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顾颉刚等创办《禹贡》半月刊。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这一刊物的诞生有双重的取向：一是明确揭橥以中国地理沿革史研究呼应和激扬民族意识的宗旨，二是宣称坚持“为学问而学问”的朴学立场。协调“价值”与“事实”二者的关系，对任一时代的历史研究者来说，都是某种内在的焦虑。而在日本殖民者的侵略之下，此一焦虑更甚。

本文节选自王中忱《民族意识与学术生产——试论《禹贡》派学人的“疆域”史观与日本的“满蒙”言说》一文（原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10期。在由研究地理沿革而转趋到边疆调查的学术方向调整中，《禹贡》派学人把清理、批判“强邻日本”的殖民主义知识作为建构自己知识体系的前提之一，而在此过程中他们也坚忍地坚持了学术自律的原则。

顾颉刚

问题的提起

1934年3月由顾颉刚 (1893—1980) 、谭其骧 (1911—1992) 主编的《禹贡》半月刊发刊，是 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这份后来持续印行至1937年7月、共出版了7卷82期的学术杂志，以及由该杂志同人组建的禹贡学会所开展的活动，其意义并不限于参与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创建，还有更多内容可以探讨。本文拟以此杂志为中心，考察《禹贡》派学人的民族意识或民族主义观念与其所从事的学术知识生产之关系。

如同许多研究者曾经指出的那样，《禹贡》杂志创办者顾颉刚在当时倡言研究“地理沿革”，既是其考辨中国古史工作的一个自然延伸，也是他面对中国遭受的外敌凌辱所做出的悲愤反应。该刊《发刊词》在以“演剧”和“舞台”作为比喻阐述“历史”与“地理”的关系时，出现的下面这段文字，放在这样的脉络上理解，也就不觉得突兀了:

这数十年中，我们受帝国主义者的压迫真够受了，因此，民族意识激发得非常高。在这样的意识之下，大家希望有一部《中国通史》出来，好看我们民族的成分究竟怎样，到底有哪些地方是应当归我们的。但这件工作的困难实在远出于一般人的想象。民族与地理是不可分割的两件事，我们的地理学既不发达，民族史的研究又怎样可以取得根据呢? 不必说别的，试看我们的东邻蓄意侵略我们，造了“本部”一名来称呼我们的十八省，暗示我们边陲之地不是原有的; 我们这群傻子居然承受了他们的麻醉，任何地理教科书上都这样叫起来了。这不是我们的耻辱?

这里说得很清楚，顾颉刚等《禹贡》派学人之所以决意要对“地理沿革史痛下一番功夫”，并希望通过杂志和学会促使“一般学历史的人，转换一部分注意力到地理沿革这方面去” ( 均为《发刊词》语) ，其目的并不仅仅在于“沿革地理”或曰“历史地理”学科本身，同时也在于希望通过对这一学科知识体系的构筑，完成“一部《中国通史》”，以此来确认“我们民族的成分”和疆域。应该注意，在上引文字里，顾颉刚所使用的“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等概念，始终是和 “帝国主义者的压迫”、“强邻狂施压迫”等表述相提并举的，这表明，顾氏及《禹贡》派学人欲以学术研究进行呼应和激励的“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概念，而是在遭受如此 “压迫”的具体历史情境中产生的反抗意识。同时，在上引文字里还可以看到，作为学者，《禹贡》派学人所焦虑的，不仅是帝国主义特别是强邻日本在政治、军事、经济方面的“蓄意侵略”，还有其在学术知识生产上获得的主导权，如《禹贡·发刊词》所言，当他们试图确认民族疆域 ( 亦即确认 “到底有哪些地方是应当归我们的”) 之时，所遭遇的困难竟是来自日本的有关中国的言说，这些言说所创设的一些词语和概念，甚至渗入中国的“地理教科书上”作为“常识”广泛流布，这让《禹贡》学人们既感忧虑又深感耻辱。

《发刊词》特别举出日本制造的“本部”一词，虽未说明出处，但肯定不无依据。仅就笔者所见言之，如罗振玉 (1866—1940) 主持的东文学社于1899 年译印的日本学者桑原陟藏 (1870—1931) 所著《东洋史要》，其“总论”第二章“地势”便写道: “东方亚细亚中，除朝鲜外，余地悉属支那帝国。支那者，世人分为支那本部、青海、西藏、新疆、蒙古及满洲”。桑原氏此书题名“东洋史”，但缕述中国历史的文字占了主要部分，且对东洋—亚洲各国之间关系多有论述，从编写体例到所做的评断，在当时都受到重视，清朝学部甚至称之为“东洋史之善本”，因此，中译本刊行以后很快便“盛行殆遍于东南诸省”，不仅被很多学堂用作教科书，甚至成为中国学者编写教科书的底本。而在清末民初，这种现象并不止于桑原氏这一本著作，把日本学者撰著的“东洋史”或“支那史” 编译改写为中国的本国历史教科书，曾成为一个时期的风气，在改写时直接挪用原著文字自然也不鲜见，如陈庆年以桑原《东洋史要》为底本编撰的《中国历史教科书》，述及清朝时期，便有“本部十八省”的说法，可为一例。对于这些，顾颉刚等人应该了然于心。

当然，早在清末，已经有人对借用“东邦编述之本”“以充本国历史科之数”提出质疑，认为 “夫以彼人之口吻，述吾国之历史”存在“于彼我之间，抑扬不免失当”之弊，甚至会“令吾国民遂不兴其历史之观念，忘其祖国所自来”。到了1930年代，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学者更为有意识地对日本东洋学著述中有关中国的叙述提出批判，并特别举出此类叙述中的一些地理名词作为批判对象。如傅斯年 (1896—1950) 为对抗日人“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的“妄说”而写的论辩之作《东北史纲》第1卷，专门在卷首放置一篇《论本书用“东北”一名词不用满洲一名词之义》，即可谓其中的典型。就此而言，《禹贡》派学人延续了傅斯年的立场和思路，在试图构筑中国历史地理知识体系、确认中国民族疆域的时候，他们都把清理已经内化为中国本土学术言说的日本东洋学视为必不可少的前提，并把警惕和抵抗日本仍在不断生产的带有帝国主义色彩的有关中国历史地理的知识和言说作为当务之急。这也从一个侧面显示了现代中国有关本国历史地理知识的生产与日本东洋学之间的“亲密”关系———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亲密的敌对”关系。

而当我们沿此脉络进一步加以考察时，以下的问题无疑是需要继续追问的: ( 1) 《禹贡》派学人对日本东洋学有关中国的历史地理学知识，特别是对其中所谓“满蒙”的知识和言说，有着怎样的了解，做出了怎样的回应? ( 2) 在应对日本的“满蒙”言说、构筑中国的历史地理学体系的过程中，《禹贡》派学人遭遇到了怎样的难题，他们是如何解决的，或者缘何未能解决?

在此需要说明，尽管《禹贡》还在刊行时，该杂志便被视为“弥漫着一种统一的精神”，撰稿的人们已经被称为“《禹贡》派”该刊前后三位主编和众多撰稿人还是各有差异的，特别是在《禹贡》半月刊停办以后，这个“派”是否还在延续，就更不宜轻下结论。

《禹贡》半月刊

顾颉刚: 如何想象古史中的“疆域”

在《禹贡》派学人群体中，顾颉刚无疑是最为核心的存在。《禹贡》半月刊的三位主编人，谭其骧参与编辑到第4卷第12期 (1936年2月) 因故离任，嗣后冯家昇 (1904—1970) 中途加入接编，只有顾颉刚作为主编坚持始终，他在《禹贡》上发表的文章虽然不多，但指导了若干撰稿人的写作，有时甚至亲自动笔修改他们的文章。《禹贡》自第4卷第4期 (1935年10月16日) 起刊载学会同人通讯，至第7卷第6、7合期 (1937年6月1日) ，共刊出165封，绝大多数是写给顾颉刚的，顾也大都做了回复。如果说《禹贡》杂志有“一种统一的精神”或前后一贯的主旨，就是由顾颉刚串联起来的。

但于《发刊词》之外，在《编后》、《通讯》一类文字里，顾颉刚虽然也会谈及办刊的方向性问题，却大都寥寥数语，再无宣言式的表述，即或对《发刊词》所宣示的以地理沿革史研究实现确认民族疆域之意图，也未加以充分阐发，比如，缘何以前者为手段，必可达至后者之目标? 这中间还须经由怎样的路径、步骤和程序? 都没有予以深入讨论。也许对此时的顾颉刚来说这些都是自明的，但执着于具体的史实考证而缺少整体的“挈合疏通”和明晰的理论论述，确实是当时部分读者从《禹贡》杂志感知的印象，有人甚至直接提出了批评，而顾颉刚也自认缺少理论是《禹贡》的“一个缺点”，解释说: “本会同人大率朴学，不擅以华辞相号召，故本刊所载，通论绝少”，并明确表示:

“然此实非办报者所应有之态度，甚望能作理论文字之人肯加入本会，达出同人所欲言而不知所以言者，使同人之工作得以博得青年界之同情。他日将以民族史与疆域史之研究结果灌输于民心，而激发其保国保种之血诚，则此会为不虚集，此刊为不虚出矣。”但顾氏也发出这样的诘问: “倘使大家都不肯深潜于这种机械的工作，专喜欢发大议论，则既没有事实的基础，只有相率做策论八股; 学问到了这步田地，还有什么意味?”

从顾颉刚的上述回应，既可感知其虚怀若谷，也不难读出学术自信，他解释《禹贡》学人执着于“考证”，既源自他们的学术禀赋和学术特长，也有来自对“没有事实的基础”的“大议论”的警惕和排拒，这样的表述虽不无把考证和理论、事实和价值截然切割之嫌，但也表明以朴学式考证为方法，在顾氏是很自觉的，而从他发表在《禹贡》上为数不多的论文看，具体而微的考证文字里，其实都隐含着自觉的方法意识，其中《古史中地域的扩张》可谓是最具代表性的一篇。

顾氏此文考察中国古史文献中有关夏商周三代的记载，发现有关疆域范围的描述“是不相等的”，在秦汉以前的文献里，即使到了周代，也仍然地不过千里，但到了秦汉以后的文献中，如《淮南子》、《礼记》、《禹贡》等，却把“三代”的疆域描述得“和始皇同样地广大，或者还超过了他”。顾氏认为，这是秦汉以后的“一班学者不愿意始皇专美于后”而虚构出来的传说。但在揭破这种传说的虚构性之后，顾氏强调说: “我们不必攻击传说，我们且去寻出它的背景。”也就是说，他的目的并不在于指斥传说的虚妄，而在于考证传说的形成过程。

如果了解顾颉刚的学术历程，不难看出，此文的问题意识和分析方式，都典型体现了他“疑古”、“辨伪”的研究思路。众所周知，1923年提出中国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观点时，顾氏便决意“把传说中的古史的经历详细说一遍”。他认为，现在被视为“信史”的上古历史，其中很多是经过战国、秦、汉时的知识阶级和非知识阶级想象加工而成的“传说”，所以，在他看来，“要辨明古史”，考察“传说的经历”比“史迹的整理”更为重要， “凡是一件史事，应当看它最先是怎样的，以后逐步逐步地变迁是怎样的。我们既没有实物上的证明，单从书籍上入手，只有这样才可以得一确当的整理”。而在顾氏当时设定的“推翻非信史”的标准里，排在前面的两条即是“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和“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在创办《禹贡》之前，顾颉刚的“辨伪”工作主要集中于考察“中国民族”“出于一元”之传说的形成过程，发表在《禹贡》上的《古史中地域的扩张》，重点则明显在于考察“中国的疆域”“向来一统”之传说的形成脉络。在不以直接的理论性论述为特点的《禹贡》半月刊，顾颉刚的论文无疑具有示范性，影响到《禹贡》的整体学术倾向，至少在古代地理沿革方面，该刊的很多文章都显示出了和顾氏接近的思路。

顾颉刚的“疑古”、“辨伪”，与日本的东洋学、支那学有无交集? 更进一步说，顾氏对上古历史的传说性的揭示，是否受到那珂通世 ( 1851—1908) 的“疑古”论、白鸟库吉 ( 1865—1942) 的 “尧舜禹抹杀论”的启示? 他的“层累说”与内藤湖南 (1866—1934) “发现”的富永仲基 (1715— 1746) 的“加上原则”有无影响关系? 这些都曾引起学术界的讨论，而现在比较一致的看法，大都认为顾颉刚是在没有直接接触到那珂、白鸟、内藤的情况下提出自己的疑古论述的，但那珂、白鸟和顾颉刚的“疑古”思路确有近似之处，且都和《崔东壁遗书》的再发现有关。

这些研究对于理清现代中日学术交涉史上的事实当然是有意义的，但就本文的论题而言，五井直弘 (1925—1999) 从另一视点提起的问题，即白鸟库吉在论及中国上古神话传说与日本本国的神话传说时所持的不同态度，更值得讨论，因为其中所涉及的“疑古”逻辑与自民族之历史叙述的关系，可与同时代的顾颉刚做“平行比较”式分析。据五井考察，1909年白鸟库吉在讲演《支那古传说研究》中首次提出“尧舜禹”为“荒唐无稽难以置信”的传说，为其“尧舜禹抹杀论”之发端，到了1930年5月，他又在系列讲演《支那古代史批判》里继续阐述“三皇五帝传说”的虚构性，此即一般所说白鸟的 “第二次抹杀论”。而白鸟库吉同时也在研究日本的古代史，五井注意到，针对中国的古代传说，白鸟“如此彻底地强调其传说性，通过‘第二抹杀论’的展开，否定殷周的存在，甚至不肯去做接近史实的尝试”，但“关于我国的神话，则努力从其背后读出大和朝廷从古以来的悠久存在，将证明其实际存在视为历史学家的责任”。五井作为例证举出的文章是《关于本邦古代迁都之原因》，此文发表之时，白鸟库吉已在日本皇室的“东宫御学问所”任职，为皇太子亦即后来的昭和天皇“进讲” 本国史和东西洋史，他当时撰写的《国史》，同样表现了他为履行自己所设定的“历史学家的责任”而做的努力，该书第1卷第2章依据日本古代传说讲述“神代”历史，虽然开篇用词谨慎地把这些传说称为“物语”: “我国有从古代流传下来的神代物语”，但随即断言: “建国之由来，皇室之本源，国民精神之精髓，皆体现于此”，接下来便以此作为叙述的依据。综合观之，被认为和兰克史学颇有渊源的白鸟库吉，其实并不看重兰克史学尊重史料的实证方法，他“疑古”的方法，最终是内外有别，以“国家”为限，在讨论中国上古神话传说时，他强调其虚构性，而在讨论日本本国的神话传说时，则努力去证明其与“大和朝廷”实际历史的关联，由疑古转而成为信古。五井直弘曾尖锐地指出: 白鸟库吉是把日本天皇“皇室的绝对性、悠久性作为信念·宗教来接受的”。

那么，在历史研究的疑古逻辑与本民族的历史叙述之间，顾颉刚是怎样考虑和处理的呢? 其实，还在创办《禹贡》杂志之前，顾颉刚的疑古论已经遭到学术研究之外的干预。1929年，顾氏为商务印书馆编写的《中学本国史教科书》因“不承认尧舜禹为事实”而遭到当时一位参议员的弹劾，南京国民政府明令禁止该书发行并议决处罚出版机构，位居国民党要职的戴季陶 (1890—1948) 曾发表意见说: “中国所以能团结为一体，全由于人民共信自己为出于一个祖先”，由此，他认为“民族问题是一个大问题”，学者们固然可以进行讨论，但书店如据此出版教科书，则“就是犯罪”。

但顾颉刚对以戴季陶为代表的官方“民族史观”并不认同，教科书事件以后，他仍然发表文章阐发自己对三皇、五帝的考证和结论，如《〈古史辨〉第四册序》便说: 即使到了秦统一以后，“疆域虽可使用武力，而消弭民族间的恶感，使其能安居于一国之中，则武力便无所施其技。于是就有几个聪明人起来，把祖先和神灵的‘横的系统’改成了‘纵的系统’，把甲国的祖算做了乙国的祖的父亲，又把丙国的神算做了甲国的祖的父亲。他们起来喊道: ‘咱们都是黄帝的子孙……’”顾氏认为，“借了这种帝王系统的谎话来收拾人心，号召统一，确是一种极有力的政治作用，但这种说法传到了后代，便成了历史上不易消释的‘三皇五帝’的症瘕，永远做真史实的障碍”。在顾颉刚的逻辑中，以“疑古”精神和“辨伪”方法揭破有关本国民族史的“谎话”，与通过学术研究激扬民族主义是不矛盾的，该序言说: “如有人说，中国人求团结还来不及，怎可使其分散。照你所说，汉族本非一家，岂不是又成了分离之兆。我将答说: 这不需过虑。不但楚、越、商、周已混合得分不开，即五胡、辽、金诸族也无法在汉族里分析出去了。要使中国人民团结，还是举出过去的同化事实，积极移民边陲，鼓励其杂居与合作。至于历史上的真相，我们研究学问的，在现在科学昌明之世，绝不该再替古人圆谎了。”

此文写于《禹贡》创办之前，在学术研究中坚持不因“价值”而遮蔽甚至歪曲“真史实”的思路，已经表达得很清楚，即使这“价值”关系到民族大业; 前面所述《禹贡》杂志近乎禁欲式的朴学风格，亦应为此思路的体现。当然，我们应该整体考察顾颉刚的活动，特别是如果注意到他在主持《禹贡》的同时还勉力支撑通俗读物刊行社，亲自主持编印宣传抗日、普及知识的民歌、鼓词等作品，便不难想见，顾颉刚并没有因为把“价值”和“史实”进行了切割就能够安于书斋里的考据，他还以另一种方式积极承担起了社会职责，在此意义上， 《禹贡》杂志和通俗编刊社对顾颉刚而言，便不宜仅仅视为专精的学院学问和普及性的民众宣传活动的雅俗分工，更应该视为一个学者在学术志业和社会政治担当上的有意识区分。

不过，做了这样的区分，是否就可以在《禹贡》安心做“为学问的学问”呢? 事情似乎没有这么简单。1935年9月4日，顾颉刚致信胡适 (1891—1962) 说: “禹贡学会，要集合许多同志研究中国民族史和地理沿革史，为民族主义打好一个基础……禹贡学会的工作依然是‘为学问而学问’，但致用之期并不很远。我们只尊重事实，但其结果自会发生民族的自信心。”说明《禹贡》学人的 “民族主义”意图，并不表现在学问本身，而是其自然发生的结果。但同年年末顾氏撰写《禹贡学会募集基金启》，却特别强调该刊“自第四卷起，更注重于边疆及水利，以期适合现代之要求”，并把对边疆的实地调查列为重要工作，把编撰《中华民国一统志》列为“本会工作之最大目的”表明他已经意识到，以学问“致用”，不仅仅是一个“尊重事实”的问题，还有研究哪些“事实”的问题，而《禹贡》杂志前期比较偏重的古代地理沿革考证，究竟能够在怎样的意义上激发民族意识、推动现实的民族主义运动? 这既是《禹贡》学人要面对的社会质疑，也是他们内心挥之不去的困惑。

该刊同人童书业 (1908—1968) 为编辑“古代地理专号”所写的“序言”，就沉痛地吐露了这样的心情: “自从东北四省失陷以来，我们的国家受外侮的凌逼可算到了极点，所以有血气的人们大家都暂时放弃了纯学术的研究而去从事于实际工作。至于留在学术界的人物，也渐渐转换了研究的方向，即如本刊的由研究地理沿革而转趋到边疆调查，就是这种潮流的明显表现。在这样学风转变的时期之中，本刊忽然又出了这册近于考据性的古代地理专号，会不会使大家疑心我们又在那里开倒车呢?”

“由研究地理沿革而转趋到边疆调查”，这一研究方向的“转换”，不仅为《禹贡》学人当年颇为自傲地强调，也是他们后来常常念兹在兹的话题，表明此“转换”对解除他们内心焦虑的意义。

冯家昇: 与日本“满蒙学”的学术主导权之争

自《禹贡》半月刊第5卷第1期 (1936年3月1日) 起，冯家昇 (1904—1970) 与顾颉刚列名主编，接替了谭其骧。和谭氏一样，冯家昇也是顾颉刚的学生，1926 年考入燕京大学史学系，1934年毕业于该校研究院。冯氏曾立志专攻辽史，就读研究院期间写成的《辽史源流考》和《辽史初校》，曾于1933年列为《燕京大学学报专号》之一出版。《禹贡》创刊后，冯氏成为重要撰稿人之一，在该刊发表的文章达20篇之多，在数量上超过了他的导师顾颉刚。

仅从发表在《禹贡》上的文章也可以看出，冯家昇的治学思路和方法明显带有顾颉刚的影响印记。而在对域外学术知识的了解方面，则比顾氏的视野更宽。如《洪水传说之推测》一文，考察中国古代文献中有关洪水的传说，认为最初起于“河水之泛滥，其地域不出今之山西。西周以后，人民地域观念随疆域而增，故以为荒古洪水遍及中国也”。其揭示古代史迹在传说中衍生的方式，可以肯定受到了顾颉刚的启发，但文中以“世界各民族”的“洪水传说”进行比较，且多处征引国外学者的研究，则显示了冯氏个人的特点。

从冯家昇《我的研究东北史地的计划》同样可以看到顾颉刚热衷构筑宏大学术计划的风格影响，当然，对于冯氏来说，这篇文章还标志他的研究范围已经从辽史扩展到了整个“东北史地”。而促使冯氏做出如此选择的原因无他，仍然是中国当时所遭遇的强邻日本侵略的处境，以及伴随着侵略行为而兴盛起来的日本的“‘满鲜学’或‘满蒙学’”。冯氏治史，在“工具方面”，首重“语言与文字”，而在写这篇《计划》时，除了英文之外，他“对蒙文已可自己用功”，且有学习满文的准备，

“对日文书籍已可阅读和翻译，对法文书籍也可懂十之四五”。与不谙日文的顾颉刚相比，冯家昇显然对日本的“满蒙学”了解更多，而他也锐意搜求，且认真进行梳理分析，其研究所得，除了发表在《禹贡》上的《东北史地研究之已有成绩》、《日人对于我东北的研究近状》，还有刊载于《燕京学报》第19期上的《日人在东北的考古》。在《禹贡》派学人中，冯氏可谓不多的学术“知日派”，他的这一系列文章，可以说代表了《禹贡》派学人当时对日本“满蒙学”的了解程度和认识状况。

那么，冯家昇对日本的“满蒙学”有怎样的了解? 又做出了怎样的分析和评价呢?

首先，冯氏对日本学者研究中国“东北”的历史作了概要性梳理，认为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起于明治维新以前，但 ( 研究范围———引用者注) 只限于元清两朝之事; 且其时之眼光与方法不脱前人之窠臼，未足云学术上之研究”。“自维新以后，迄日俄战争，日本研究东北始转入第二期。在此时期，日本产生几位卓越之学者，学植既富，又颇能利用西洋人之方法，乃树立‘满鲜学’ 或‘满蒙学’之基础。其中最可注意者三人: 一为那珂通世，一为内藤虎次郎，一为白鸟库吉”。不过，在冯氏看来，在此一时期，即使是这三位代表人物，其著作或“拾取吾国 ( 指中国———引用者) 学人之见解，稍加抒张”，或“介绍西洋人之学说”，都缺少自己的“发明”。“自日俄战后，日人研究东北走入发展之时期，最要者则为开拓搜求史料之分野。明治四十年 (1907) 那珂在广岛高等师范学校《满洲修学旅行纪念录》中登载《满洲研究参考书》，明治三十九年 (1906) 内藤在《早稻田文学》杂志发表奉天宫殿所见之图书，四十一年 (1908) 又公布整理奉天故宫新获之史料，大正八年 (1919) 刊行《满蒙丛书》，均为学术界大可纪念之事。同时白鸟从欧洲回国 ( 明治三十八年，1905) ，奔走计划组织亚细亚学会; 此会虽终不成，但明治四十年 (1907) 则建设东洋协会学术调查部，四十一年又设满铁学术调查部。此二学会可谓为日人研究东北之总干……但此皆偏于文献之研究，自八木奘三郎、滨田耕作、原田淑人、鸟居龙藏等在考古学与人类学努力之结果，而日人研究又别开一新路”。

在叙述日本“满蒙学”的成立与发展过程时，冯氏始终不忘揭发其与日本殖民主义之间的密切关系。在宣布自己“研究东北史地的计划”时他便说: “譬如东北四省，就历史上、地理上、法律上说，明明是中国的领土，而日本人为了伸展领土的野心，早几年前就在国际间宣传他们的‘满蒙非支那论’，可怜我国学者没有一个能起来加以有力的反驳的。同时日本人为了实现此种基调起见，就雇用了大批学人专门致力于‘满鲜学’或‘满蒙学’，研究的成绩很能独树一帜。”而在《日人对于我东北的研究近状》一文里，冯氏则说得更为激烈:

总之，日人对于我国东北的研究，不论古今，不论哪一科，无不有突飞猛进的成绩。返看我国事事落后，又事事颟顸，真不禁令人长叹息! 按中日战前有“朝鲜学”，朝鲜以灭; 日俄战前有“满鲜学”，辽省以陷; “九一八”以前有“满蒙学”，四省以亡。今之日人又高唱所谓“东亚学”了，呜呼! 剑及履及，事至迫矣，请看明日之东亚将为谁家之天下? 愿我国人醒一醒吧!

西村成雄认为冯家昇的上述言论虽然略带比喻色彩，但对近代日本的中国东北地域认识之历史性格的分析，可谓切中肯綮。其实，我们也不难从中读出冯氏的复杂心情，他既痛切指斥日本“满蒙学”与日本殖民主义侵略行为之间的“共犯”关系，也高度评价日本“满蒙学”的研究成绩，甚至说: “凭日本人对于东北研究的成绩，也可以把东北取走了。假使国际联盟注重学术上研究的话，凭我们临时作的几种小册子，是要失败的，东北四省仍是要送掉的”。

应该如何看待具有浓厚殖民主义色彩的“满蒙学”知识? 对冯家昇来说，显然是个很沉重的课题。与顾颉刚等人对日本的“满蒙”言说笼而统之的处理方法不同，冯家昇对“满蒙学”作了更为细致的区分。在他看来，同样是在日本对外扩张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满蒙学”，对东北地区“现代社会、经济、土俗、地理、外交等方面”的研究，显然与日本的侵略行为具有更为直接的关系。如 “现代地志与地图”“对于军事政治是有深切关系的”，以满铁调查部为中心做出的“各种调查报告” 及相关研究，其实相当于提供给日本政府的“政策之意见书”，而“他们对于东北近代外交史的研究”，则“是日人拥护他们的‘生命线’的言论”。比较而言，冯氏认为“满蒙学”中有关东北古代历史地理的文献学、考古学及人类学的研究，虽然也以日本的侵略扩张为背景，但其作用则主要在于以“研究的成绩”骄人，由于冯家昇志在“东北史地研究”，所以他对后一类研究更为关注，也深为中国学术在这方面的“落后”而焦虑，但他在剖析此类“满蒙学”研究与日本殖民侵略之间的联系时，并没有无视或否认其“成绩”，而是对其进行认真梳理，并介绍给中国学术界作为参考和激励。这样的态度，可以说体现出了一种沉痛而坚忍的学术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