵的2500艘在内的战船总计5000余艘，在丁家洲迎击元军，结果大败，又被夺走2000余艘战船(29)。接任殿前都指挥使的韩震主张迁都，但被继贾似道之后掌握实权的陈宜中所杀(30)。六月，元军在芜湖附近歼灭夏贵水军，捕获200余艘战船。七月，阿术元军进入镇江，又大破宋朝水军于焦山，捕拿战船700余艘， 此时南宋的长江水军被歼灭殆尽(31)。韩震卒后，张彦继任殿前司指挥，九月，被元军俘虏， 百余艘战船亦归元军(32)。

至元十三年正月，元军逼近临安，“宋丞相陈宜中、殿帅张世杰皆已逃去” (33)，此时，张世杰代替张彦指挥殿前司，不久，南宋朝廷降元，二月，伯颜率元军进入临安。

从海路逃离临安的陈宜中、张世杰等人，又拥立皇太子为帝，改年号为景炎元年，在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继续抗元活动，流亡政权殿前都指挥使为苏刘义(34)。九月，元军于福建获得南宋战船1000余艘。至元十四年（1277）末，张世杰仍拥有800艘战船，但不久元军又在广东沿海打败张世杰，获得200艘战船(35)。至元十五年，流亡政权被追至广东崖山，张世杰、苏刘义联合1000艘战船，来抵御元军攻击(36)。至元十六年二月，在元军猛攻下，南宋完全灭亡。此时，元军又获得800余艘宋船(37)。

三、原南宋战船投入远征日本之战

1．远征日本所用战船的建造

至元十三年，接受南宋朝廷降伏的伯颜，委任两浙大都督范文虎接管政权，本人则北还。此前，忽必烈曾就远征日本一事，向范文虎、夏贵、吕文焕、陈奕等人咨询，他们均赞同(38)。至元十三年范文虎任参知政事，至元十五年升至中书左丞，负责在南宋故地筹备远征日本。

远征日本所用战船的建造，始于至元十六年（1279）。二月，元廷令南宋故地扬州、湖南、赣州、泉州等地建造600艘战船，六月，又命高丽建造东路军所用的900艘战船(39)。但在七月，潭州取消了远征日本、交趾所用战船的营造计划(40)。至元十八年（1281）二月，福建省左丞蒲寿庚上言“诏造海船二百艘，今成者，民实艰苦” (41)，造船之事遂中止。此外，湖广行省的潭州、江浙行省的泉州、江西行省等战船营造也困难重重(42)。

据《元史》可知，第二次远征日本所用战船中，东路军900艘战船全部由高丽建造，而可以得到确认的江南所造战船，仅有至元十六年的600艘，其中泉州所造战船，仅有50艘。且不论《元史》中没有记载的造船数，单从当时最大的海港泉州的造船数仅有50艘这一点来看，新建造战船也不过数百艘。而第二次远征日本时，江南战船总数竟有3500艘，其中绝大部分极有可能是元军截获、接管原南宋水军的战船。

2．范文虎对远征日本所用战船的筹措

范文虎负责筹措江南军队所用战船。至元十六年八月，范文虎向忽必烈上言：“臣奉诏征讨日本，比遣周福、栾忠，与日本僧齎诏往谕其国，期以来年四月还报，待其从否，始宜进兵。又请简阅旧战船以充用。皆从之” (43)。接受远征日本任务的范文虎，首先主张派遣使者，试探日本的动向，同时调查原有战船，以筹建船队。

仅史料所见，从襄阳之战到崖山之战，元军捕获南宋战船达6000艘以上，另外从投降的南宋水军处，元军接管了许多战船。即使其中有许多战船破损、沉没，但截至第二次远征日本时，从南宋捕获、接管的战船数量仍很大。范文虎所言“旧战船”中，虽包括元军新造的战船，但从南宋捕获、接管的战船应居多数。因此，在第二次远征日本的南路军中，包括许多投降的南宋水军将士，以及他们携带的武器、战船等。

3．江南军的进发与船队的覆没

至元十七年（1280）六月，忽必烈和范文虎商议征日之事，七月，命原属张世杰水军的南宋水军将士们，投入到远征日本的战事中。同时，命范文虎招募原归属南宋的蒙古人、穆斯林等，编入江南军队，八月，又命招募远征士兵，范文虎任征东行省右丞，十月，获增士兵10万人。(44)

至元十八年正月，忽必烈在大都诏谕范文虎：应范之请求，把汉人士兵（华北汉人、契丹人、女真人）一万人增派给江南军队。范文虎又请求二千匹马，拨给秃失忽思军及回回炮匠，但忽必烈以“战船安用此”为由而驳回请求。二月，正式下令范文虎远征日本。五月，由蒙古人、汉人、高丽人组成的东路军将士4万人、战船900艘，从高丽出发。六月十八日，阿塔海、范文虎率江南军将士10万人、战船3500艘，从宁波近海出发(45)。

江南军于六月末到达平户岛，七月初与东路军会合，七月底移至鹰岛。由于遇到闰七月一日的台风，停泊于鹰岛的江南军船队绝大部分沉没(46)。但张禧率领的船队，因停泊于平户岛而幸免于难，张禧部队以及从鹰岛逃回的范文虎部等人，乘船逃回国内(47)。但残留于鹰岛的江南士兵，大部分被日本军队杀死或俘虏，客死异国。诚如韩儒林先生所指出的那样， “（忽必烈）将南宋新附军（即江南军）派去打日本，充当炮灰” (48)。

四、鹰岛遗迹文字资料与原南宋战船、武器

1．铭记木片的形状与弩

如前所述，有“……元年殿司修，检视讫官……”朱书铭文的木制品，原推测为船材残片。但后来经过研讨，认为更有可能是木制武器，或为弩的残片。弩为中国古代主要武器之一，在被称为“弩臂”的轴部，安装上呈十字形的“翼“（弓），在弩臂上面刻成“箭槽”，槽上置箭，弩臂手边安装“机”，搭上弓弦，然后发射。“弩臂”为硬质木材，而“翼”则用具有弹性的木材或竹子作成，用动物胶加固，有时为了防潮，再涂上漆(49)。

目前尚未调查该木制品的树种、是否有胶加工，但其表面涂有黑漆，用朱漆书写铭记。此外，据发掘负责人小川光彦陈述，在发掘时还出土了同样形状但没有铭文的木片。他认为，该木片有可能是刻上箭槽的弩臂（轴部）(50)。

2．南宋时期的水军与弩

关于宋代弩的制造、使用状况，李天鸣已有详述(51)。弩大于普通的弓，有更大的威力，因射程远、且有瞄准设备，北宋时期对付辽、西夏骑兵时，常用弩密集射击。南宋初期在宋、金的野战中，仍有应用，但在中后期的野战中，弩的使用已开始减少，主要应用在守城战和水战中。弩一般用木材或牛角作成，多涂黑漆(52)。

孝宗朝时，隶属鄂州、荆南府的屯驻大军弩箭手共有15000人（约占士兵总数三分之一以上）。镇江30262人士兵中，弩箭手为10607人。宝庆年间，定海水军将士4000人中，弩箭手有860人。宝祐六年（1258），为了长江防卫，庆元府派遣500名禁军，其中配备弩200张。咸淳八年（1272），张顺率南宋水军救援被元军围困的襄阳时，战船中亦配备有弩。

可见，南宋后期水军多配备有弩，元军与南宋的殿前司主要在汉江、长江流域展开水战，范文虎所率殿前司战船，在被元军捕获、接管时，应当包括不少弩等武器。该木片极有可能是元军在征服南宋的过程中，从殿前司水军接收并用于远征日本的弩的残片。

《蒙古袭来绘词》有多处描述蒙古式、中国式弓箭，但无法确认就是弩等武器(53)。但原南宋军人张成，在第二次远征日本时，加入东路军，在志贺岛与日军作战时，“缠弓弩，先登岸迎敌” (54)。不适于骑射的弩，在蒙古军中并没有广泛应用，但东路军中的原南宋故地、汉地、高丽等军人，则有可能装备有弩。此外，日本方面的史料《八幡愚童训》也记载到，志贺岛之战中遭受日本军队突袭的东路军，“其后以锁系船，防备摇动。若日军来攻，从大船使用石弓发射。因日本船小，均被打破”。“石弓”即“弩”的日本语词。从具备打破战船的穿透力来看，或许东路军在船上装备有数人共同操作的大型武器，即弩。以原南宋水军为主的南路军，更有可能配备许多弩，但南路军几乎尚未参战，便沉没于鹰岛。因此日本人接触弩的机会甚少，《绘词》中仅留下在鹰岛附近清剿残敌的场面，并没有详细描述交战状况，当时这种弩可能没有用于战斗。

3．“元年殿司修，检视讫官”试释

若木片为弩的轴部（弩臂）残片的话，铭文反映什么状况，有何含义呢？“殿司修”可以理解为殿前司所造之弩，但北宋中期视察河北武器配备状况的欧阳修有如下记载：

见今诸州军弓弩造作之时，既皆草草造成，不久寻复损坏，又须从头修换，一番修换未了，一番已却损坏，即目诸州并不暇打造新弓弩，只是终年修换旧者，积压无由了绝，有打造成后不曾经使，已修三五次者，修换既频，转不堪用，虚费人功物料。(55)

弩造完后，要定期修理、更换，制造用“造作”、“打造”，修理、交换则用“修换”等词语。在南宋史料中，制造战船、武器类用“打造”，修理用“修”，因此该铭记中的“殿司修”，并非指殿前司的制造记录，而应该是修理记录。

北宋中期设置军器监，主掌制造武器，但又另设弓弩院，专门制造弓弩，地方上亦设置作院，制造各种武器(56)。南宋工部设置军器所，负责制造武器，各地驻屯军也制造武器(57)。绍兴三十二年（1162），枢密院机速房上言：

靖康初，御前降到军器经百余年，全无损动，仰见祖宗时制造军器，例皆精绝，盖缘监官得人。近来军器所给到弓弩盔甲，往往经时未久，已皆损坏，不堪使用，缘监官多是贵戚势要子弟为之……遇军器元额未敷，却将损坏弓弩量行修整，将旧甲逐急穿弗，遂致临时有误使用。欲望自今后，乞更不差贵戚势要子弟充监官，止乞行下三衙，选差自来暗晓制造军器之人。(58)　

这是关于制造武器时选任监督官员的规定。在修理弩等武器时，同样有可能派遣负责官员，检查修理状况，关于战船的修理，同样可能有类似规定。据嘉定十年（1217）知泉州的真德秀记载，泉州殿前司左翼军对战船每三年小修，五年大修。修理时，左翼军首先上报安抚司、安抚司又上报朝廷，朝廷派官计算经费(59)。乾道八年（1172），各地战船久未检修，有可能影响防卫力量，孝宗担心作为对金防御之核心的水军的现状，派官检查长江沿岸战船，并根据检查报告进行修理(60)。

南宋时期对战船、武器的制造和修理，派出官员进行监督、调查已经制度化。因此，“……元年殿司修，检视讫官……”朱书铭文，可能是修理殿前司配置的弩时，负责官员根据检查的结果，用朱漆书写的检查完毕记录。

南宋海军为了征用民船，首先要求民船在海船帐簿中登录（籍定）(61)。籍定不仅适用于新登录船，以前所收之船也要一起接受检查，同时对新旧船的船数、尺寸、备用品、军器等进行检查、筹备，并根据需要，对军器进行修理或配给。以上虽为民船征用的情况，正规战船在船体检查时，军器的检查也是其内容之一。“元年殿司修”铭文，反映了南宋时期对战船进行定期检查、修理的状况。

五、江南军的组成与原南宋战船

1．第二次远征日本战船的组成

在探讨江南军战船的来源时，既要考虑到从南宋水军接收过来的旧船和新造船，也要考虑到从东南沿海海上势力所接受过来的旧船、民用船等问题。元军进入临安城后，继续追讨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地区的南宋政权残存势力。在这一过程中，捕获、接管南宋水军战船的同时，亦接受沿海海上势力的归顺，或进行征讨，使之所率船队归顺元朝。海上势力展开海外贸易、海盗行为等多种活动，象蒲寿庚既以武官身份负责南宋海军一部分，同时又任提举市舶司。归顺元朝的海上势力，象担任泉州海外贸易的蒲寿庚，负责从江南到大都海运的朱清、张瑄等人，在元朝海上交往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62)。

在征服东南沿海过程中形成的元朝海军，由从原南宋水军捕获、接管的战船、被招抚海盗的战船、民用商船、运送船等组成(63)。这样原属东南海上势力的部分船舶，在第二次远征日本时，被编入江南军。但仅据《元史》，尚无法确认第二次远征时征用了海上势力的船舶。与此相对，第二次远征失败后的翌年，即至元十九年（1282），为了远征日本，渤海沿岸、江南、福建、高丽等地奉命建造4000艘以上战船(64)。至元二十年，朱清、张瑄奉总指挥阿塔海之命，准备远征日本，潮州海上势力陈义贡献海船30艘。可以确认动员海上势力船队这一事实的(65)，该年七月，忽必烈诏谕阿塔海，“所造征日本船，宜少缓之：所拘商船，其悉给还。” (66)战船的建造和商船的征发有所缓和。尽管如此，为了第三次远征日本，元廷又下令建造战船，但在数量上未必赶上第二次远征时所造战船，此外，更积极地实施对海上势力的船舶以及民用商船的征用。

在第二次远征日本的江南军船队中，不仅有新造船、海上势力船舶，可能大部分是原范文虎管辖下的旧南宋水军战船。(67)

但铭文中的“元年”具体指代哪个年号，目前尚无法判明。若此弩类武器木片是在至元五年九月襄阳之战开始，到至元十一年二月鄂州之战所收缴武器的话，“元年”可能是指咸淳元年（1265）以前的年号。若是至元十三年（1276）二月进入临安城之前收缴的话，则可能是德祐元年（1275）。概率最低的可能性，则是崖山之战前后从南宋军队所得，这样“元年”则可能是景炎元年（1276）、祥兴元年（1278）(68)。

2．沿江战船向海船的挪用

最后探讨一下江南军船队多由原南宋水军战船组成的问题。元军征服南宋的过程中，从南宋水军收获的可以确认的战船的大部分，是从襄阳之战到临安入城，在汉水、长江流域江上作战、投降所得战船。沿海、海上所获南宋战船，则是在崖山之战前后得自南宋残存政权。但内河航行的原南宋战船，在归属元军后，可以马上渡海远征日本吗？

据乾道五年（1169）权主管殿前司公事王逵的上言可知，南宋时期已开发出可以在沿海、内河航行的战船(69)。殿前司水军指挥官建造了新式大型战船，船底为湖船，上部为战船，船头、船尾为海船形状，全长22.5米，宽6.1米，备有42支船桨，可载200名士兵，在海上、长江、淮水等均可航行。其船体比远征日本时最大的千料船小一圈，开庆元年（1259）鄂州之战中，福建、浙江沿海的大型战船，曾集结于长江中游(70)。　

远征日本的船队，由长达30米的大型运输船即千料船(71)、拔都鲁中型战船、给水用的汲水小船等组成。《蒙古袭来绘词》中的登陆用舟艇，为了在海边登陆，吃水较浅，与明代在长江流域使用的“九江式哨船”形状大体相同(72)。在远征日本的船队中，特别用于登陆舟艇、汲水小船，可能多从原南宋水军沿江船舶挪用而成。远征日本之际，内地的湖南、赣州等地奉命建造战船亦可作为旁证。此外，从“江淮战舰”用于远征日本的记载，可看出长江、淮水的内河船挪用的可能性(73)。至元二十二年（1285），为第三次远征日本征用战船时，除了“胶莱诸处漕船”，还有“江淮民船” (74)。胶莱漕船是指横断山东半岛的胶莱运河的漕运船。

在大型运输船、中型战船中，或许作为远洋船新建的战船、从海上势力收缴的船舶、从民间收缴的商船、从原南宋海军接管的海船等，大多属于为海上所用而建造的船舶。但小型战船、登陆用舟艇则从南宋水军接管，其中多为内河用战船。集结于鹰岛的江南军大型船队，一夜之间竟全军覆没，使用吃水浅、抗风能力较弱的内河船，可能是其原因之一。

小结

有“……元年殿司修，检视讫官……”铭文的木片，原为南宋殿前司配备，在元军征服南宋的过程中，被元军接收，后用于远征日本的弩类木制武器。可能是至元四年襄阳之战开始后，元军得自范文虎等所率殿前司的战船、武器，也有可能是南宋降伏后，从殿前司接收而来。征服南宋后，忽必烈准备远征日本，命范文虎组成江南军船队，同时招募士兵、征调战船。但截至远征前，新建战船不过几百艘，于是向海上势力以及民间征用船舶，但江南军3500艘战船中，多数应为从南宋水军接管而来的战船。

 “……元年殿司修，检视讫官……”铭文，是殿前司在修理弩等武器时，主管官员作为检查完毕的记录。在第二次远征日本中， 江南军船队多由原南宋水军战船组成，内河船占大多数，士兵多为南宋水军，配备的武器也多从南宋接管而来。这样的战船吃水较浅，抗暴风雨能力较弱，即使没有“神风”，普通的台风便可使之遭受致命打击。

【注释】

(1) 小川光彦《水中考古学与宋元史研究》，《史滴》24号，2002年。

(2) 四日市康博《从鹰岛海底遗迹来研究元寇的可能性――元寇遗物报告》，《史滴》24号。

(3) 中岛乐章《关于鹰岛海底遗迹出土的南宋殿前司文字资料》，《鹰岛海底遗迹VIII》，鹰岛町教育委员会，2003年。

(4) 《元史》卷二二、卷八六。

(5) NT第278节，札撒兀鲁是具有“整顿、排列、管理”等含义的蒙古语jasa-的使动形，意为“使整治”，现代蒙古语jasaγul意为“监督”。在《瓦萨甫史》（Tārīkh-i Wassāf）以及《任官文书规范》（Dastūr al-Kātib fī-Ta‘yīn al-Marātib）等波斯语史料中，以突厥语形式出现的yasaul随处可见，其官职在扎剌亦儿朝、帖木儿朝、萨法比朝依然沿用。

(6) 《宋史》卷一八七；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八。

(7) 《宋史》卷一八七；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6－155页；何忠礼、徐吉军《南宋史稿》，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37－543页。

(8) 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第187－189页；何忠礼、徐吉军《南宋史稿》第543－551页。

(9) 曾我部静雄《宋代政经史研究》，吉川弘文馆，1974年；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第170－179页。

(10)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八；《宋史》卷一八八。

(11) 关于鄂州之战南宋方面的情况，可参照：宫崎市定《宫崎市定全集》，岩波书店，1992年。关于蒙古方面的情况，可参照：杉山正明《忽必烈政权与东方三王家——再论鄂州之战前后》，《东方学报》54册，1982年。

(12) 关于宋元战史，笔记、文集史料中多有记载，李天鸣《宋元战史》（1－4册食货出版社，1988年）有详细总结，陈世松等《宋元战争史》（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亦可参考。本文以元军接收南宋水军的过程为重点，关于战争的全面记述，可参照以上二书。此外，萧启庆《蒙元水军之兴起与蒙宋战争》（《蒙元史新研》，允晨文化事业公司，1994年）从元朝水军的发展历程，来论述宋元战史，颇有参考价值。本文中有许多叙述与上述研究相同，为避免繁琐，不再一一注出。

(13) 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五0，《大元光禄大夫平章政事兀良氏先庙碑铭》。

(14) 张之翰《西严集》卷一九，《大元故荣禄大夫中书平章政事赵公神道碑铭》。

(15) 《宋史》卷四六；《咸淳遗事》卷下。

(16) 《宋史》卷四六、卷四二一。

(17) 《元史》卷七、卷一六一。

(18) 《宋史》卷四二一；周密《癸辛杂识》别集下；《元史》卷七。

(19) 《宋史》卷四六。

(20) 《元史》卷七、卷一六五。

(21) 《宋史》卷四六；《癸辛杂识》别集下。

(22) 《元史》卷八；植松正《元初的海事问题与海运体制》（《东亚海洋圈史研究》，京都女子大学研究丛刊，2003年）。

(23) 《宋史》卷四六、卷四二一。

(24) 《宋史》卷四六。

(25) 《宋史》卷四六。这一史料中陈奕官衔作“沿江制置使”，但据李天鸣研究，正使驻留下游、副使驻留上游，那么，此处 “沿江制置使”疑为“沿江制置副使”之误。见李天鸣《宋元战史》第1082、1083、1087页。

(26) 苏天爵《国朝文类》卷四一《经世大典序录·平宋》，四部丛刊初编本。

(27) 池内宏《元寇新研究》，东洋文库1931年版，第117－127页。

(28) 《宋史》卷四七；《元史》卷八、卷一二七。

(29) 《元史》卷八、卷一二七；《国朝文类》卷四一。但据方回《桐江集》卷三，贾似道所率兵力为14万人。

(30) 《宋史》卷四七、卷四一八。

(31) 元明善《清河集》卷七；《元史》卷八、卷一五一；《国朝文类》卷四一。

(32) 《元史》卷一三一《怀都传》。

(33) 《元史》卷一五四《洪福源传》。

(34) 《宋季三朝政要》卷六。

(35) 《元史》卷一五一；危素《危太朴文续集》卷八；《国朝文类》卷四一。

(36) 《国朝文类》卷四一。据姚燧《牧庵集》卷二三，此年海珠寺之战中，元军收获180艘南宋战船。另据吴澄《吴文正公集》卷四二，又获战船300艘。

(37) 《国朝文类》卷四一。

(38) 《危太朴文续集》卷二。

(39) 《元史》卷一〇；《高丽史·世家》卷二九；池内宏《元寇的新研究》第190、202、203页。

(40) 《元史》卷一〇。

(41) 《元史》卷一一；桑原骘藏《桑原骘藏全集》（岩波书店，1968年）第284、285页；植松正《元初的海事问题与海运体制》。

(42) 《牧庵集》卷一九。

(43) 《元史》卷一〇。

(44) 《元史》卷一一、卷二〇八。

(45) 《元史》卷一一、卷二〇八。池内宏《元寇新研究》第307－316页。

(46) 《元史》卷一一、卷二〇八；池内宏《元寇新研究》第307－316页。

(47) 《元史》卷一六五。

(48) 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

(49) 吉田光邦《弓与弩》，《东洋史研究》12卷3号，1953年。吉田光邦《明代的兵器》，薮内清编《天工开物研究》，恒星社，1953年。吉田光邦《宋元的军事技术》，薮内清编《宋元时代科学技术史》，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67年。

(50) 小川光彦《关于出土文物：出土文字资料》，《鹰岛海底遗迹VIII》，鹰岛町教育委员会，2003年。

(51) 以下叙述引自李天鸣《北宋的弩和弓箭手》，《故宫学术季刊》15－2；《南宋的弩和弓箭手》，《故宫学术季刊》16－3，4。

(52) 《宋会要辑稿》兵二六；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三九；吴潜等《开庆四明续志》卷六。

(53) 吉田光邦《关于蒙古袭来绘词中的武器》，《平治物语绘卷·蒙古袭来绘词》，角川书店，1975年。

(54) 池内宏《元寇新研究》第229页，所引《张百户墓碑铭》。

(55) 欧阳修《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一一七《乞置弓弩都作院》；吉田光邦《宋元的军事技术》。

(56) 《宋史》卷一六五、卷一七九。

(57) 《宋会要辑稿》职官一六；《宋史》卷一六三、卷一九七。

(58) 《宋会要辑稿》职官一六。

(59) 真德秀《真文忠公文集》卷九；曾我部静雄《南宋贸易港泉州的水军及其海盗防御对策》。

(60) 《宋会要辑稿》食货五〇。

(61) 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一四。关于宋代海船占籍制度，可参考廖大珂：《宋代海船的占籍、保甲和结社制度述略》，《海交史研究》2002年1期。关于南宋时期的籍定问题，可参考深泽贵行《南宋沿海区域的海船政策——以孝宗朝为中心》，《史观》148号，2003年。

(62) 植松正《元初的海事问题与海运体制》。关于蒲寿庚的事迹，可参考《桑原骘藏全集》。此外，关于宋元时代海上贸易的展开和海军的发展，可参考Lo Jung-Pang ："The Emergence of China as a Sea Power during the Late Sung and Early Yüan Periods," Far Eastern Quarterly 11/2, 1952。

(63) Lo Jung-Pang："Maritime Commerce and its Relation to the Song Navy,"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12/1, 1969。

(64) 植松正《元初的海事问题与海运体制》。

(65) 植松正《元初的海事问题与海运体制》。

(66) 《元史》卷一二；植松正《元初的海事问题与海运体制》。

(67) 曾我部静雄推定，江南战船、士兵多来源于南宋水军。太田弘毅指出，江南军可能由新造战船以及经过修缮的旧船编制而成，见太田弘毅《蒙古袭来及其军事史研究》，锦正社，1997年。

(68) 该木片“元年殿司修”几字的右上方，残留两个朱书小点，可能是年号第二字的残笔。但据笔者的观察，均不象“（咸）淳”、“（景）祐”、“（景）炎”、“（祥）兴”等字。若寻找与此字型相近、且距1281年最近的年号，有可能是南宋嘉熙元年（1237），但在至元十八年的44年前，间隔时间太长。目前比定这一年号，尚有许多困难，以后待考。

(69) 《宋会要辑稿》食货五〇之二二。

(70) 郝经《郝文忠公陵川集》卷三二；宫崎市定《鄂州之战前后》。

(71) 属于大型船的千料船，一直被认为是大型战船，但川越泰博在《元代征讨日本战船的规模》（《日本历史》292号）一文中提出输送船说后，多数学者表示赞同。

(72) 以前，学界多据《元史·日本传》“千料船、拔都鲁轻疾舟、汲水小舟，各三百，共九百艘”，而把船分类为大型千料船、小型战艇拔都鲁船、汲水小舟等，特别是拔都鲁船，太田、野泽、大野氏均视为登陆用船艇。但井上隆彦《元寇船的海事史研究》（石井谦治编《日本海事事诸问题船舶编》，文献出版社，1995年）却根据《蒙古袭来绘词》中的战船，认为：拔都鲁船乃15米左右的中等船，用于登陆前迎击敌人，这与明代长江流域所用的九江式哨船形状大体相同。山形欣哉《元寇蒙古船（江南船）的考察》（《军事史学》152号）也认为，《蒙古袭来绘词》中的许多船舶为登陆用战船。众所周知，baγatur (баатар)在蒙古语中的意思为“英雄”，因此，无论登陆或战斗所用船只，在战斗中勇敢地冲向敌人的小型战船，全部称为拔都鲁船。应该注意到，小型战船也有多种用途。

(73) 程钜夫《程雪楼先生文集》卷一七。太田弘毅指出，由于建造大量战船的需要，船材供给、沿海军事港口随之增加，因此，内河船被大量地挪用为海船。

(74) 《元史》卷一三；植松正《元初的海事问题与海运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