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开始之际，它就已经在依靠欲望和去地域化的身体所释放的持续能量来维持自身运作。为了说明这一点，在《绝对欲望，绝对色欲》一书中，作者马克弟在该书第一部分“生命政治”中引入了四种具体的主体性：中国苦力、皮条客和人贩子、朝鲜佃农以及日本性工作者。

其中，第一种主体就是中国东北地区的移民工人，或者叫“苦力”，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他们用其自身的血汗建造了日本在关东州的基础设施。从1905年开始到1945年，大约2000万苦力前往，或被迫永久性迁移至东北地区，其中一大部分人在日本的资本主义企业中累死累活地工作。

这些半强迫、半自愿的大规模贱民人口转移，被社会学家武者小路公秀比作非洲黑奴贸易穿越大西洋的“中间航道”（中国苦力的叫法是“闯关东”，我们或可称其为“满洲航道”），其人数之众，使中国工人与日本管理人员的比例达到300：1。由于当时资本稀缺，基本上是中国苦力的免费劳力提供了日本资本在殖民地的全部利润。

——《绝对欲望，绝对奇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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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闯关东”的中国人到日本的“定制苦力”

文/[美] 马克弟

译/朱新伟

节选自《绝对欲望，绝对奇异》

副标题：日本帝国主义的生生死死，1895—1945

本文为节选，标题为编者所加

欲望，伴随着中国北方人“闯关东”的壮志，驱动了现代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之一。汤马斯·高兹昌和戴安娜·赖莉所说的北方“大迁移”见证了1890年至1940年间大约2500万人从山东和河北地区迁往东北的历史。这个数字仅次于1840年至20世纪30年代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欧洲人口迁移。从欲望的角度谈论人口迁移，这并不是为了贬抑迫使穷人流离失所的各种其他原因。就山东“苦力”来讲，想想那数百英里的路途就可以感受到农民、技工和打工者在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遭受了多大的苦难。

反映“闯关东”的雕塑

在东北地区，要盈利就必须尽量压低最低工资标准。于是，日本资本家瞄上了从华北因为各种天灾人祸而逃到东北地区的“工人储备军”。满铁是最早的黑手之一。那年满铁裁掉了2000名日本员工，代之以中国的临时工。从那时起，除了管理层以外，中国员工与日本员工的比例骤然上升，这公然违背了原来招收中日员工各一半的宗旨。截至1913年年初，关东州都督宣称，吸引日本劳工来满的计划“彻底失败”，因为有太多中国苦力“愿意接受低得离奇的工资”。截至1915年，满铁的非技术劳动岗位中，中国人的人数超过了日本人。

日军控制下的南满铁路

相生由太郎是满蒙工业调查局的创办人之一，他从1910年起着手研究苦力的生产效率。相生的这份报告题为“满洲产业界眼中的中国苦力”，为日本投资者提供了一切相关信息，以充分利用中国的“原动力”。那所谓的原动力即中国的廉价苦力。他在书的第一页即写道“中国工人=苦力”，他引用大连码头的数据，说1912年有1148916名苦力在南满从事非农业工作，在码头上做人力车夫、装卸货物、挖煤、打包物品。仅仅五年后，大连港的中国苦力数量翻了一番，达到2219890名。

货物集散地的苦力

相生报告内容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的主题是“苦力的生活条件”，第二部分是相应的处置建议。第一部分的开头有一小段“苦力真实状况”的描述。相生为帮日本读者填补知识上的空白，给出了这条殖民主义意味的定义——“苦力的英文定义是：一个受雇于外国人的中国人，职业通常是车夫或佃农。苦力集中的地方包括蒙古、满洲、印度支那，以及南美，有些苦力因此而致富。并非所有的苦力都是为外国人卖命的穷苦工人，其中也有些是清朝的有为青年。”相生总结道，尽管有相当数量的人有自主意识，想做出一番事业，但绝大多数苦力没有意识到他们是“国际贸易的舵手”，他们在世界各地为资本主义企业干体力活，而“（他们的）一半收入都被抢去填补国际收支平衡了”。苦力被剥削的主要原因是，他们被迫和“外国人”打交道，长途越洋去陌生的地方干活。相生在这本书中的主要论点是，由于苦力的潜在生产力无可限量，日本资本家没必要去学欧洲白人那样欺诈或过分地盘剥他们；合法地购买苦力所生产出的剩余价值，这已经足够让所有日本人发家致富。为敦促日本人“自觉”尊重苦力，他专门研究苦力的生活样态和文化理念。

中国苦力

苦力几乎没有任何生活必需品，“只要有衣服穿就行”，他们喜欢“简单的食物”（MSSK，21，23）。最重要的特征是，日本人“工作是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而中国苦力活着只是为了“拼命工作”（25）。苦力不去酒馆或妓院，偶尔只去当地的鸦片窑子，他们的生活“完全围绕着工作”。甚至一直为人所诟病的“小赌”也只在一天劳累工作后的深夜在自己的房间里进行（25）。

相生预见到，许多资本家囿于不可弥和的文化理念差异而不愿意雇用苦力。他说，中国人是不值一提的民族，根本没多少文化可言，苦力非常满意自己在近乎非人的状态中像奴隶一般工作，晚上再小赌一会儿，或者每周去附近的鸦片窑子消遣一下。这些不过是马克思所说的“生存手段”，苦力以此来为第二天10至14小时的体力工作做准备。因此，苦力的关键特征是他们愿意忍受任何肉体上的折磨，并且毫无怨言。这分为三个方面：他们从不生病；顺从的本性适合资本劳动关系；他们的身体比日本人更高大，所以能承受更大的工作量。（MSSK，3132）乍看之下，他们是殖民主义管辖下最理想的劳动力。然而，相生也承认，苦力也有一些明显的不利因素。

第一个不利因素是，苦力大多没有技术能力、“头脑愚蠢”。一般来讲，苦力由于受教育程度低，只能从事“非常简单的工作”（MSSK，33）。对他们来说，操作复杂的机器、遵守书面规则太难了。第二个不利因素是，他们缺乏文化和宗教信仰。因为他们“没有责任感”，不能分辨是非，所以他们的老板和经理需要“眼睛盯紧一点”。这类监视活动通常是中国的包头或小包头来做，但日本资本家应该警惕苦力的偷窃行为。最后一个不利因素影响较小，即“他们不像朝鲜苦力，不愿意接受贷款的严苛契约”（3334）。但是，相生认为这个缺点并不重要，因为中国苦力基本上不会借钱，“中国人的节俭精神举世闻名”（34）。

日本控制下的矿山、工厂多设有刑务所，专门对不满日本统治的工人进行审讯迫害，并强制劳动。图为东北大石桥的一个矿山刑务所，外面有两道通电的铁丝网，以防工人逃跑。

相生、内田和其他日本帝国主义者一直相信，由于他们和中国人的种族亲缘关系，太平洋上的海洋苦力惨剧不会在满洲的陆地苦力身上重演。像内田这样的殖民者甚至用“您”来称呼最低贱的中国工人，在这片开化的土地上他们不会去虐待苦力。对相生来说，这种尊敬是和中国“悠久、灿烂的历史”相称的，而且，苦力是满洲的日本资本积累过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他解释苦力政策时甚至以这样的话开头：“满洲的一切事务均取决于苦力。”（MSSK，76）

相生没有提到某些苦力能使用的基础设施。福昌公司是一家日本的人力管理公司，该公司1911年开始在大连建造一整套苦力的生活设施，名叫“碧山庄”。截至1923年，共有89幢现代砖楼，可容纳13万名苦力（Hirano 1983，164165）。其设施令人惊叹，尤其是公共澡堂、暖气和排水系统。另外，还有杂货店在居住区内租房营业。碧山庄的设施似乎回应了相生提出的挑战，即如何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对劳动力进行实际吸纳。然而，鉴于1917年以前关东州共有200万名苦力——相应有大约10万名日本人——而适宜的设施只能供应5万人左右，我们可以推测，许多苦力生活得“像原始人或日本街头的乞丐，工作不定、流浪荒野”：“那些住在城市的人会蹲在任何地方，躲避严酷的环境。”（COM，1913年1月，116）

苦力的住所

所以，虽然大亚洲主义的思维驱使日本仁慈地对待苦力，但大多数没有特殊技术能力的中国苦力到了满洲似乎还是过着极度艰苦的日子。我们或多或少能够在相生的报告或戴安娜·赖莉的采访中感觉到这一点。另外，苦力每年能够给华北的老家寄回40元左右 （当时农村每个家庭的年收入大约是100元），但关东州前20年的平均工资并不高。我在前面引用过，1913年，大连北部的一些苦力的日工资按日元计算是40钱，这些苦力当时在码头工作，住在碧山庄。从《满洲日日新闻》报道的工资来看，这些码头苦力可以说是日占满洲地区的非技术工人中的“贵族”了。1907-1908年间，不在码头工作的苦力通常要少挣1/3至一半的钱。例如，一份印于1909年夏天的报纸特别报道称，南满的苦力工资管理标准（除码头苦力以外）是23至25钱一天（MNNS，1909年6月）。如果要干季节性农活，苦力挣得更少。

春季，满铁的码头办事处为1908年的馒头工人制定日工资标准，日本装卸工是91钱，中国装卸工44钱，其他苦力是29钱（MNNS，1909年4月21日）。不过，挣29钱一天的苦力是码头工人，而在煤矿和日本木材厂工作的苦力则每天要少挣6至9钱（MNNS，1911年1月16日）。如果把东北和华北地区的非技术工人拿来比较，东北的工人要多挣3至4倍，但是，相生的书出版以后，满铁的研究人员又做了民族志调查，发现大连的苦力常常要花费一半的工资用于购买三餐，这相当于华北地区物价的两倍（Yamamoto K.1927）。1923年“日常物价暴涨”，安达金之助赞扬每天只消费7钱的满洲苦力生活作风节俭，但他忘了那些不在码头工作的工人每天只能挣20至22钱（1925，44）。

满铁的码头

碧山庄的住宿费一天是18至20钱，不包饭，因而大部分在城区工作的中国苦力没有一个舒适的休息环境。除了碧山庄、日本煤矿住宿区和福利院（总共加起来只能满足1917年5%的工人住宿），其他途径的住宿费用高得吓人。大多数苦力住在露天的“苦力帐篷”里面，或者由包头安排的简陋小屋轮班休息。我们可以推测，1/3的满洲移民工人只能露宿街头。据许多日本记者描述，除了“像日本的乞丐一样”睡在大街上以外，许多苦力只能睡在日本前两次战争中炸毁的建筑废墟之中。那些东北各处的破楼连门都没有。“商业是战争的延续”，这句话的字面意思在这里应验了，战争摧毁的残骸成为了工人陷入从军事竞争转到资本主义竞争的避难所。这些殖民主义经济的纪念碑之下，苦力时常成为盗贼或军阀的牺牲品。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满洲的工资水平不足以让大部分苦力有结余一天花20钱租房，但他们勉强能生存下去。安达说他们吃的是狗食，而相生则说是剩饭。贫穷的中国劳工能够省下一点点钱购买基本的生存要素，以应对第二天漫长的工作日。这其中包括鸦片，这些鸦片来自于为日本殖民官员服务的日本和朝鲜商人。和台湾的情形一样，鸦片市场的利润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大陆立足的必要基础。我们再次看到，商业是战争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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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欲望，绝对奇异》

副标题：日本帝国主义的生生死死，1895—1945

[美] 马克弟 著

朱新伟 译

三辉图书/中央编译出版社

已上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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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描述的是日本如何在短短几十年间跃升为世界强国的，但与主流理论不同，马克弟注意到的是生命与劳动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他将视线集中于权力中心的外围——中国苦力、日本皮条客、被拐卖的日本女性以及穷困的朝鲜佃农，这些身体为日本帝国主义提供了能量和劳动剩余价值。他区分出了日本帝国主义扩张的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捕获、征用生命与劳动的形式：生命政治，神经政治，死亡政治。

书中，一些看似不相关的人物和现象被统一在同一个主题之下：抽鸦片的闯关东苦力、日本慰安妇、商品化社会下的现代男女、江户川乱步的小说、施虐与受虐……其中出现的劳动的身体、欲望的身体、上瘾的身体和死去的身体，都是资本主义运作过程中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