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2月12日清帝逊位。随着形势的骤变，2月13日内田良平给宋教仁直接发出电报，不再提出先决条件：“不仅承认问题，为了商议支那永远安康之道路，请在时局解决以前紧急来日。”此电文内容抽象，但是却透露出要求让日方参与或参照日方意见决定清帝逊位之后中国未来道路的意思。杉山茂丸和内田良平的行为，显然引起了孙中山等人的怀疑，孙中山提出：“如果得到承认，却有难以保全领土之虞，就不进行和议(“和平谈判”—引者)。”在摸不清日本方面是否有借机提出领土要求的情况下，宋教仁也决定推迟访日。面对这种偷鸡不成反蚀把米的局面，内田良平和小川平吉与2月20日分别向宋教仁发出电报，反复申明“满洲独立只是一句虚言，已向当局认证，务请安心。”

事实上，19世纪末期直至辛亥革命发生前后，日本政府当局的中国政策与日本大陆浪人的活动之间有着一定的距离。尽管日本许多政治家对中国抱有侵略野心，但作为一国政府，日本政府不得不以当时的中国政府为交涉对象，因而日本政府在孙中山当初来日本进行革命活动时曾经应清朝政府之请而设置障碍，在辛亥革命之后也采取观望态度而不肯立即承认中华民国，在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时也没有主动抛弃袁世凯而采取支持孙中山一派的政策。然而这在一部分日本人看来，从在开始处理朝鲜问题时与清国发生冲突以来，“政府当局的外交方针总是因循姑息，缺乏为东亚全局而进行远大经纶的气魄。”[32]因此就有了以“在野”身份考虑“东亚经纶”、进行“大陆经营”，以确立日本在东亚的主导地位进而扩大日本“国权”为使命的“大陆浪人”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

“大陆浪人”的“大陆经营”，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是“形似侵略而实非侵略”：日本与清、韩两国之间的关系实为唇亡齿寒，如果两国具有值得结为友邦的实力共同抵御欧洲列强侵略更好，但当今西力东渐年年加剧，支那自身已如同形骸而实成大老衰国，“清韩两国遭到列强侵略之际，余波必然威胁到我国的存亡”。为了防止这一情况的发生，不如由日本“唤起邻邦觉醒，指导进行改善，在这些国家扶植我们的势力以扩展我国国防线，从而达到保全东亚的目的。”也就是说，“大陆经营”实为一种通过纳中国与朝鲜半岛于日本的势力范围之中而从欧洲列强侵略魔掌中“保护东亚不受侵略的不得已的做法。”这就是他们所谓的“亚洲主义”的真髓，大陆浪人之所以敢于不知羞耻地称自己为“东亚先觉志士”，就是来自于他们这种所谓的“东亚经纶论”。然而遗憾的是，包括孙中山在内的革命家们当时也常常以“志士”相称这些大陆浪人们。

大陆浪人们自己在日本坚持“在野”的立场，却对中国的政权更替抱有极大的兴趣，并且拼命接近中国的政权中枢，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考察先觉志士的大陆经营论，构成其思想根底的毫无疑问就是热烈的爱国心和民族的自信。”黑龙会的这段自我表白，不仅能够说明大陆浪人“大陆经营”的性质，同时也能够说明，大陆浪人知道只有通过主张日本国家利益的形式，他们才能够以日本国家为后盾实现个人野心。日本的“大陆浪人”中，其实不乏抱有另辟蹊径、在大陆实现个人野心之人，这也就是他们当初之所以能够从“民权派”轻而易举地变身为“国权派”的真正原因。比起与日本政府面和心不合的关系来说，大陆浪人与日本军部的关系更为接近。他们的“大陆经营论”与日本军部中主张侵略大陆的势力不谋而和，大陆浪人的个人野心使他们能够自然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大陆的尖兵。

大陆浪人们进行“大陆经营”的第一个对象是朝鲜半岛。为了造成日本侵略朝鲜的借口，内田良平在玄洋社内组织了“天佑侠”，在朝鲜制造动乱。1882年的“壬午兵变”之后，大陆浪人感觉到：“要想从根本上彻底解决朝鲜问题，最终势必进一步与支那发生冲突。”“朝鲜被支那吞并意味着我国国防露出破绽，从结果上来说是阻塞了我国向大陆扩张的出口，不得不说是对帝国之大不利。”[35]但是由于事件后日本在朝鲜实力仍然没有超过清国，“让先觉志士不能不深感忧愤”，熊本的宗像政、土佐的中江兆民、奈良的樽井滕吉、爱媛的末广重恭等一起商议“对支方针”，并得到了福冈玄洋社社长平冈浩太郎和玄洋社精神领袖头山满的支持。头山满认为：“得到了大头，小头不劳自得;拿下了支那，朝鲜不招自来;与其与朝鲜冲突，不如直接料理支那。”朝鲜问题最终引发了甲午战争，马关条约签订后的三国干涉还辽令日本深感屈辱，开始以俄国为最大敌人，大陆浪人们更是积极主张对俄开战，其目的还是在于夺回日本当年在中国失去的权益，首当其冲的当然就是辽东半岛乃至包括整个东北地区和内蒙东部的所谓“满蒙”地区。

内田良平与满蒙问题

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不久，孙中山在《民报》的发刊词中，把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阐发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即三民主义。孙中山使用的“民权”，可能与他接受日本的近代国家思想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当时在国内，民主一词已经被讨论和使用，而孙中山此时所用的“民权”实际上也包含了“民主”的涵义，[37]这样我们就不得不考虑孙中山为什么舍“民主”而取“民权”来表示他实际上是对民主主义的追求。关于这一点，很多学者已从当时对各个词汇涵义广狭理解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探讨，然而却没有人注意到与孙中山有所交往的日本人与“民权”之间的思想联系。

其实，“民权”也是一个近代日本自己发明的话语。孙中山在日本政界最主要的盟友犬养毅，实际上就是日本明治时期“自由民权运动”的代表立宪改进党的创始人之一;日本所谓“大陆浪人”的一个最重要的母体，头山满、平冈浩太郎、杉山茂丸、内田良平、平山周、萱野长知、末永节出身的福冈的玄洋社，最初就是一个以要求民权为口号而建立的政治结社。大陆浪人中有很多原为武士阶层(日语中称“士族”)出身。因为士族在明治维新过程中被剥夺了特权，加上他们对明治政府中专制和腐败现象不满，1877年爆发了由西乡隆盛领导、以士族为中心的反对明治政府的西南战争(又称丁丑之乱、十年战争)。战争失败后，参加了西南战争或对西乡隆盛的福冈士族，为了继续与明治政府对抗，成立了玄洋社(1878年，初名为向阳社，1881年改名为玄洋社)，投入了“自由民权运动”。[39]但是，在当时处于上升时期的日本，国内追求民主的“民权”与对外争取日本国家利益的“国权”，两者之间不存在互相对立的关系。关于这一点，可以从1880年时向阳社就曾发起建立“讨清义勇军”，改名玄洋社时又制定了“敬戴皇室，爱重本国，固守人民权利”的三条纲领等事例上得到印证。由于明治政府1889年制定了《大日本帝国宪法》，1890年实行了第一次议会大选，使“自由民权运动”失去奋斗目标。坚持走在野道路的玄洋社，将更多精力投向追求国权，由此催化了大量具有国权主义思想的“大陆浪人”的诞生。因此，孙中山不可能不知道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历史，也不可能不清楚在这些人从民权主义者向国权主义者的蜕变过程中民族主义思想的催化作用。尽管孙中山日后解释的“民权主义”内容，与日本当年的“自由民权运动”有着很大的差异，然而也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证明孙中山在选择中国走民族国家道路的同时，在东京选择了使用“民权”一词时没有受到围在他周围的日本大陆浪人思想的影响。

如上所述，日本的大陆浪人支持孙中山进行革命其实都有一定的目的，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将东北和内蒙古东部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之中。按照黑龙会日后的说法，清朝末年以来瞄准中国的日本大陆浪人大致可以分为三种，一是希望借中央纲纪松弛、地方匪贼横行之机，自己来到中国甚至不惜成为匪贼首领以开拓新天地之人;一是耐心等待中国国内出现叛乱，支持叛乱力量打到清朝政府并实现支那更生之人;还有一种就是认准“先下手为强，将迟早逃脱不了遭到欧洲这些虎狼之国侵略的支那拿到手中才为上策”之人。而黑龙会内田良平一派选择的是第二种道路，因为“孙逸仙等来到日本为准备革命频频奔走时期，孙曾说过只要日本援助革命党，革命成功之际支那为日本而让出满洲之类的话。”按照内田良平1927年的说法：“我们赌上生命援助孙的革命，是因为它与日本的利益一致。孙举起的大义名分的革命旗帜为灭满兴汉，驱除满人并建立汉人的中国。所以我们可以帮助汉人将满人逼到不得不借助俄国力量的地步，然后日支合手打败俄国，将满洲和西伯利亚收归我有，一举打下大陆经营的基础。”所以，黑龙会及其周围的“大陆浪人”们“期待随着革命的成功而调整两国关系、解决满洲问题，因此才极大地援助了革命党。”他们当时认为，孙中山“即使做不到像他所说的那样放弃满洲，至少也可以轻而易举地达成协议，将该地区完全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从而排除威胁东亚不安的因素。”

出于这种考虑，辛亥革命发生以后将近一年半的时间里，内田良平一直主张日本要支持中国“保全领土”。]1911年12月他在黑龙会本部编辑的《内外时事月函》中发表《支那改造论》，指出日本政府争取主动，由日本指导“改造支那帝国，建设新政府”的重要性。按照内田良平的说法，日本能够帮助发生革命后的中国决定未来国家形式的，无非有三种方案可行：一是“保护满清朝廷，镇压革命党，改革现政府，保全清国”;二是“两分支那，以黄河以北为满清政府区域，黄河以南为革命党政府区域，各自建设适合支那国情的政府”;三是“废除满洲皇帝，以革命党政府取代满清政府，建设一个新机轴的联邦共和国”。然而，第一方案即“清国保全案”虽然是欧洲列强之所望，然因满清政府腐朽透顶实为最难实现;第二方案即“支那两分案”只能是一时权宜之策，因中国具有追求统一和民族融合的历史传统，所以从消除内乱的角度来看并非是“东亚永远之策”;第三方案即实施联邦共和，不仅符合中国历史传统、儒教传统和国民性，还可以杜绝人种倾轧、动辄革命的祸根，促进吸收先进文明，因此日本政府应该“活用主动地位与主动势力，让列国赞成日本方案，完成解决支那问题的任务”。

《支那改造论》中有这样一段对日本政府的警示，非常耐人寻味：“如果我国政府当局者依然采用因循姑息的手段，步列国尤其是俄德两国的后尘，扶持老朽的满廷，压制革命党，在北方就会失去帝国在满洲的优越地位，在南方长江一带就会丧失帝国已经到手的利益圈，而误国家百年大计。”但是，内田良平为什么认为“保全清廷”就会使日本失“在满洲的优越地位”呢?反言之，内田良平为什么会暗示日本政府如果支持革命党建立联邦共和政府就会能得到强化日本“在满洲的优越地位”的效果呢?这不得不让人联想到是不是与他们所说的孙中山当年有关“满蒙”的言论有关。

然而，第一次革命的成果很快就落在了袁世凯手中，这使黑龙会内田良平当初希望通过扶持亲日势力掌握政权而拿下“满蒙”的打算完全落空。在他们看来，“第一次支那革命因为袁世凯的出现，其结果恰似播种下稻谷却只收获了稗子。”因为“老狯的袁世凯反而利用满洲问题，提出同胞睨墙就会被日本夺走满洲，所以应该迅速停止内争而一致对付日本，并以此点为契机压制革命党达成了妥协，自己坐上了大总统的位置，使孙向日本的有志之士所承诺之事顷刻化为乌有，形势已经变得难以顺利圆满解决满洲问题。”出于在朝鲜问题上与日本打交道的经验，袁世凯对日本抱有很深的戒心和反感，因此也成为日本大陆浪人在辛亥革命发生后的主要防备和攻击对象，所以他们坚决反对南北媾和，反对孙中山将政权让于袁世凯，“一旦袁世凯左右时局，万事皆休”。日本的大陆浪人们，其实很清楚亲日派掌握中国政权对于他们在中国扩张日本国权上的作用。

许多大陆浪人在辛亥革命以后，仍然对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抱着很大的期待。内田良平日后公开提到，当年孙中山曾经亲口对他说道：“原来吾人之目的，在于灭满兴汉，至革命成功之晓，即令满蒙西伯利亚送与日本亦可也。”[52]但是从前述孙中山反对以领土为条件换取日本政府承认一事来看，即使孙中山当年有过类似的发言或“承诺”，毫无问题也只是一种为了寻求支持、以早日推翻满清政府夺取政权的便宜之语。民国元年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政府临时大总统之后不久在一次与记者谈话时，记者问他：“满蒙现状若何?”孙中山回答道：“中国方今自顾不暇，一时无力恢复蒙古，惟俟数年后，中国已臻强盛，尔时自能恢复故土。中国有四万万人，如数年以后，尚无能力以恢复已失去之疆土，则亦无能立国于大地之上。余深信中国必能恢复已失之领土，且绝不需外力之帮助。”

今天我们已经无法知道在这篇文章中孙中山为何只谈起蒙古而没有言及“满洲”，但是仍然可以从中感知辛亥革命发生、尤其是就任中华民国政府临时大总统之后孙中山在“满蒙”问题上开始具有强烈的领土意识。黑龙会首领内田良平1913年春天开始逐渐改变他的对中国方针，很可能就与孙中山的这种态度有关。1913年7月内田良平与1890年时已经开始策划“满蒙独立”而被称为“满洲建国先驱者”的川岛浪速合流并结成了“对支联合会”，开始着力推动分裂“满蒙”的工作，这就是内田良平在《对支私案》、《对支问题解决鄙见》等中提出分割中国方针的背景。尤其值得引起注意的是，《对支私案》中有“欲于将来进一步扶持亲日势力，最妙的就是让该党中有德有力的黄兴等成为新政府的首脑人物”一文，认定国民党中“有德有力”的不是孙中山，而是黄兴，这是内田良平对孙中山态度发生转变的最好注解。它说明，走到分裂“满蒙”这一步的内田良平，已经不再认为孙中山值得日本扶植，因为孙中山在分割“满蒙”于日本的问题上背信弃义。

内田良平在其1914年提交给日本政府有关部门的《对支问题解决鄙见》中，已经完全抛弃了他1911年12月在《支那改造论》中所提倡的保全中国领土、在中国实现联邦共和的主张，公然提出“支那的共和政体将来必然成为实现日支提携的一大障碍”，为了保证日本能够对中国进行指导的地位，必须借机“改变支那的共和政体为立宪君主制，以与日本的立宪君主制形式相统一”。《对支问题解决鄙见》中的中日两国《国防协约私案》(即前文所述及“21条”的蓝本)，公然提出要让中国“承认日本在南满洲及内蒙古的优越地位，将统治权委托给日本”，同意日本拿回德国所占领的胶州湾地区铁道矿山及一切权益，同意租借福建沿海重要港口给日本建设海军根据地，同意将改造陆军和建设海军事宜委托给日本，同意一律采用日本兵器规格，甚至要求同意日本在中国发生内乱时有权向中国出兵。为了迫使中国政府接受这个《协约》，他还向日本政府提出了这样一个“帝国支援支那民众要诀”：“促使以革命党、宗社党为首的各种具有不公平感觉的党派四处起义，在中国国内陷入混乱状态、袁政权土崩瓦解之际，我们从4亿民众中选择拥立最有信誉最有名声者进行支援，通过他实现改造政府和统一国家的大业，并由我国军队来恢复秩序，保护国民生命财产，因此(让日本——引者)得到人民悦服、政府信赖，这样就能够轻而易举地达到签订国防协约的目的。”内田良平在《对支问题解决鄙见》中还说道：要想让中国陷入混乱状态并非难事，只要我帝国对以革命党和各种具有不公平感觉的党派偷偷稍稍加以援助，他们便会立即一起举事。这一点，应该是内田良平在他长年与中国革命党人打交道中所得出的真实体会。

不仅是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陈其美等许多辛亥革命的领袖，都和日本大陆浪人发生过种种联系，都曾经得到过日本大陆浪人的有力支持。应该说，直到今天发现的各种历史文献资料，还不足以证明这些革命领袖们当年的确向日本的大陆浪人做出过割让领土的正式承诺。然而即使如此，为什么内田良平等日本大陆浪人会按照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灭满兴汉”的思想脉络中强调他们从中国分裂“满蒙”的合法性?这一点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思。

中国近代史中的日本因素

笔者向来认为，比起中国与欧美的关系来，中日关系对近代中国的历史走向发生了更加直接和更大强烈的影响。其中最具有代表意义的，就是中国近代革命家们从日本学到了建设“民族国家”的思想。这一点，也是从努力追求单一民族国家的日本之外的国家所无法学到的地方。日本追求单一民族国家的历史，造成许多日本国民自己也相信了他们具有其他国民所无法比拟的民族优越性，因而大言不惭地说指导东亚以不受欧洲侵略是自己的天职、日本具有拯救东亚的使命。但是因为这种所谓的“亚洲主义”与日本的国权主义思想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联系，包裹在亚洲主义中的民族优越感必然不断膨胀，最终导致日本逐步走向一个侵略国家并走向了毁灭。本文利用日本外务史料馆所藏当年外交文书和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所藏当年军事文书，以及当事者当年的叙述，从日本“大陆浪人”与一百年前发生的那场中国革命之间关系的角度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辛亥革命发生之前，由于革命党当时处于非法地位，所以支持中国革命家活动的多为日本在野人士，而其中当然又以将自己政治活动的舞台主要定位于中国和朝鲜半岛的大陆浪人为主。“民族国家”的思想不可能是大陆浪人的发明，但却是造成他们个人野心不断发酵的触媒。纵观他们在中国问题上的所作所为，能够发现他们心中都有一种盲目的日本民族优越感。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孙中山等革命家是为了推翻满清王朝才追求民族国家，而日本的大陆浪人们却是从另一个角度认识中国革命家追求民族国家的意义。那就是，他们从革命家提出的“灭满兴汉”和“驱除鞑虏”中看到了一种将中国的东北和内蒙古地区、甚至西藏地区囊括进日本势力范围，甚至变为日本领土的契机。

在围绕于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革命领袖周围的诸多日本大陆浪人中，即使有一部分可能没有像内田良平那样直接表露出对扩张日本在中国势力范围的兴趣，但是从他们与内田良平一直都能够互相配合默契进行活动上，可以看出他们不可能不清楚黑龙会支援中国革命的最终目的。从各种文献中也可以看出，孙中山等革命领袖当年也并不是没有察觉到日本大陆浪人的这一动机，也许是认为必须真正实施“灭满兴汉”和“驱除鞑虏”，也许是为了得到支援以便早日达到推翻满清政府、夺取政权的目的，他们从来没有对大陆浪人的这一想法进行正式批评，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民权、政权、国权，孰重、孰轻?在中国革命家们和日本黑龙会那里会有不同的理解;敌乎、友乎?在不同时期的不同价值判断中必然发生变异;这些看来似乎让人难以接受的历史，让我们不得不再次深思民族国家思想出现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利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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