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教育是公卿、贵族、僧侣和上层武士的特权,基本与平民阶层无缘。江户时代幕府治下社会稳定,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教育的重要。同时,印刷业的发达也改变了人们的读写方式,各种读物大量印刷大量流布,也使得民间教育的普及成为可能。作为民间基础教育最大的载体,寺子屋成了为平民子弟开设的私塾,而与历史上的“寺子屋”有所不同。江户时代的寺子屋一般由个人开办,也有民间商人或社区居民组织捐资设立的。教师称为“师匠”,由僧侣、神官、武士或社区公务员担任,幕末,还有武家闺秀到寺子屋担任师匠,开了教育史上女教师的先河。

与中国古代“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不同,日本不存在科举进士,每个阶层的身份相对固定,所以教育的出发点着眼于培养能继承家业,学有专长而品行端正的子弟,因此寺子屋的学习内容注重实用性。孩童一般五六岁入学,主要功课是“读”、“写”和“算盘”三项基本技能,这是公共基础课。其后根据他们家庭职业来确定相应课程及教材。如商家子弟的课本是《商卖往来》,教的是商品名称、经商技巧、货币兑换知识之类的内容;农家子弟用《百姓往来》当教材,涉及农业技能、田赋税收、牛马饲养、农村生活的知识;此外,工匠或渔家子弟则用《番匠往来》、《船方往来》等相应的教科书。具备一定学习基础后,这些孩子再修习伦理品行教科书《六谕衍义》和书信写作规范的《消息往来》。据统计,江户时代出版的这类以寺子屋学生为读者的教科书现存的就有七千种之多,可见当时寺子屋教育的普及。

寺子屋师匠以教书为生,是职业教师,孩子入学之际需缴纳学费,叫“束脩”,但学费额度并没有明确规定。学费每年分五次交,各个家庭按经济能力情况交费。经商的富家每次缴纳一分金,一般家庭则交纳二三百文,学费并不会成为家计负担,农家子弟也可以用新鲜蔬菜、豆酱或土特产充当学费。寺子屋的教师收入一般,但极受社会尊敬。在长期教学过程中,师生结下了很深的情谊,一旦入门拜师终生视为父兄。寺子屋的弟子称作“笔子”,师匠去世了,“笔子”们出资出力为其送终,安葬师匠的墓通称“笔子塚”,至今东京城郊一带还有不少这类墓地,而在千叶县房总半岛完好保存的“笔子塚”有2300多座。

十八世纪初寺子屋已在列岛各处出现,为了保证教学质量与思想上的监管,1711年幕府出台《寺子屋师匠九条》,将寺子屋师资纳入国家文教管理体制,寺子屋基础教育因此而进一步繁盛。据1883年编撰的《日本教育史资料》一书统计,十九世纪初幕府登记在册的寺子屋有16560家,而且以每年300间的速度递增。根据东京学艺大学大石学教授的研究,明治维新前这一数目竟有七万之巨。1830年前后,寺子屋已遍布日本每个角落,就连地处边远的银山矿场都有为矿工子弟设置的寺子屋,真正做到了“邑无不学之人,家无不学之子”。

星罗棋布的寺子屋在广泛提高平民文化知识,养成国民学习热情和尊重教育的社会风气上起了重要作用,为明治维新教育的改革奠定了基础。明治初年日本废除寺子屋实行国民六年制义务教育,几乎在一夜间就实现顺利转型。以师资而言,东京有七百多名寺子屋的师匠经过培训直接成了寻常小学的教师。

江户时代延续两个多世纪的“教育热”,从国家、地方政府到民间,层层推动,四处扎根,正是这一深厚的根基造就了近代日本“教育大国”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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