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抗战时期有一群特殊的日本兵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中国军队共俘虏日军数千人（不含日本投降时集体投降的日军）。这个数字不算多，究其原因，主要是日军实在难捉。这数千日俘是抗日战争中非常特殊的一个群体。日军被俘后有怎样曲折的经历？

“日本人宁愿被打死而不愿当俘虏”

日军难捉是出了名的。抗战初期，朱德曾对史沫特莱感慨：“日本人宁愿被打死而不愿当俘虏。”

平型关大捷是八路军的开门红，打得很漂亮。美中不足的是，居然没抓到一个俘虏。对此，全军上下感到十分意外。

一个多月后的山西广阳伏击战，八路军终于抓到第一个俘虏——一名叫加藤幸夫的运输兵，还是115师343旅参谋长、开国上将陈士榘亲手擒获。新四军1938年4月才挺进敌后，在江苏捉到第一个日军（同年7月），尽管比八路军迟，但那个叫香河正男的俘虏却因与新四军军长叶挺留下合影，名气更大。

国民党军捉到第一个日俘据说是在“八一三”淞沪会战。那么大一个战役，抓到俘虏很正常，否则怎么说得过去？不过，国民党军活捉日军也很难。昆仑关战役算是国民党军扬眉吐气的一仗，其间，第31军包围日军一个联合支队，1万余人打千余人，最后居然只逮到1个俘虏。

日军俘虏怎么那么难捉？

日军对被俘十分忌讳，做了许多防范，大致可分为“软防范”和“硬防范”两个方面。所谓软防范就是思想防范，日军首先对士兵洗脑，使其牢固树立荣誉重于生命的信条，与其被俘，不如一死。所谓硬防范就是制度防范，日军规定，100小时内不归队视为阵亡，灵牌送靖国神社，家属享受优抚；若逾期归队，轻则勒令自尽，重则送军事法庭审判。此外，日军还造谣说，被俘后会被支那军队残酷虐待。日军还威胁如果有士兵当俘虏，会第一时间通知国内的家人，使其一辈子抬不起头。

伤重被俘，是日军被捉的普遍模式

那么，中国军队又是怎样抓到那些战俘的呢？

伤重被俘，这是日军被捉的普遍模式。落单被俘，也比较常见。如腾冲之战中，吉野孝公所在守备队全挂了，只剩他重伤未死。吉野困饿交加，走投无路之下，稀里糊涂闯入中国便衣队布置的暗哨房间，自投罗网做了俘虏。

中方很难活捉日军，不过那是抗战前期的事儿。数据是枯燥的，但也是最有说服力的：1940年，主动投诚者占八路军内日本俘虏的7％，1942年为18％，1943年则上升到48％，1944年更达到80%。

日军往往自视甚高，视侵略为爱国，思想极为顽固，很难驯服。这些人即使沦为阶下囚，嚣张依旧，甚至敢打骂管理人员。日机轰炸宝鸡时，该地战俘看守所里的日军竟自动集中到场院中行注目礼，还集体欢呼。

日军被俘后，普遍会产生逃跑或自杀的念头，并伺机付诸行动。战俘所在的部队引以为耻，加上担心其泄露本军机密，巴不得中国军队代劳将日俘杀掉，不然就亲自动手。1944年8月，日军逼近贵州，设在该省的第二日本战俘收容所被迫向重庆迁移。日方得到消息，派出飞机，对押解战俘的车队穷追不舍。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战俘从地球上消失。

八路军三招收服顽俘

抓住日俘难，改造日俘更难。中方“教化”日俘的方法很多，归纳起来主要是三条：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明之以事。

动之以情是改造日俘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环节。中国人优待日俘的故事实在太多，这里只说一个。山田一郎是日本东京大学的高材生，被俘一年多，毫无被感化的迹象。1940年10月，山田染上伤寒，他知道根据地缺医少药，只能等死。昏迷三天三夜之后，他居然活了过来。不久，一个特殊人物——刘伯承来看他了！护士告诉山田：刘师长得知他得了伤寒，从100多里外踏雪赶来，还送他一桶酱菜（当时十分昂贵）！山田的心理防线，瞬间崩溃。

明之以事，就是用以身示教。渡边俊夫在百团大战中被俘，后被送到延安医院，和一个八路军伤员住在一起。两个病友混熟以后，渡边就放开甚至有些放肆了，向对方要烟抽，和对方侃大山，还要人家帮他带点黄酱。不久，渡边得知这个病友竟然是个旅长，吓了一跳。要知道，日军等级非常森严。但八路军官兵一致，军官和士兵混在一起还其乐融融。渡边算是开了眼界，觉得八路军不简单。

日俘的心理防线被突破，再加上开始正眼看中国军队，改造的第三步——“晓之以理”就该登场了。

国民党军在改造日俘上，一度也取得成功。1939年7月7日，世界红十字会官员彭尔拉姆斯视察宝鸡“第一战俘收容所”后表示，他去过不少战俘营，只有这里的战俘营最特别，因为不仅没有铁丝网，甚至战俘还可以请假外出买菜和写生。这些，离不开收容所所长、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汪大捷。他主持收容所后，第一件事就是把“收容所”的牌匾挂到角落，大门上换作“大同学园”。就此一招，就可以看出汪大捷不是凡人。可惜，他后来因故离职，国民党方面又缺乏他这样的人才，所以改造俘虏的绩效不如中共部队。

1945年1月，美国外交官约翰·艾默逊参观重庆日俘收容所后说：“这与在延安那些快快活活的日本人相比，真是鲜明的对照。”

部分日俘参加八路军，上前线抗日

日本战俘在抗日战争中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日本八路是更特殊的群体。

第一批日本八路产生于抗战第三年，尽管只有3个人，仍是破天荒的。1939年1月2日，在八路军前线司令部召开的庆祝元旦集会上，日俘前田光繁、小林武夫、冈田义雄三人突然上台，表示要当八路。总司令朱德当即走上台去与他们握手，表示欢迎，后来还邀请他们打篮球。

日本八路们干劲十足，于1939年11月创建了“日本士兵觉醒联盟”（后发展为日本反战同盟），从最初不到10人，1945年发展为“日本人民解放联盟”18个支部千余人。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前田光繁还两次回到延安，2005年又专程到中国参加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活动。前田光繁告诉中国记者，加入八路军，是他一生最英明的决定。

日俘对中国抗战的重要贡献，是在前线对日军展开心理战。抗战打到1939年5月，没有一个日军主动投诚，但之后逐渐多了起来，除了日军开始走下坡路外，日俘对日军的心理战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宫川启吉：第一批抗战烈士名录中唯一的日本人

小林清是日本八路中名气较大、故事较多的一员。一次，他在山东随八路军五支队攻打日军一个据点。结果，日军小队长被打死——这是八路军的功劳，还有6个鬼子主动出来投降，这就是小林清的功劳了，因为这几个鬼子说他们是听了小林清的喊话才出来的。其实，战场喊话风险很大，如小林清的“同事”松野觉就在车桥战役中被爆头。

小林清每次喊话都自报家门“我是第五混成旅团上等兵小林清”，所以他的喊话效果往往不错。当然，也因为这个，他的人头和许世友一起在日军悬赏之列。

小林清的贡献还不止这些。他在老部队是机枪手，到八路军后，要求干老本行。谁也不敢答应，最后还是许世友特批。一次，八路军机关被日军包围，小林清抱着熟悉的歪把子机枪掩护八路军突围，最后自己胳膊中弹负伤。

日军炮兵中尉山本一三向新四军投诚后也不甘落后，对新四军1师的练兵提出建议，得到师长粟裕首肯。

秋山良造的喊话功夫过人，在日军中的名气不比小林清差，以致日军被攻打时常问：“秋山君来了没有？”

表现最壮烈的日俘当属金野博，他1944年不幸被捕，严刑拷打之下仍坚称：“只要我不死，仍要回到八路军中去！”

日俘宫川启吉完成改造后，被日军悬赏，价值一架飞机。1945年，宫川等人在根据地被围，他不愿被俘，开枪自尽，年仅27岁。2014年，民政部公布第一批抗战烈士名录，宫川名列其中，是唯一的日本人。

日本八路在抗战期间牺牲36人（一说38人），中国没有忘记他们的贡献，在延安专门修建了纪念碑。他们的贡献，得到了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充分肯定。朱德在中共七大上指出，在华日本士兵积极开展反战活动，给予中方“很大的极其有价值的帮助”。

张振文、许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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