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日本人看来，一批该国工业革命时期的遗址被纳入联合国《世界遗产名录》，代表了对其现代化成果的肯定。但与此同时，就这些工厂和矿山在奴役外国劳工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日方却含糊其辞，在其与亚洲各国的关系上刻下了更深的裂痕。

7月5日，在德国波恩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第39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日本申报的“明治工业革命遗址”，将之纳入《世界遗产名录》。

对日本申遗持质疑态度的韩国，在教科文组织做出决定前与日方达成共识。日本政府在声明中承认，“20世纪40年代曾有大量朝鲜（半岛）和其他国家的人在违背意愿的情况下，被掳至其中一些遗址所在地从事强制劳役。二战期间，日本同样施行了征用政策”。

韩国政府声明称，“这是日本政府首次承认曾在恶劣条件下强迫劳工工作的历史事实”。新加坡“asia one”网站评论称，面对越来越大的压力，东京最终做出了妥协。

中国常驻UNESCO代表张秀琴也表示，强征劳工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严重罪行。中方敦促日方正视历史，以切实行动维护每一位日本侵略政策受害者的尊严。

代表社会进步的世界遗产中，却普遍存在奴役外国劳工的历史事实，难怪英国《卫报》发问，“明治工业革命遗址”是日本进步的象征，还是黑暗历史发出的警示？

进步象征还是耻辱印记？

早在2014年1月，日本政府就向UNESCO世界遗产委员会递交了申请书，为23处“明治工业革命的标志”申遗。日本政府称，申遗主题为“从亚洲小国到世界经济强国”，希望借此推动旅游业发展，并“恢复公众的民族自豪感”。

福冈县大牟田市长古贺道雄对日本共同社解释说，日本在非西方国家中“第一个接受了工业革命的浪潮，仅用50多年就完成了工业化”，工业遗产群展示了“这一在世界史上罕见的阶段”，凸显了日本从封建制农业社会到工业强国的转变。

美联社却注意到了历史的另一面——表面上看，这些遗迹仅涉及明治天皇统治时期的1868~1912年，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无关，但日方刻意模糊了一个事实：成千上万的韩国、中国平民及外国战俘，曾被迫在这些工厂和矿山中，忍受着虐待和危险日夜劳作。

韩国《朝鲜日报》更直白地指出，日本申遗的23处设施中，包括9所炼钢厂、5家造船厂、3个煤矿和5个非工业基地，遍布长崎、福冈、静冈等8个县。其中，长崎造船厂、八幡制铁所、军舰岛等7处设施，与日本强征5.7万名朝鲜半岛劳工的所作所为难脱干系。

近1年多来，韩日两国多次就此磋商，迟迟无法达成共识。直至7月4日，因韩国政府的强烈反对，UNESCO的申遗项目审定工作被迫推迟了一天。

同为日本在20世纪上半叶对外扩张的受害者，中国方面也强调，“世界遗产应本着促进和平的原则”。除了对劳工的盘剥，史料记载，位于福冈县北九州市的“八幡制铁所”是用甲午战争后清政府的战争赔款所建，支持其生产的煤铁资源，许多也是从中国掠夺而来。

每位劳工都有一段血泪史

“我还没咽气，他们就想埋藏真相？就想只手遮天？”在韩国首尔，90岁的金汉秀（音）对前来采访的记者发问。他表示，绝不接受日本为“战争罪行的遗迹”申遗。

1944年，26岁的金汉秀和180多名韩国工友一起被送到日本长崎造船厂服苦役。“饥饿难耐”，金汉秀清楚记得当时的生活——雇主提供的食物“比动物饲料还可怜”，只有用芝麻渣和豆子制成的饭团，以及用海水煮过的红薯。

对劳工来说，食不果腹并非最痛苦的记忆。93岁的孔孝素（音）曾于二战期间在福冈县三池矿山做苦力，后因逃跑而遭毒打，丧失了听力。在暗无天日的矿井里，他经历了无数生死瞬间：塌方、体罚、疾病……因为不断有人死去，原本拥挤不堪的宿舍竟变得宽敞起来。

如今，一些曾被日本强征的韩国劳工正联手起诉日本企业，要求后者结清工资并道歉。“世界已经改变，但它们拒绝反省。”用余生为自己讨个公道，是劳工们共同的心愿。

19、20世纪之交的日本八幡制铁所全景。

愤怒的呼声之外，更多当事人已撒手人寰。1942年3月，英国巡洋舰“埃克塞特”号被日军击沉，克里斯托弗·斯通的父亲落水被俘，随即被送上了开往长崎的“地狱之船”。1945年，体重只剩38公斤的老斯通终于回国，但在45岁时便早早离开人世。

“父亲并没过多讲述他的战俘经历，但我相信，那段日子加速了他的死亡。如果日本要申遗，我觉得，他们至少要问问曾在那些地方受到摧残的人们。”斯通告诉英国《每日电讯》报，“将世界遗产的头衔授予曾发生过暴行的地方，父亲的在天之灵必定不会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