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杰

谈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尤其是宋教仁与孙中山之间关系,学者总会引用日本籍同盟会成员北一辉所着《支那革命外史》,北一辉究竟在《支那革命外史》当中是如何论述宋教仁与孙中山关系的,却很少有相对完整的研究和说明,直到《一个日本人的辛亥革命亲历记》(《支那革命外史》部分章节翻译而成),算是稍稍填补了空缺。这本书,为重新发现宋教仁案的事实真相提供了便利条件;同时也是由作者的偏见写就的,尤其是关于孙中山的部分。不得不说,阅读这样的历史书籍是需要有足够的知识积累和洞察能力的。

北一辉是谁

1907年3月4日,宋教仁在日记中写道:“十一时至《革命评论》社与宫崎滔天、北辉次郎谈良久。”

北辉次郎是北一辉的原名,这是有据可查的宋教仁与北一辉直接交往的最早记录。

北一辉1883年出生于日本新泻县佐渡郡。1906年,23岁的北一辉自费出版《国体论与纯正社会主义》,站在国家社会主义也就是后来的法西斯主义的立场上,严厉批评以天皇为主权中心的“国体论”,在反政府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崭露头角,并于同年加入日本本土的政治社团“革命评论社”;以及由日本留学生程家柽、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等人……联合孙中山所创办的“同盟会”。

1909年5月24日,宋教仁在与长期跟踪他的日本密探的谈话中,专门谈到了北一辉:此前被报纸所大肆报道之见习士官丁人俊,似乎被人们认作是清国革命党员。其实本年一月我在大阪期间就曾听说,丁某奉南京总督端方之密令,正为窃取有关军事上之机密文件而煞费苦心,四处活动。丁将窃取之机密文件亲自交给由国内特派来日之钮永建(此前被误认为是孙逸仙本人)之后,便逃离了本地,在清国公使馆内隐藏数日后,平安回国内……孙竹潭之所为亦是奉端方之密令之事实,已无法掩盖。与其有深交之吉田藤太、和田三郎等二人,与被免职之加藤仡夫、社会主义者北辉次郎往来频繁。此四人均为同一目的而行为。表面装出要给予清国革命运动以援助的模样,其实却是为获得军事上之机密文件而行动。北辉后来因为与其他三人意见不合而分手,加藤似乎亦于近日断绝了与吉田、和田等之联系。

上述文字见于日本外务省藏档案“441207,明治42年5月25日收到,乙秘第1391号”,原档称:清国革命党领袖宋教仁在与朋友交谈时,就此前离队出走之清国见习士官丁人俊以及目前被囚狱中之胡学伸等人之行为曾说道。这里的孙竹潭,应该是对于时任同盟会安徽分会会长孙

竹丹的误译。1911年6月,

孙竹丹被同盟会内部

当作内奸,用哑铃击死

后抛尸于大海。

查勘陈旭麓主编

的《宋教仁集》以及

郭汉民新编

的《宋教仁

集》,其中

都收录有宋

教仁于1912年

1月25日发给日

本黑龙会首领内田良

平的一封电文:“对您呕

心沥血完成三十万元借款

一事,深表谢意。另外由文、

吴氏给您带去一万五千

元,虽然微薄,但可用

作外交及其他活动费用,请收下。宋教仁。”

内田良平在回电中谈到了正在上海为宋教仁出谋划策的黑龙会骨干成员北一辉:“在完成三井借款一事上,我愉快地接到您打来的一封感谢电,不过其中所谈活动经费问题,我表示谢绝。在这方面,我倒是希望能给北一辉提供一些。”

这里的文即文锡震,吴即吴嵎,二人是当时以中华民国上海都督府求援特使身份派往日本,负责向日本三井物产株式会社即三井洋行借贷款项的。在此之前的1911年12月12日,宋教仁、陈其美曾经联名致电内田良平,请他以黄兴、宋教仁、陈其美、伍廷芳、李平书等人名义,草签一份借款合同。

1913年3月20日晚上,有望出任内阁总理的宋教仁,在上海沪宁火车站准备乘车前往北京时,遭到枪手武士英的背后枪击,于3月22日凌晨在沪宁铁路医院去世。1913年3月23日,《民立报》在报道宋教仁的遗体含殓仪式时,公开提到了北辉次郎即北一辉的名字:宋先生本在沪宁铁路医院三层楼上,时灵枢已由英士在外间购来,停放最下层略大之一室。二时许,宋先生之故旧毕集。三时三十分,送含者亲将舁床自三层楼抬下。衣衾棺椁,皆用中国旧式,棺楠木五寸,附体红缎平金衾衣。宋先生灵体下楼后,由服役者将衾穿服竣事,遂入棺含殓。视含者环立四周,哭声震宇,黄克强、于右任尤恸,沈缦云于含前数分钟由车站赶到,国民党交通部职员全体俱在此,外尚有钟文耀、伍廷芳、赵凤昌亦均会殓,皆哭失声。女士来者,为张昭汉、杨季威、陈鸿璧、舒惠桢,以花球置灵床,尚有日本人北辉次郎等四五人,皆泣不可抑。四点半盖棺,一时吊客抚棺大恸,夏绍笙、叶惠钧二君,又于哭泣中为简章之演说,顿足捶胸,人心大愤,均大呼“人人担任缉凶!”及后,又有日本人宫崎滔天亦踵至,灵床前已设位,遂向宋先生鞠躬,五时后始散。《民立报》社驻医院记者锡三,及刘君白均留院护守灵榇。

以上文字是在北一辉的《支那革命外史》之外所搜集到的北一辉与宋教仁的交往记录,这些记录足以证明:北一辉与宋教仁之间的关系,虽然没有作者反复炫耀的那么美好;两个之间的密切交往,却是确凿无疑的。

北一辉与宋教仁的交往

1911年10月17日,即武昌起义发生一个星期后,宋教仁给日本黑龙会首领内田良平发了一封电报,希望他能够支持中国革命。内田良平便差遣《时事月刊》编辑北一辉以特派记者身份来到中国。

北一辉于10月底抵达上海时,

宋教仁已经随同黄兴抵达湖北

武昌。北一辉与正在致力于光

复上海的陈其美等人短暂接触

后赶赴湖北武昌,成为宋教仁

身边的一名追随者。

北一辉赶到武昌后,发现

宋教仁一直郁郁不欢,他当时

对此并不理解。有一天晚上

在武昌都督府过夜,对岸的

枪炮声震得卧室的玻璃窗悉

悉作响。宋教仁对北一辉解

释说:“我来此地,实在是被

黄硬拉来的。像过去那样,

他总是不听我的忠告。我

认为老谭已在此地,我们

俩人没有必要来武汉了。

我正在策划率领南京的

新军夺取江南诸省以制令天下的大计。但黄兴不听我的,拉我来此,反而在黎元洪的支配下失去了我党的领导地位。昨天南京的代表来迎接我们了,我将顺江东下去南京。不管黄兴的成败如何,只要取下南京,收复汉口就易于反掌了。”

宋教仁抵达武昌后,曾经于1911年11月2日秘密策划推举黄兴为凌驾于鄂军都督黎元洪之上的湖北湖南大都督,遭到武昌首义将领吴兆麟、孙武、刘公、蔡济民、吴醒民、杨玉如等人的强烈反对;黄兴也认为要先打一仗,立下战功再建政府。

在黄兴组织的汉口保卫战节节失败的情况下,长江下游的上海、苏州、镇江等地,于11月4日至7日先后光复反正、宣告独立。被迫撤到南京城外的最具战斗力的新军第九镇,却在11月9日的攻城战役中遭受重创、溃不成军。

11月13日晚上,宋教仁给正在汉口前线督战的黄兴留下一张便条,便与北一辉、倪铁生等人一起,乘坐日本轮船“大利丸”离开武昌赶赴南京。抵达南京城外的长江码头时,张勋正在南京城区残酷镇压革命党人,只见城门上挂满人头。

11月16日,抵达镇江的宋教仁与刚刚从南京监狱中释放的同盟会骨干孙毓筠(少侯)一起,在镇江会见了正在组建苏浙联军的徐绍桢、林述庆等人。

据范鸿仙一年之后回忆说:第九镇攻打雨花台失败后,他急忙委派倪铁生带着自己的亲笔信函赶赴湖北,敦请宋教仁回到长江下游主持革命党内部的协调工作。宋教仁从武汉抵达镇江,范鸿仙希望他能够留下来疏通各路军队,宋教仁却对范鸿仙说:“我暂时要到上海、苏州、杭州一带筹划建立临时中央政府的事情,疏通军队的工作由你来担任。过几天南京被攻克之后,我再来这里组织临时政府。”

经过苏浙联军的浴血奋战,南京城区于1911年12月2日宣布光复。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北一辉先后给黑龙会发去36封电报,按照台湾学者黄自进的归纳概括,北一辉通过黑龙会主要给日本政府提出了四项建议:

其一,日本应支持在南方革命阵营的基础上推动南北统一。

其二,今后应厚植以宋教仁为中心的亲日派势力。他认为宋教仁是留日学生领袖,亲日派在中国政坛上的代言人。“宋教仁在中国政坛上势力的消长,自然也可视为日本在中国势力的进退。”

其三,应联合美国,支持南京临时政府的财政。

其四,反对满洲独立。

南京光复后,镇江都督林述庆抢在自己的老上司、苏浙联军总司令徐绍祯前面入住两江总督府,各路军头为此几乎要发生火并。宋教仁火中取栗,施展自己的合纵联横之术,成功调解了一场军政危机:林述庆出任北伐军总司令,总司令部设在扬州;徐绍祯辞去苏浙联军总司令一职。苏州都督程德全到南京就任江苏都督,宋教仁出任相当于江苏省长的政务厅长。

接下来,黄兴、宋教仁、陈其美、北一辉等人开始谋求凌驾于程德全之上的各省联合政府,于是又上演了一出黄兴在与黎元洪争夺大元帅职位中宣告失败的一场闹剧。在黄兴迟迟不肯赴南京出任代行大元帅职务的副元帅的情况下,孙中山适时回国,成为临时大总统的不二人选。

关于此事,北一辉在写回日本的书信中愤愤不平地介绍说:“昔者革命儿拿翁(拿破仑),得悉巴黎危急,弃其军在埃及沙漠,单身归京。但孙公至今尚未归来,实为愚不可及。不过,随着武汉起义骤然爆发,身在美国的孙逸仙顿时全身罩上五彩光环……在欧洲几国风光了一番,然后就以英雄的姿态站在上海埠头了……英雄就在我们的眼前耸立起来了。对俘虏和败将表示不满的群众心理发酵了在大元帅之上必须得有英雄人物的想法。”

这段话是北一辉针对孙中山的反讽话语。“俘虏”,指的是被武昌首义将领俘获之后强行拥立为鄂军都督的黎元洪。“败将”,指的是一生当中从来没有打过一次胜仗的黄兴。

孙中山出任大总统,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掌握着江苏省的军警大权的宋教仁。按照北一辉的说法,当他从上海来到南京劝说宋教仁主动拥戴孙中山时,宋教仁气得满脸通红:“我已经被兄的大元帅说所误,又被黄的优柔寡断所误,如果再被孙的空想所误,这革命将何以处之?黄君食言不来也罢,我有兵力。但我绝不允许孙辈踏入这城门一步!”

关键时刻,同盟会元老张继专门从上海来到南京游说宋教仁,然后陪同宋教仁一起回到上海与孙中山握手言和。按照北一辉的说法,经过一番秘密协商,“宋君对孙君的美国理想让步,虽设置了总理,但不负全责;大总统本身掌握大权,任命官员。”对于这种妥协让步,宋教仁对北一辉解释说:“现在的临时政府,仅仅运作到北伐成功为止,今日最要紧的是讨满与共和的协调团结,美制与法制的孰优孰劣应该是天下统一后再解决的问题。”

按照北一辉的说法,在宋教仁不能如愿出任相当于内阁总理的内务总长的情况下,是他建议宋教仁出任了法制院总裁,并且推荐湖北都督府的民政长汤化龙出任了法制院的副总裁。

等到宋教仁遇难之后,北一辉反思评论宋教仁与孙中山、黄兴等人的关系说:“宋君自认英才,这确实没错,其长处在于具有大局眼光。黄君热情雅量,也不失为一个优秀人物,但就是欠缺大局眼光。他不听宋君的忠告而屡误大事。世人视黄失守汉阳逃往上海的行为是中华民族怯懦的表现……此后的事实表明,宋君乃天底下最最不幸的命运之子。”

宋教仁案中的北一辉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沪宁火车站遭受暗杀。关于此事,北一辉的说法是,在宋教仁“横死的前日”,他和宋教仁“还议论纵横,且发生争论”;“故人宋君倒在上海火车站的刺杀现场,他一手捂住像瀑布般喷出的血流,一手抱着于右任君的头,说出遗言:‘南北统一乃余之素志,诸友若因小故而相争必将误国也。’宋教仁一死,革命党的脑袋就敲碎了……黄兴扶着棺木号淘大哭。谭人凤随后赶到,大发雷霆。闻宋被杀,天下骚然——恶逆至此,夫复何言。主谋者忙于治丧。”

北一辉所谓的“主谋者”,指的是主动垫钱给宋教仁购置楠木棺材的前沪军都督陈其美(英士)。北一辉认为,在代理理事长宋教仁的实际主持下,国民党在全国范围的国会选举中,赢得了参众两院的多数议席,有望出任内阁总理。宋教仁既不想让“南孙”即孙中山出任总统,也不考虑让“北袁”即袁世凯出任总统,而是想让第三者——被认为最愚笨懦弱的黎元洪——来当总统。这些因素构成他遭受暗杀的直接原因。是孙中山暗示陈其美杀掉宋教仁的,袁世凯与孙中山在暗杀宋教仁一事上,可能存在着相互联手的可能性:“不能不谈的是作为二次革命的诱因,那就是故人宋教仁君的横死事件。宋被刺杀,是天人共愤之恶业。亡灵的不白之寃,是三年来隐藏在鄙人心中的最大块垒。鄙人可以负责任地说:袁不是暗杀宋的主犯,他仅仅是个从犯而已。暗杀计划的主谋者是宋的革命‘战友’陈其美,还有一名惊天从犯……”

按照北一辉的解释,杀害宋教仁的主谋陈其美,同时也是挑起发动所谓“二次革命”的罪魁祸首:“主谋者觉得与其他大从犯一起举兵,既能瞒天下之耳目,又可以扳倒北方的从犯,岂非一举两得?而北方的从犯对主谋者与其他从犯的背信大感愤怒,为了表示自己的清白,也做出了格外强硬的姿态。革命党的舆论对袁的强硬甚感愤怒,且误认袁就是主谋,于是和真正的主犯组成不义之军。举兵谋略由上海都督府像无底之瓶似地泄露出来。具体的杀人凶手从租界警察局引渡到主谋者的权力范围后,要不是立即被毒死,就是马上逃走了。”

令人遗憾的是,被日本政府以教唆下级军官于1936年2月26日发动武装政变的思想主导犯的罪名执行枪决的北一辉,再也没有像他所承诺的那样,为宋教仁案提供完整确凿的证据链条。万分侥幸的,当年的日本外务省在档案文献当中,保存了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所记录的北一辉的部分言行。

在标明“机密第47号,大正二年(1913年)4月8日”的日本外务省密件中,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在写给“外务大臣男爵牧野伸显”的关于北辉次郎的报告中写道:“今回发生了宋教仁暗杀事件。有关暗杀疑犯及行凶情况,该人信口雌黄,密告黄兴与在华侨民共谋,又密告各国租界的警察也有干系,引起中国人和外国人的重大疑惑,对我在华国人也有其他嫌疑。若任由其胡言乱语,必将严重妨碍地方之安宁。为此,命令该人从本日起三年内不准在清国侨居。”

在标明“机密第730号5月1日考察人谈话摘要”的另一份日本外务省密件中,更加具体地记录了北一辉关于宋教仁案的私人调查:“接受离境命令于近日归国的社会主义者北辉次郎就宋教仁暗杀事件做了如左谈话,其谈话内容真假难辨,现上报仅供参考。在暗杀宋教仁的阴谋者中,有化名为王古谟的大久保丰彦,目前滞留在上海香港路5号我国人长冈丰所经营的慈惠医院内。其在宋被暗杀前后,往来于应桂馨等人之间,并将多数秘密档案交给其洋妾的干爹叫做野口某某的保藏。关于大久保的行为,住在上海北四川路横滨桥旁168号的高望信弥及长田实等人都愿意在任何时候挺身作证。已被拘留的应桂馨等人,若坦白右面之关系,将对我国外交工作产生巨大的影响。”

北一辉所提供的相关人证及其线索,是有一部分真实性的;但是,这些线索只可以用来强化陈其美是谋杀宋教仁的第一嫌疑人的证据链条,却不足以支撑孙中山和袁世凯是宋案“从犯”的有罪推定。北一辉在《支那革命外史》一书中针对孙中山的诸多言论指控,实在缺乏证据,属于有罪推定,近乎诋毁。

(有兴趣了解深入宋教仁案的读者,可以寻访本文作者旧着《谁谋杀了宋教仁》和他历年来在经济观察报发表的《宋教仁案中的应夔丞与吴乃文》、《寻访历史悬案中的宋教仁》等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