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4月，蒋介石收到奉化同乡庄嵩甫一份电报，要求中央政府制止日本渔船的大举入侵：“嵩近日返里，甬江鱼市，大起恐慌，因日本渔轮，侵入江浙所辖佘山浪岗海礁洋面，巨舰大网，竭泽而渔，所以我国渔民，自冬徂春，收入大减。”时任国民政府导淮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庄嵩甫，曾与蒋介石一道在辛亥革命时召集奉化渔民组成敢死队光复杭州，被蒋视为长辈。他毕生关心农渔林业，此番为宁波渔民的利益向最高领袖上书。

1932年广东沿海的渔船，从图中可以明显看出当时中国的渔船吨位小并且吃水浅，只能在近海活动。

更早在1930年春，定都南京不久的国民政府收到浙江、上海渔业群体的一堆请愿书。渔民们遭遇的难题迫在眉睫，日本轮船利用吨位大、航速快、设备新的优势，在嵊泗列岛海域大肆捕鱼，将渔获运到上海出售，这严重威胁到尚依靠传统技术的中国渔民的生计，毕竟渔业资源有限。渔业群体希望政府出面与日本谈判，保护本国渔民利益，洗刷渔业领域的国耻。

日本侵渔现象由来已久，但作为前现代政府的晚清不在乎现代渔业，治理失效的北洋政府则根本无力管理渔业，这一历史顽疾留给了新建立的南京政府。适逢日本渔业扩张时期，北至白令海，南抵马来群岛，都遍布日本渔船，遑论不算太遥远的中国沿海。

事实上，中国不乏有识之士注意到渔业危机。著名实业家张謇于1903年出访日本，目睹了日本渔业和航运业的巨大进展，他回国后给商部提交咨文，率先呼吁要启动古老中国的渔业改革。“海权渔界相为表里。海权在国，渔界在民。不明渔界，不足定海权。不伸海权，不足保渔界。互相维系，各国皆然。中国向无渔政，形势涣散。”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若不及早自图，必致渔界因含忍而被侵。海权因退让而日蹙。”张謇的警告被一一兑现。

日本先进渔船如入无人之境

日本渔船的革命并不早，但现代化速度很快，背后是国家的工业化、海军扩张做有力支撑。1908年，日本才从英国购入第一艘金属船体、蒸汽动力的渔船，属于新兴的拖网渔船。中国江浙沿海第一艘由机器驱动的渔船，诞生早于日本，可惜沦为形象工程，政府无力推广使用。由张謇倡议组成的渔业总局，于1903年向德国订购了一艘小型机轮和相应渔具，取名“福海”号。前期由于实际作业时间少，每年亏损，直至辛亥革命后调整技术、改善经营管理、扩大渔场活动范围、增加作业时间，它才发挥出机拖渔轮的威力。

新式捕捞法非常高效，也是前所未有的残酷，它在近海能将冬季潜伏海底的鱼群一网打尽，很容易导致渔业资源枯竭。这类新渔船很快在日本扎根，也迅速引起传统渔船操作者的不满。政府为息事宁人，在1911年限制新型渔船在近海作业，鼓励它们去远海，当然包括中国近海。

1912年至1914年，为保护己国海域的生态，日本政府进一步扩大禁止新型渔船作业的海域，加速逼迫它们来到中国的东海和黄海。对于从事远洋渔业以及去他国领海捕鱼的企业，日本政府不惜给予财政补贴。1917年，日本规定全国只能有70艘拖网渔船，新造船的排水量必须在200吨以上，航速至少11节，续航力在2000海里以上。1924年，日本规定内海及黄海、东海海域之外的渔船不受70艘的限制，这等于变相鼓励拖网渔船去南中国海。日本拖网渔船数量在1926年达到300多艘，在1937年达到1000余艘。

关东州、青岛、上海、台湾和香港，成为日本渔船的后勤基地。

关东州位于辽东半岛南部，包括旅顺港和大连港，甲午战争后不久被强制租给俄国，日俄战争后被日本所得。它在“九·一八事变”前是日本在中国北方唯一的侵渔据点，从这里蜂拥而出的日本渔船扑向黄海和渤海。日本在1930年甚至计划在不冻港旅顺修建大型渔港，将渔获制作成咸鱼后运往市场无比广阔的中国内地。翌年，日本吞噬整个东北，该计划作罢，日本渔船在黄海、渤海海域横行无阻。

日本在一战后从德国手中抢到青岛，直至1922年底由中国收回，日本占领期间必然是纵容本国渔民来此滥捕鱼，并用行政手段打压中国渔民。北洋政府接手青岛后，由于中枢无力，日本渔船依然顺利进出青岛港。

以上海为据点的日本渔船，目标是中国当年最重要的产渔区——江浙沿海。《申报》1926年4月18日报道日本渔轮在长江口肆无忌惮捕捞甚多，“续捕三昼夜，获渔约二十万斤”。《申报》接着在7月11日向公众指出渔业遭受侵犯的严重现实：“江浙洋面，外人侵渔，本年尤甚。日本手缫网机船自由沿海侵捕，公然运沪销售。”日本渔轮1926年大肆入侵江浙沿海只是一个开始，1929年到1931年迎来猖獗期。仅1929年，就有172艘日本渔船进入过上海港。

台湾在1895年被清政府割让给日本，日本渔船攫取台湾海域丰富的渔业资源，进而把猎食范围扩张到华南地区。台湾总督府在1926年制定禁渔令，特意把渔船赶到福建和广东沿海。

1920年代中期，日本在香港设立渔业公司，方便本国渔船出入香港。不过，日本渔船在香港一带海域的收获不佳。

出入中国领海的日本渔船，受到日本政府的纵容和保护。日本海军不时派军舰护渔，甚至直接向驱赶渔轮的中国军舰挑衅、示威。为争夺有限资源，占尽优势的日本渔船不惜欺负中国渔船，最常见的手段就是破坏对方的网具。渔具一旦遭严重毁坏，中国渔船只能打道回府。最严重的情况，是日本渔轮撞沉弱小的中国木帆渔船，如1929年1月，“姬岛丸”号渔船在温州沿海撞沉一艘中国渔船；1931年3月，该日本船又在定海海域撞沉一艘中国渔船。

《申报》在1931年3月8日记录了日本渔船的野蛮状，“又闻该日轮在浙省洋面不但越海捕鱼，并且偷倒网舱之惯技，以至各钓船受害不浅，生计绝望。因日渔轮均装有柴油引擎，俟钓船下网后鱼已涨满时，只须渔轮在船旁驶过，连鱼带网均为叶子所卷，因此船家损失颇巨。”

关东州水产实验场、台湾总督府水产课、农林省水产局，则成为调查中国沿海地区渔业资源的专业机构，它们细致调查各种鱼群的洄游情况、入水深度、栖息场所等，将情报提供给渔民。除作为主力的三大机构外，还有东京水产讲习所和各地的水产实验场。从事渔业情报收集和研究的，机构之外尚有个人，较有名的如东京大学教授岸上谦吉，未经中国政府允许来中国科学考察，最终死于长江渔业调查途中。

日本渔船的首要目标是价格不菲、受国民迷恋的鲷鱼，中国沿海是重要产地之一。传统上，中国的三大海产鱼是带鱼、大黄鱼和小黄鱼，日本人将黄鱼看作质量稍逊的鱼类，用它作为加工渔品的原料。日方资料显示，日本拖网渔船在中国东海、黄海对鲷鱼的捕捞量最多时是1921年，此后捕获量逐年暴跌，只好多捕相对便宜的黄鱼，黄鱼产量遂一路高涨。正是鲷鱼资源衰竭，日本渔船将捕捞重点转向黄鱼后，中日渔民在舟山渔场的矛盾骤然凸显，这片海域乃黄鱼在春夏两季的产卵地。

令人遗憾的是，1920到1930年代，中国渔民用更密的渔网捕获大量黄鱼的幼鱼，晒干后在浙江以“梅子”称呼，它们被当做肥料卖给温州和福建农民，农民们直接将小鱼干扔到农田里增肥。相较成鱼，幼鱼的售价很低，促使渔民要加大捕获量才能抵消成本支出，这必然导致鱼群的衰竭。1927年的《象山县志》记载，在近海撒网的人收获甚微，他们必须去远洋和深海。

中国的反击

“致我国沿海类（数）千百万之渔民，均受其欺凌压迫，以致渔场日缩，生计日穷，既乏相当渔业组织以谋抵抗，而政府又不为之后盾，含酸饮痛，莫可如何。”中国水产学会在1928年10月致电农矿部，“速令取缔，取消其协约，停止其进行，否则我国东南领海最优美之处女渔场，必尽为日人所攫取。”

当日本先进渔船以中国渔民难以想象的速度和效率捕鱼时，中国渔民只能通过民间自治的渔业团体向政府申诉委屈和愤怒。工商业发达的上海对此最敏感，海员总会、水产学校同学会、总商会、江浙渔业公会、渔轮业公会及各鱼商团体，先后向南京政府的外交、交通、实业等部门请愿。势力雄大的上海总商会提出特别强烈的抗议，因为作为理事的镇海人蒉延芳拥有8家渔行。

实业部长孔祥熙、部里的渔牧司官员皆坚定反对日本侵渔行为，实业部管辖着江浙渔业管理局。1931年4月，孔祥熙参加上海渔业改进宣传会并作演讲，他对渔业提出一整套减税方案，倡议政府多介入渔业，保护渔民权益并提供种种支援。这套方案，之后被中国的渔业学者及官僚实践和宣传多年。

全世界当时对领海宽度尚无定论和共识，海军力量最强的英国奉行3海里政策，许多国家遵循英国的做法，但也有不少国家反对。中国国民大会在1931年初想将领海延伸到12海里，遭到海军部的反对，海军警告此举会在国际社会招惹来很多不必要的敌意。4月底，海军部、外交部、内务部审议后宣布领海为3海里。但确定领海距离后，中国并不能阻止日本渔船进出，吨位大、吃水深的日本船通常在离海岸至少15海里外活动。困境中，孔祥熙想到了一个妙招，从关税入手。

孔祥熙的办法在1931年2月由国民大会通过，开始执行。首先，中国外交部通知日本，两国尚未签订渔业协议，故日本渔船禁止入中国港口。接着，财政部通知海关，禁止日本渔船携带渔获进入港口，除非是正规商船，但征收每斤4.4元关税。孔祥熙还补上一条，禁止排水量100吨以下的小船来往于两国港口，名义上是堵上走私漏洞，实际是驱逐大批汇集在上海、小于100吨的日本渔船。3月底，中国政府免除了一切渔业税和鱼税，这是中国反击战的辉煌时刻。

这措施必然遭到日本的外交抗议，同时还遭中国财政部长宋子文的强烈反对，宋子文嫌税收有损失。又因为中国海上力量不足以常态化执法，偏偏日本又是得罪不起的海军大国，事实上执法时打了很多折扣，但侵渔危机总归改善诸多。日本人可以找到许多变通的法子，例如将满载渔获的船开往日据的旅顺和青岛，装入中国船的冷藏柜后转去上海销售，或船上借挂中国国旗，诸如此类的做法当然增加了成本，降低了日本渔品的竞争力。故1932年“一·二八事变”期间，日本渔船借己方海军撑腰，抓住窗口期，疯狂在上海卸货。

不幸的是抗战全面爆发，中国沿海主要港口首当其冲被占领。中国彻底无力抗拒日本的渔业侵略，以及背后的强大海军。

战争让人类遭殃，让鱼类休养

大肆侵占中国沿海地区后，日本成立大批侵渔机构，在华东地区就有华中水产公司、东洋贸易公司、中支水产炼制公司、中国水产公司、帝国水物株式会社。日本在华北、华南也有许多侵渔机构。以成立于1938年11月的华中水产股份有限公司为例，它垄断了上海的水产批发，并特许日本拖网渔船在附近作业。日本当局为垄断渔业编造了冠冕堂皇的借口，指责中国渔民运输和经销水产品的方法低效又浪费，亵渎了宝贵的自然资源。事实上，上海所售水产的收入很大部分进入日本海军囊中，海军方面更是需要严控市场。

沦陷区渔民并未被禁止出海捕鱼，只是需要获得日伪当局的海关号簿。中国渔船若要在上海卸货，只能固定卖给日伪的侵渔机构，如华中水产公司。不幸中的幸运，难民潮水般涌入租界，导致上海水产需求远超战前水准，直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这让在舟山海域捕鱼的中国渔民多少能克服战争带来的苦难。

太平洋战争之前，能在中国渔业生意上与日本竞争的唯有西方列强。法国人看准商机，在1938年6月与上海水产市场的华人中间商合作建立中法渔业公司，专事沪上法租界的渔品销售。为了抢货源，这家新的合资公司豪爽地给舟山的渔民们贷款2万元，与沈家门的水产捕捞业负责人合作，协商将渔品运到上海。这匹“黑马”的背后不仅仅是法国，还有其他欧洲国家。

尽管日军占领了中国大部分港口，但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浙江沿海仍有很多地区处于中国政府掌控下。中国海军在战争初期就损失殆尽，横行无阻的日本海军和混乱秩序催生的海盗，给国统区渔民带来很多危险。例如，在台州温岭县，冬季带鱼渔汛到来，曾习惯季节性去舟山海域的渔船，出于风险衡量只能忍痛放弃出海。更有国家大义让位给养家糊口的时候，1938年7月，上海的定海同乡会代表渔商向宁波市政府求情，希望获准让渔获从定海运往上海。战时的物资封锁是双向的，国民政府一样禁止物资流向沦陷区。

国统区的渔船出海时携带中国的海关号簿，但遇到日本军舰时须把号簿藏起来或扔进海中，否则日本人会没收、销毁渔获，或强制把船带到上海，强制把渔获出售给日方的营销机构。而当渔船来到尚未沦陷的镇海港时，需要接受军队和海关的检查，上缴给地方渔会1到5元，船然后才能获准去宁波卖货。宁波沦陷后，渔船需要获得日伪的证件，否则遭重罚甚至生命危险。

抗战胜利后统计，中国沿海地区在战时共损失渔船几万艘。以浙江地区为例，1937年前约有26000艘渔船活跃在浙江海域，随后到来的战火毁灭15000艘。损失方式包括日军在海上击沉渔船、日军焚毁当地渔船、海盗掠夺和毁坏渔船、渔船因长期无法出海而年久失修，等等。中国渔船在舟山海域的渔获量在1936年是93000吨，至1947年仅剩12000吨。

不过，活跃在中国海域的日本机械化渔船，在太平洋战争期间急剧消失，一方面是海军征召了许多船，另一方面是日本对原材料的严格统制导致新渔船的制造几乎中止。经历太平洋战争的血与火，昔日不可一世的日本联合舰队，逐渐坐沉海底成为人工鱼礁，曾在中国海域耀武扬威的海军官兵则葬身鱼腹。荒谬的是，战争先后把中日两国的捕捞业带入冬眠期，从而让鱼类得以休养生息。

日本投降后，驻日盟军总司令部规定日本渔船只能在本国沿海捕鱼，禁止越过麦克阿瑟线。这条界线是盟军总部在1946年1月公布的，但考虑到战后日本面临严重饥荒，盟军总部在1946年6月把界线往朝鲜半岛和中国方向推移，让日本渔民的捕鱼范围扩大了两倍以上。当时日本无海军和海警力量监管己方渔船，重建的中国海军不仅无力巡逻且奔波在内战战场上，逐利的日本渔民屡屡把船驾入中国沿海。1947年12月底，南京中央社报道长江口外东南海面有“东京丸”号等5艘日本渔轮：“日本渔轮潜入中国沿海捕鱼者日见众多，其范围也愈形扩大。长江口外屡见日轮之踪迹，侵犯中国之渔权。”

战后日本渔船侵入中国海域最猖獗时期，是1948年4月到6月。据上海渔管处上报，这段时间内发生侵渔事件9次，达几十艘日本渔船。“渔轮满布我国沿海，且经常在我国渔场捕捞者，有共同渔业株式会社等八公司，合计渔轮七十五艘。但据台湾水产报告，日本之长崎、佐贺、福冈、山口等县之手操网渔轮，在我国捕鱼者，计达一千二百多艘。每艘每年平均以捕获价值三万元计，合计三千六百万元。数额之巨，至为惊人。”行政院新闻局1948年颁布的小册子《渔业》描述日本渔船的猖獗现象。

时值侵渔高峰期，国民大会中的渔会代表们两度向政府请愿，要求维护海权。海军遂组织舰队巡防，于当年3月8日截获日本渔船“云仙丸”号，上有船员25人。闻知此讯，上海市渔会派人给执行任务的军舰送去慰问品。但对于深陷激烈内战的中国而言，此类巡防任务只是运动性的，昙花一现。未几，中国政权更替，海军主力随国民党驻守金马台澎。

进入1950年代，日本的侵渔行为并未消停，在春季和冬季的渔汛期间最密集。从1950年12月到1954年4月，华东海军共拘捕日本渔船32艘及384名船员。饶有意思的是，少数船上有日共的出版物、日共领袖袖德田球一的照片。虽然新海军实力不强，也只能运动性执法，但中国多有武装渔船，以民兵方式组织起来的渔民普遍配枪，这让中国在处理日本侵渔时拥有优势。

朝鲜战争停战后，中日两国虽未建交，但双方的渔业协会在1955年4月签订《关于黄海东海渔业的协定》，一纸文件将日本渔船正式限制在禁止捕鱼线外。侵渔现象被大为遏制，但直至1970年代仍时有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