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传——一个日本记者三十年中国、朝鲜生活札记》是日本记者佐藤铁治郎三十年中国、朝鲜观察的精粹，解密了很多晚清民国要人隐私，遭到了袁世凯长子和天津官员的封杀，以致孤本尘封于日本外务省百年之久。书中对于袁世凯朝鲜发迹情况记述颇多，而所抄录的来信、电稿、笔谈等，尤其是天津小站练兵时期的条理规章，新政时期的政令措施，很多内容现在已很难找到。

明治十九年春三月，也就是光绪十二年（1886），袁世凯奉清政府的命令，担任驻朝鲜办事大臣。李鸿章给韩王写了一封书信：

前奉琅函，以袁守世凯两次带队贵邦，扶危定倾，为贵君臣所信重，鸿章亦深契许。殿下欲留为将伯之助，已据情奏达天听。奉旨命驻汉城充办事大臣，兼襄助一切。以后贵国内治外交紧要事宜，望随时开诚布公，与以商榷，必于大局有裨。该守素性梗直，夙叨挚爱，遇事尤能尽言，殿下如不以为逆耳之谈，则幸甚矣。……

袁世凯这次朝鲜之行和以前大不相同，因为他不仅有了清政府的任命，而且又得到了李鸿章书信的支持，信中让他协助朝鲜打理一切事务，凡是有关朝鲜内政外交方面的紧要事宜都需要与袁世凯商榷，袁世凯俨然是来朝鲜监国的。袁世凯自己也觉得他的权力和地位在各国驻朝鲜的公使之上，遇到各国公使开会商议事务的时候，他就派翻译唐绍仪代替自己去。袁世凯的车马衣服以及出行的仪仗都极其华丽，不管是朝鲜官府的行为，还是外交事宜，事无大小他都要加以干涉，朝鲜没有一件事可以自己做主。朝鲜朝廷内也布满了袁世凯的心腹，就连那些掌握国家大权的人也都低声附和袁世凯，人才进退、官吏升迁等人事大权也被袁世凯所占有。甚至连韩王想换一个宫内的小臣，因为没有事先告知袁世凯，袁世凯就说韩王是任用小人，非把韩王任用的人赶走才满意。

日本政府给驻日的清朝公使徐氏写了一封书信，希望清政府能和日本结盟，共同谋取朝鲜进步，以保全东亚的和平，并嘱托清政府命令驻守在朝鲜的袁世凯到东京来，与日本的大臣面商此事。清政府得到徐氏的电报后，立即电令袁世凯赴日本，以促进两国之间的友好。这年五月，袁世凯抵达东京，与日本内阁总理伊藤博文以及各位大臣进行了会晤。日本提出了12条忠告，内容极为繁琐，故不一一列举。大意就是劝袁世凯不要损害了朝鲜的自主权，应该劝导朝鲜进行变法，从而实现国家独立自强。日清两国唇亡齿寒，应该通力合作，假设朝鲜真的灭亡了，这也并非是日清两国的幸福。如果日清两国都想吞并朝鲜，恐怕只能给西方各国留下口实，反而让他们坐收了渔翁之利。袁世凯表面表示同意日本的说法，但内心始终认为朝鲜是清朝的藩属国，不是别的国家所能干预的。日本当时也无可奈何。此次会晤之后，袁世凯的专横没有丝毫削减，最终导致朝鲜忍无可忍，只能向俄国求助。韩王多次到俄国的大使馆去密商国是。俄国公使想让韩王加盖国玺作为凭证，韩王不得已只能给俄国一份密函。并在上面加盖了国玺，其大意是要求脱离清朝而谋求独立。

事实上，当韩王刚刚萌发和俄国交好念头的时候，袁世凯就已经知道了。因为韩王身边的大臣很多已经偷偷依附于袁世凯，只是韩王不知道罢了。闵泳翊将此事又秘密报告给了袁世凯，等到韩王送密函给俄国公使的时候，袁世凯已经给李鸿章发去了电函，陈述韩王此举的不是。现摘录李鸿章和袁世凯的几则电函于下，袁世凯的外交手段，从中可见一斑。

袁世凯致李鸿章的电报一：

顷得闵泳翊密告，韩王时以三千里山河臣服于华，深以为耻。廿余群小，因而附和，蛊惑日深，近派人至俄使韦贝处密约，求俄相助，保护自主独立，与天下各国皆平等。巨文岛亦求俄助韩防英。俄使因而愚之，欲要盖印国玺文凭为证。泳翊苦谏不入，孤掌难鸣，大局将从此决裂等语。泳翊词意迫急，求凯电禀钧前，速设法挽回，或已予俄公文，亦未可知。惟韩廷谬妄，至死不悔，忠言难入，乞早筹备，以免落俄之后。

袁世凯致李鸿章的电报二：

闵泳翊各语，已详前电。顷又来云：王首倡意，群小附之，蓄意已深，牢不可破。如拂之不但为王所疏，必为群小所害，徒死无益，不如阳顺联俄，阴密通华，庶可扫除群小。有此一变后，或可奠安社稷，求俄保护文凭，似已送过云云。凯管见韩继送文凭与俄，俄兵未必速来，不如待其联俄之举暴露，先派水师稍载陆军，奉旨迅渡，废此昏君，另立李氏之贤者。次以重兵继渡，俄见我先入韩，已易新君，或可息事，若侍俄兵先入，恐难措手。凯庸愚浅陋，无能补救，苟有一得，未敢壅于上闻。

袁世凯致李鸿章的电报三：

顷电局陈令（时韩电局皆归华员管理）面称：有俄使寄该国长电，不知何事，因线断未发。当即招泳翊至，诘问再三。翊云：李中堂如告人，翊必先死，中国问罪韩王，我无以对吾君。凯至再开导云，必求中堂秘密，亦不问王罪，不过去群小耳。翊始偷公文附本送来，并呈宪鉴。

袁世凯致李鸿章的电报四：

俄久欲在亚洲觅一水师出路，韩有此举，俄喜出望外，而不能甘心者，英与倭耳。可否乞速派大员核办，并密商英使派水师帮巡洋面，嘱倭不可因华动而妄动。宪意如何办理，乞密示，以便密谋英贝倭高联络一气。

袁世凯致李鸿章的电报五：

俄使韦贝及韩廷，尚不知中国已察觉，意欲待俄兵来，再明告各国与华平行。窃揣此时俄意，不过愚弄韩人，欲先得一海口，而徐图并吞。如华出其不意，先发速办，则事易了结，迟则俄必纠缠，纵可挽回，而韩难完全。明日有倭商船开往烟台，俄前电虽因线未修好，未曾发寄，兹必由烟寄回。调驻亚兵船来仁川，以壮韩胆。现西人纷议，俄将有兵来韩，东方不久必有战事。查此语系俄使慰藉韩之群小，以致传出，必无大兵东渡也。

李鸿章得到袁世凯的几封密电之后，就开始秘密筹划如何处理此事，他一方面征集兵力，一方面电报嘱咐清朝驻俄国的大使刘瑞芬，令其打探俄国政府的举动。李鸿章也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醇亲王进行了商议，并请醇亲王将这件事奏报朝廷。

清朝总理衙门收到李鸿章从袁世凯处得到的情报后，随即密奏给朝廷。清廷回复的旨意是：

本日奉懿旨：醇亲王呈李鸿章信函，各件均悉。此时情事未定，先以整军备俄为主。李鸿章务将调兵事宜，赶紧豫筹。为朝发夕至之计。先事宜审慎，不可大意；临事宜决断，不可犹疑。一面酌调兵轮赴朝鲜海面，不时操巡，以联声势。并电催陈允颐询问之事，有无把握。刘瑞芬诘问外部若何情形，一有确复，即电闻请旨办理。钦此。

袁世凯知道清廷已开始行动，于是开始向朝鲜诘难。韩王本就是缺乏头脑之人，当时实在是被袁世凯逼得没办法才走了这步险棋，现在袁世凯突然诘问，韩王知道事情已经泄露，顿时吓得惊慌失措，父子君臣相顾而泣，不知该如何是好，只能派大臣去乞求袁世凯原谅。韩王却不知道，袁世凯早已给清政府发去了电报，而且清廷前来问罪的军队已经在路上了。袁世凯知道韩王无能，俄国政府也未必会挑起战争，于是袁世凯又发电报给李鸿章，催促李鸿章尽快实行他的谋划。

李鸿章接连收到袁世凯的电报时，军队已经启程。所以在这次接到袁世凯的电报之后，李鸿章又增派了四艘军舰开抵仁川，以备乘机对朝鲜发动进攻。当时日本的各家报纸都报道了此事，一时间民众一片哗然。

恰巧丁汝昌率领的定远舰队碰到暗礁，船只受损，只得开往长崎石坞进行修理。日本国内民众因为极度痛恨清朝对朝鲜的恶劣举动，见到清军水师登岸，于是聚众杀伤了多名清朝士兵。丁汝昌发电报给李鸿章，说日本民众气势汹汹，朝鲜的事宜应重新加以审视，千万不可轻举妄动。

由于之后日清两国之间又发生了杀伤水师军人的事件，李鸿章前顾后盼，认为假使真的废黜韩王，日本一定不会认可。又因为清朝屡次就朝鲜向俄国寻求保护一事向俄国政府询问，俄国的回答总是说不知道；朝鲜又将此事归结为是一些小人所为，将金镇嘉等人治罪；清朝驻俄国公使刘瑞芬虽向俄国政府极力打探，但也是始终没有得到丝毫消息。有鉴于此，李鸿章只能秘密指示袁世凯见好就收，命令朝鲜政府要回给俄国公使的公文，严厉惩罚涉及此事的大臣，将此事就此了结，而原本打算派兵讨伐朝鲜的念头，也只能就此作罢。袁世凯得到李鸿章的指示后，暗地里通过一些手段，让朝鲜的民众怨恨自己的君王，希望借助民众的压力迫使韩王要回给俄国的公文。韩王迫不得已，只能去求俄国公使。俄国公使认为此事袁世凯不应加以干涉，倘若再加索要，俄国公使就电告俄国政府派兵来了结此事。朝鲜君臣左右为难，而俄国公使任由清朝多方鼓动，却佯装不知情。清朝最终也是无可奈何，只能按照老办法将此事了结。袁世凯伺机命令韩王逐去了几个身边的近臣。韩王派宰相徐相雨带着国书来到清廷谢罪，并通知袁世凯，声明这件事情朝廷确实毫不知情，即使有此事也是小人胡乱捏造，确实不是公文，朝鲜只得重新任用金允植，这件事才得以平息。

朝鲜派丞相徐相雨带着辩诬书到清朝总理衙门及北洋大臣两处谢罪，其大意和给袁世凯的照会相同。清廷看完朝鲜的辩诬书后，向徐相雨询问此事的原委，徐相雨痛恨袁世凯的专横，于是说与俄国联合一事是袁世凯自己凭空杜撰的，朝鲜和俄国并没有这样的打算，又讽谏袁世凯平日所做的种种暴虐之事，以至于清廷的大臣都认为袁世凯惹是生非，滋生事端。总理醇亲王嘱托李鸿章另外寻找稳妥的人来接替袁世凯，并马上撤掉袁世凯。幸亏闵泳翊偷到了朝鲜给俄国公使的盖有印章的公文副本，并把它给袁世凯，袁世凯于是将此公文呈给了李鸿章。闵泳翊又出逃至天津，向李鸿章求救，人证物证皆在。李鸿章据此如实向总理醇亲王汇报，为袁世凯辩解。总理醇亲王得到了李鸿章的书信后，又认为袁世凯遇事慌张，举动暴躁，嘱托李鸿章务必对袁世凯进行严厉的训诫。李鸿章将总理醇亲王的嘱托转告给了袁世凯。袁世凯受训之后兴致大减，朝鲜也因此获得了短时间的自由。平心而论，朝鲜政府办事荒谬无理，加上朝廷中尽是些趋炎附势的小人，即使没有袁世凯的逼迫，朝鲜迟早也一定会有依附俄国的计策，只不过是袁世凯加速了这一进程而已。

（摘自《袁世凯传：一个日本记者30年中国、朝鲜生活札记》，（日）佐藤铁治郎著，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