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灭亡以后，日中两国尽管民间交流非常频繁，贸易往来十分繁盛，但日本却并未与中国大陆上的各个政权建立朝贡关系。直到明朝建文帝年间，日本室町幕府的当权者足利义满（1358-1408，1368-1394之间担任将军）被明朝册封为“日本国王”，才使日本正式加入明朝的朝贡体系。此后室町幕府与明朝的朝贡关系一直维持到十六世纪中期。那么，足利义满是怎样被册封为“日本国王”的呢？这个封号对于他而言有着怎样的意义？我们首先从这位在《聪明的一休》中屡次被戏弄的将军的“册封典礼”开始讲起。

《聪明的一休》中的足利义满

“不像那回事”的册封典礼

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收藏有一份日本室町时代的史料，名叫《宋朝僧捧返牒记》。这个史料完整地记录了1402年足利义满被明朝册封为“日本国王”的具体过程。近年来，日本学者石田实洋、桥本雄对其进行了详细的解读。其中桥本雄是著名的日明、日朝关系史研究者，由他与村井章介、伊藤幸司等学者联合编写的《日明关系史研究入门》，也于前年出版。《宋朝僧捧返牒记》记录了明朝建文帝的册封使天伦道彝、一庵一如（均为僧侣）在兵库津登岸，而后进入京都郊外的仁和寺、法住寺宿泊，以及他们出席册封仪式的经过。不仅如此，出席典礼的人员名单及典礼现场的陈设，也都被详尽地记录下来。石田实洋、桥本雄在其中发现了几个值得留意的地方：

首先，出席北山第册封典礼的人有哪些？除了必须出席的受封者足利义满和明使之外，还有部分日本朝廷的公卿、殿上人，以及大寺院的僧纲也列席典礼。但是，构成室町幕府的诸位武家人员并未到场。不仅如此，向来被视为室町幕府“外交担当”的禅僧，除了两人陪同明使出现在队列中之外，其余的也并未到场。如果将典礼当天列席者的名单，与此前一直在北山第举行的“北山殿大法（为足利义满的身体护持而举行的祈祷法会）”的参加者做个对比，就会发现二者并没有多大区别。而且，参加者几乎是足利义满宠信的公家和僧侣。如果不是有明使捧着国书出现在现场，这个“册封典礼”或许看起来更像一个普通的佛教法会。

其次，针对过去认为足利义满曾前往兵库迎接明使的说法，这个史料记载则说足利义满是为了“御览”明朝船只，而“蜜蜜（秘密）”前往兵库的。因此，与其说足利义满是去迎接明使，不如说他是去看热闹的。在中世的日本，当权者经常按捺不住自己的好奇心，喜欢去各种活动现场凑热闹，但是为了避免礼仪上的问题和经济上的花销，他们通常选择“秘密”前往。很显然，“秘密”出行的足利义满，无意大张旗鼓地迎接明使，让大家都知道自己被册封了。

北山第鹿苑寺金阁

再者，典礼现场的布置如何呢？根据明朝当时的册封礼仪，典礼场所中需要设置“阙庭”，作为形式上象征明朝皇帝的方位，阙庭以南设置香案，东侧是册封使的位置。被册封者的位置则在南侧，面朝北方，也就是面朝明朝天子。然而在足利义满的册封典礼上，明使一行人从东侧门进入，足利义满自己的位置则在北方，面朝南方。因此，在这个典礼中足利义满代替了明朝皇帝居于典礼中的最高位。这对于明朝无异于是一种“无礼”的举动。当时，日本五山禅僧中入明者不少，对于明朝礼仪并非无知。因而桥本雄等推断，足利义满的安排显然是有意为之。

事实上，册封典礼中足利义满的着装和举动也颇有趣。此时足利义满已经剃发出家（但仍居于权力顶端），因而当天并未身着冕服，而是穿着袈裟。一副和尚打扮的足利义满对着国书先烧了香，而后礼拜一次（或三次），这都是“不合礼仪”的举动。总之，这场“册封典礼”，与明朝方面所要求的册封礼仪相去甚远，典礼不仅内容不像那回事儿，看起来也十分“低调”，参加者仅限于足利义满的亲信而已。

然而无论如何，通过这次明使册封的典礼表演，足利义满成了明朝官方承认的“日本国王”。尽管，现在的学者一般认为，“日本国王”这个称号在日本国内并未发挥多大影响力，“日本国王”的称号、明朝的年号、历法不但未在日本国内使用，而且还遭到众多非议。那么，足利义满获封“日本国王”究竟有什么好处呢？

着僧衣的足利义满（鹿苑寺藏）

“日本国王”的封号有什么用？

足利义满这个“日本国王”的封号，是外交上的一块金字招牌。事实上，在建文帝册封以前，足利义满就已经遣使明朝。但在明朝眼中，他并非日本的君主，所以，其使节所携文书也因不合礼制而被拒绝。1401年，当他再度试图遣使明朝时，明朝的皇帝已经由太祖朱元璋换成了建文帝朱允炆，处在政治困局中的建文帝一反太祖时的严厉态势，接受了足利义满的朝贡请求——于是，这才有了前文提及的明使册封之旅。之后足利义满在回复建文帝的表文中自称“日本国王”，明成祖也将足利义满册封为“日本国王”。此后，明朝发来文书一律称其为 “日本国王”。

学者田中健夫指出，这时在与朝鲜方面的交往中，足利义满也自称“日本国王”，而在此前，他都是自称“日本国大将军”或者“日本国大相国”的。直到十六世纪，朝鲜方面的记录中一共出现了六十多次“日本国王”的遣使。1448年足利义政（1436-1490）给朝鲜的文书自称“日本国王”，而朝鲜方面的回信中则写着“朝鲜国王奉复日本国王殿下”。

可见，尽管在国内政治中，足利义满、足利义政这样的室町政权已成为事实上的当权者，但在外交场合，“征夷大将军”或“室町殿”就明显不如明朝皇帝颁发的“日本国王”这块金字招牌管用了。

明使宿泊地仁和寺

凭借这块金字招牌，室町幕府向明朝派遣“勘合贸易”船，向朝鲜求取大藏经，取得了丰厚的经济利益回报。在日明贸易中，被册封的“日本国王”——即室町幕府的当权者（足利家的家长）们，得以成为东亚朝贡体系所公认的，唯一具有开展“勘合贸易”资格的人，这使得“日本国王”的称号在日本国内也带来了一定的政治意义。

成为众矢之的的“日本国王”

前面提到，“日本国王”的称号非但未在日本国内使用，反而遭到很多非议。比较著名的是禅僧瑞溪周凤（1392-1473）在《善邻国宝记》中的批判。在日本中世社会中，禅僧是中日文化交流的纽带，也是室町幕府及其麾下大名的外交担当，然而，即便是历来被视为对中国抱有亲近感的禅僧，仍然对册封“日本国王”颇有微词。瑞溪周凤指责说，明朝“以吾国将相为王”，虽并无不妥，但回复的表文中以此自称，就是“用彼国之封”，就万万不可了。此外，足利义满在表文中还自称“臣”，但室町幕府的首领只能是本国天皇的“臣”，对外国君主称“臣”实在是应该避免的事。——瑞溪周凤对足利义满受册封一事的严厉责难可见一斑。

遣明船

在醍醐寺座主满济（1378-1435）的日记《满济准后日记》当中，记载了足利义满之子足利义教（1394-1441）就“日本国王”称号问题进行的一次讨论。足利义教对是否应该在给明朝的表文中署名“日本国王”十分犹豫不决，因而特意向自己的政治顾问满济咨询。满济倒是斩钉截铁地说，将军此刻身为执政，是理所当然的“霸王”，因此尽管使用“王”字便是。事实上，在这部日记当中，还记载了当初足利义满受册封时幕府重臣的一些不满。这一称号所带来的非议可想而知。

然而即便如此，“日本国王”的称号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仍然是不容忽视的。因而在十六世纪，我们可以看到在日本和朝鲜之间出现了众多“假日本国王使”——这又是东亚三国关系史上一段颇有趣的插曲了。讨论朝贡与册封之时，如果从朝贡方、被册封的一方的视角来看，或许就能得到不一样的观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