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扬/文

日本人遇强则乖的性格使其在中日白江口海战惨败以后，变得谦恭有礼，开始沉心向中国学习，国民素质得以迅速提升。

《旧唐书•东夷传》对日本的描述为：“倭国者，古倭奴国也。去京师一万四千里，在新罗东南大海中。依山岛而居，东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世与中国通。其国，居无城郭，以木为栅，以草为屋。”“日本国者，倭国之别种也。以其国在日边，故以日本为名。或曰，倭国自恶其名不雅，改为日本。或云，日本旧小国，并倭国之地。其人入朝者，多自矜大，不以实对，故中国疑焉。”

《旧唐书》系后晋刘昫等人编著，他们将倭国和日本并列国名，并对“倭”字望文生义，显然写作时没有考据好相关资料。事实上，日本曾在三国时通使魏国，魏帝曹睿曾御封日本君主为“亲魏倭王”，其所在国家就叫做“倭国”，其中的“倭”字并无贬义，在日文中同“大和”发音相同，到了公元七世纪时对外国号修正为日本国，其民族以“大和”自称。

刘昫所处的时代距离盛唐时期相去200年，其对日本国的记述如此模糊，当知盛唐时候，人们对日本的、印象更加粗犷，许多人甚至不知道东海里还有这样一个国家。

破败的蛮夷之邦与贫穷的岛民

《旧唐书》中描绘日本国的简陋，“其国，居无城郭，以木为栅，以草为屋。”岛上“多女少男”，人们“并皆跣足，以幅布蔽其前后”，如此模样，当知日本国的生产力低下。

当是时，日本国的大和政权兴起，征服了岛上的五十余国，结束了日本历史上的奴隶制社会，开始向封建制社会过渡。其国君称为“大王”，一些封建贵族竞相争夺权力。

日本是一个多山的岛国，山地和丘陵占总面积的71%，这样的地势非常不利于耕种，好在日本此时人口不多，靠平原上的耕种和岛周围丰富的渔场，还是可以果腹的。但持续日久的奴隶制社会及诸多小国的相互攻伐，除奴隶主和贵族可以奢侈地生活之外，奴隶及农民、渔民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此时称为日本史上的“古坟时代”，本州岛南部建有一些巨大的穴式土堆，四周有壕沟，坟的周遭围绕着中空的黏土塑像，坟内有铜镜、珠宝等物品建筑，这样的坟墓需要花费大笔金钱，普通人是难以负担的，由此可以佐证此时的贫富悬殊。

此时的唐朝进入到了成熟的封建时代，一个民殷国富的封建鼎盛时期正在开启，富裕的唐朝人在日本人面前是极有优越感的。

富有侵略意识但遇强则乖

日本将“大王”改称“天皇”，是说日本天皇乃是日本神话中的创世之神天照大神之后裔，成为日本君权神授的依据。第一次应用“天皇”这一称号的，是在推古朝摄政的圣德太子，在遣使给隋炀帝的国书中写道“东天皇敬曰西皇帝”的字样，可见日本自恃有海洋天险，不将中国视为宗主国地位，而追求平等的坐席。

许是岛国的出路意识及资源的匮乏，日本此时已经意识到朝鲜半岛（朝鲜系明朝皇帝的赐名）是其陆路的最佳通路，因而重视对半岛的经营。是时半岛上有三个国家：西南部的百济、东南部的新罗以及北部的高丽，因为地理的关系，日本与百济来往频繁。

隋唐二朝一直与新罗国相处甚洽，高丽国自恃强盛欺凌新罗和百济，惹得隋炀帝和唐太宗接连征讨，唐太宗更是亲征，可惜未曾达到战略目的，使高丽国气势更盛。唐高宗显庆五年（公元660年），高丽不顾唐朝的颜面，联合百济攻打新罗，很快夺下三十余城，新罗国亡在旦夕。唐高宗见状，急派左卫大将军苏定方统率水陆军十三万人前来援助新罗国，分为北、南两路军，北路军在半岛北部与高丽兵相持，南路军从成山（今山东荣城）由海路出发，联合新罗军五万人，于当年七月攻下百济王城。

日本人知道，若百济灭亡，则日本在半岛上的势力会被全部清除。龙朔元年（公元661年）正月，日本派出战船近千艘，兵员数万跨过朝鲜海峡，决意援助百济抗击大唐。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八月二十七日上午，由检校带方州刺史刘仁轨率领的海军（战船一百七十余艘、唐兵七千余人，新罗军五千余人）到了白江口（今韩国锦江入海口附近），日本与百济联军（战船八百余艘，日军四万二千余人、百济军五千余人）恰在这里，于是白江口海战成了中日历史上的首次大战。

此时“倭船千艘，停在白沙，百济精骑，岸上守船”，日本人看到唐军仅有百余只船，感到胜券在握，于是率先发起进攻，八百余艘战船一窝蜂似的向唐军水阵冲去。但是，日本人忽略了一个细节，即唐军战船虽少，个头却很大且壁坚高固，唐军居高临下可以箭雨连发，日船难以近身。刘仁轨看到日本小船一窝蜂似的围了上来，欺负日本人尚不知三国故事，令唐军居于上风处，然后顺风连发火箭，一时间“烟焰涨天、海水皆赤”，于是白江口重新上演了“火烧赤壁”的一幕，烧死呛死外加弃船跳水淹死，一万多日本人沉到白江口水底，近千只战船也灰飞烟灭，中国与日本有史以来的首次大型战争，以日本完败而结束。

经此一役，日本人明白了以己全力难以撼动唐朝，遂息心止动，转而虚心向唐朝拜师学艺。此后一直到了明朝万历年间，日本出了一名战争狂人丰臣秀吉，他决心抛弃日本对中华文化的仰慕，并提出首先要征服朝鲜，再来征服中国，后再征服印度，建立一个包括日本、中国、印度、朝鲜在内的亚洲大帝国的路径。可见白江口战役意义长远，一战奠定了东亚近千年间的政治、文化格局，日本人遇挫则乖，不敢轻易向中国启衅叫板。

白江口海战后，日本人退回本岛，生怕唐朝来攻，连建数道防线意图防御唐朝舟师，谁知唐朝对日本岛国毫无兴趣，让日本人空担心许久。因为唐朝皇帝和大臣压根儿未将日本瞧在眼中，白江口一战打就打了，胜利即可，没有穷追猛打的价值。一句话，日本其实不重要。

但日本岛国国土有限、资源有限、交通受限，日本人若安居乐业也就罢了，偏偏有后世丰臣秀吉这样狂人出现，那么其身边庞大的中国就是其琢磨的对象，地域使中日之间有了天然利害关系。依日本人的品性，若其野心滋生的时候，中国来一场如白江口海战的胜局，则日本人肯定会消停一阵，只是可惜，中国近代并未延续这样的光荣，此为后话。

沉心学习，谦恭有礼

公元六世纪，日本的圣德太子在摄政期间（公元593—621年），采取了一些改革的措施，并派出遣隋使学习隋朝的政治制度及文化。隋末大乱，中断了日本人来中国学习的脚步，他们看到这个帝国分崩离析，认为会大伤元气，又因为想维系他们在朝鲜半岛上的战略利益，于是有了白江口海战。惨败使他们认识到，日本岛国尚无能力与这个大帝国相抗，甚至连交手的资格都没有。他们于是沉下心来，决计向中华帝国虚心学习。

圣德太子的革新其实是日本“大化革新”的序幕，所谓“大化革新”，就是日本从一个落后的奴隶制社会迈向成熟的封建制的跃飞事件。到了公元七世纪时，日本迈入封建制社会，但其社会、政治发展的水平与亚洲大陆相比落后太多，如圣德太子这些政治人物突然发现，在自己身旁已经有了一个存在一千多年的封建国家，其典章制度又非常完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日本决意复制中国的各项制度和文化，是非常睿智的决定，也是唯一的捷径。

隋朝时，日本共遣使三次，分别于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大业四年（公元608年）和大业十年（公元614年）成行，此后由于圣德太子逝去及隋末动乱，日本遣使一度停顿。

公元645年，日本孝德天皇宣布模仿中国定年号为“大化”，并以唐朝律令制度为蓝本，参酌日本旧习，从经济到政治方面进行了改革，废除了贵族专权体制，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体制，史称日本的“大化革新”。为了适应日本的革新浪潮，孝德天皇开始频繁向唐朝遣使，自唐高宗永徽四年（公元653年）到总章二年（公元669年）十六年间共派出遣唐使六次，平均二年余就遣使一次，可见日本学习的迫切。在此期间，日本树立了中央集权的思想，受唐朝三省六部制和州县制的影响，实行“八省百官”制和国郡里制；经济上，建立班田收授法和租庸调制；军事上实行征兵制，京师设五卫府，地方设军团，所有军队一律归中央统一指挥。

可以发现，中日的白江口海战正是发生在日本的“大化革新”期间，但战争并未影响日本的遣使脚步。对于日本来说，战争的惨败使其惊惧一阵，在本土上筑土防守即为例证，也使日本更加体会到唐朝的强大和先进，坚定了深入学习的决心；对于唐朝来说，白江口海战实为不起眼的小战，实在不屑以日本为对手，现在日本得到教训，想继续学习，那就照准吧。

此后日本进入奈良时期（公元710年—790年），其间派了五次遣唐使，次数虽少但人数较多，每次将近600人，这是因为学习典章制度和律令的高潮已经过去，现在大批人西渡是为了学习文化，有的人“好读经史，解属文，容止温雅”，俨然一派儒士风度，有的人志于潜心学佛，大量学问僧、清益僧不畏险阻，冒死浮海，所以到了公元八世纪初，日本人由于全面复制中国的文化并身体力行，中国人已知道日本是“礼仪敦行”的“君子国”。

说起日本人的好学以及知礼识文，必谈其代表人物阿倍仲麻吕。唐玄宗开元四年（公元716年），日本决定派遣五百五十七人组成的第八次遣唐船，其中有一位来自奈良的遣唐留学生阿倍仲麻吕。

他到达长安不久入国子监太学，修习礼记、周礼、诗经、左传等经典，毕业后参加科举，竟然考中进士，被授为左春坊司经局校书（正九品下），此后历唐玄宗、唐肃宗、唐代宗三代皇帝，官至二品，荣达公爵。阿倍仲麻吕仕途堪旺，又学识渊博、才华过人，尤善诗文，他与唐代大诗人李白、王维、储光曦、包佶等人有密切交往，且诗文相和。天宝十二载（公元753年），五十六岁的阿倍仲麻吕有思归之意，请得唐玄宗同意，被任命为唐朝回聘日本使节回国省亲。不料途中遇到风暴，阿倍仲麻吕所乘船只被风吹到安南（今越南），他虽历险得存，但彼时讯息艰难，长安朋友都认为他已经葬身大海，于是，“诗仙”李白以《哭晁卿衡》为名写了一首著名的悼亡诗，诗曰：

日本晁卿辞帝都，

征帆一片绕蓬壶。

明月不归沉碧海，

白云愁色满苍梧。

阿倍仲麻吕到长安时起了中文名字，初名朝衡，后改为晁衡。

因为僻处荒岛，日本的政治进化程度甚至落后于朝鲜半岛上的国家，得益于“大化革新”，日本因为直接复制唐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制度，并引入儒学和佛学思想教化民众，使日本的政治生态和整体文化水平提升到一个相当的高度，其国民性格也应该大致与唐朝相同，若如此，中国与日本应该成为一对睦邻，至少从有唐一朝来看，其发展脉络应该如此。

但近代日本的“明治维新”植入西方文化和制度，内敛的中华文化被富有侵略性的西方文化所代替，并与日本所谓的“武士精神”相结合，再加上地域政治的排他性，近代日本成为中国的“恶邻”，盛唐人则无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