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日本人记忆中的二战》 作者：法兰克·吉伯尼 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
私刑和头皮饭：一个护士的见闻
福田迪 60岁 前宇都宫第一陆军医院护士 枥木县
我是一个护士。一天，值完班从医务室回宿舍，中间路过新兵宿舍，那里传来很大的声响。我偷偷地看了一会儿。
一个班长之类的人物正在说：“这回体罚是给你们新兵一点颜色看看。”说着，他叫一个士兵的名字，“分开腿站，嘴闭紧了。”说着，连打了几十个耳光。那个兵摇摇晃晃地拚命忍着。“下一个项目，黄莺越谷。”几十个新兵来回来回去弯腰从床底下爬过去，再从床上跳过去。还让他们时不时地发出“咕—咕叽”的叫声。
完事了，班长说：“做下一项。知道怎么做吧？”小兵们一边呼哧呼哧地喘气，一边回答：“嗨咿。”他们把训练用的木枪交叉绑成格子门那个样子，摆到清理出来一块地方，假装是妓女云集的游廓，让新兵学妓女的样子，从格子中伸出一只手，说着：“当兵的，来玩玩呀！”新兵可能是害羞吧，声音很小。班长立刻喝斥：“声太小。大点声，让大家都能听见。”我吃惊得屏住了气。
我悄悄地离开，回到宿舍，为长官们残酷的做法，倒在床上哭了起来。
第二天早饭时，我在配餐室里，一眼看见新兵正在拚命地挠头发，把头皮抖到给长官盛好的米饭和酱汤中。看样子，给小队长和班长们送“头皮饭”已经成了惯例。终战那天夜里，长官们心情不好，把好多士兵集合在一起，殴打他们，到处都看见士兵在叫喊：“饶了我吧”。那个情形，真是惨不忍睹。
烧死陈翻译官：中国人的眼睛
松ケ谷利夫 67岁 退休千叶市
昭和16年，我所在的小队驻扎在中国河北省府庄镇的一个村子里。那时候，我刚应召入伍两年。小队长A军曹有一个随身翻译，姓陈。陈翻译官以前曾经在大阪当电工技师，说一口流利日语，还带着大阪口音。他个头不高，脸圆圆的，很有人缘。
大东亚战争爆发后，陆军人事部从各屯军处抽调兵员，组成混合部队，被派到天津去占领英国租界。一天晚上，守备疏忽，我们的兵营遭到了共产党八路军迫击炮和机关枪的轰击。黑夜里那爆破火光很吓人。到天蒙蒙亮的时候，敌人撤出战斗，转移了。
大概在八点钟的时候，陈翻译官像往常一样来上班。A军曹把他叫到自己的办公室。他把陈的双手绑到背后，百般折磨，非说昨天晚上的袭击是因为陈向八路送了情报。陈百般辩解，说昨天整个晚上都跟自己的两个孩子在一起，可A听都不要听。陈翻译的脸给打成猪肝色，肿了起来，A军曹就面对着这不成人样的囚犯，若无其事地吃他的早饭。
接着，陈给拉到兵营旁边的一块空地上。当地人担心地从远处看着。我被命令推上刺刀，站在他身边守卫。A军曹朝农民喊，命令他们围过来。他当场宣布：为报复昨天晚上受到的攻击，以及惩罚陈的背叛，要把他绑在桩子上烧死。
排长右手提着手枪：谁要是想离开，他就一梭子甩过去。陈一直在哀告，他的双膝用绳子捆了起来，头朝下吊在柱子上。在他头下边，堆起了一堆柴，泼上了煤油。排长命令士兵点火。陈吊着，他的头和手臂向下垂着。
火焰升了起来，他的身子扭成一团，双臂乱舞，像是放在铁篦子上活烤的鱿鱼腿。这一景象延续了大约30秒，陈的烧焦了身体悬挂在浓烟里。在这残暴的景象前，当地人的眼睛里像是燃着愤怒的火。当他们最后把那尸身放到一块木板上抬走的时候，我看见他们在抹眼泪。
那时候，在中国人眼里，日本兵是可怖的“东洋鬼子”。后来我听当地人说，陈的太太也死了。他的两个儿子成了孤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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