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0月8日，当时首相佐藤荣作支持美国越战、访问包括南越在内的东南亚、大洋洲各国，引起数万学生和市民赶到羽田机场加以阻止，2000多名学生和机动队发生激烈冲突，是为“第一次羽田事件”；同年11月12日，日本国内反战势力强烈反对佐藤访美，3000名学生和机动队发生冲突，是为“第二次羽田事件”。就在“第二次羽田事件”的前一天上午10点，一位年逾七旬的老人从横滨的家中出发了。他对老妻说：“去横滨参加世界语会议，回来得要晚。”然而，老人并没有去横滨，而是来到位于永田町的首相官邸前。看了一眼戒备森严的官邸后，来到附近的山王神社。他的提包里装着他的抗议书，其中写道：“佐藤首相强行访问南越，并向全世界扬言支持轰炸北越。拯救南越人民的唯一办法是叫美国无条件停止……我对日本首相支持轰炸北越表示强烈的愤慨。我决定本日在首相官邸前，以烧身自杀向佐藤首相表示抗议！”坐在神社台阶上的老人，在有抗议书的信封上潦草而流利地写下了下面的话：“今日决定自杀，看来有些兴奋，写了抗议书后通夜未眠……随着离首相官邸越来越近，心跳越加剧烈，看来，决死还是非同寻常啊！”

到傍晚，老人再一次走向官邸，在众议院记者会馆前停下脚步，拿出汽油从头顶浇向全身，然后拿出火柴划火，只听“嘭”的一声，老人的全身成了一个火球。他开头还坚持站了一会儿，然后就痛苦地双手抱胸倒下了。待到手提灭火器的警官和出租车司机们将火扑灭时，老人的头发已经烧光，衣服也都成了黑炭。被抬到虎门病院时，已经奄奄一息了。一时间，从全国发来了大量鼓励和慰问的电报，但是，次日下午，情况急剧恶化，老人终于停止了呼吸。去世前晚的最后一句话是“疼！”人们从留在烧身现场的提包和抗议信才知道，这位老人就是世界语学者由比忠之进（1884-1967）。

访美在即的佐藤荣作首相，正吃午饭时由电视速报知道了由比忠之进的烧身，据说他表情深沉，停止了吃饭。其后，政府不情愿地全文发表了抗议书内容，木村官房长官并发表了讲话：“这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件，企盼他的平安。在民主社会中，任何直接的行动都必须避免。”不过，就在由比忠之进去世十几分钟后，佐藤荣作首相访美的专机从羽田机场起飞了。

自杀的人林林总总，其动因也千种百样。有人将这些自杀归纳为以下几种类型：冲动型、内疚型、怄气型、劝谏型、绝望型、厌世型、糊涂型、抗争型等等。日本文豪坪内逍遥将自杀分为“可救型和不可救型”，又将“可救型自杀”分为“消极的自杀”和“积极的自杀”，他说：“自杀并非是绝对的非，因为有利他救世诚意的存在。”自杀者有的固然是为某种超强的压力所逼迫，而有的则是为某种清醒的追求和抗争而主动殉身。世界语学者由比忠之进就是为了一个正义的信念，不惜以毁灭自己的血肉之躯来抗议的，他的自杀，就是“积极的自杀”。

总体来看中日本文人的自杀，大部分可以用19世纪法国著名社会学者杜尔凯姆理论来解释。日本在东亚，因伦理观、价值观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较深，故而以抗争为目的的自杀，要比西方多得多。然而，杜尔凯姆理论毕竟是面向19世纪的欧洲的，不能全部适用于近百年来的日本人。特别是对于自杀的是非，杜尔凯姆认为所有的自杀都是应该批判的，其实，由比忠之进的自杀就没有什么可批判的，反倒是对促成他们自杀的社会本身应该批判。当然，他的自杀是纯社会原因所引起，这一点，还是符合杜尔凯姆首先着眼于社会因素的理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