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常识讲，文字是语言的符号，是适应语言而创造出来的。中国以表意为主的文字，是和我们一音一义的语言特性不可分。

日本和中国，在语言上属于两个不同系统；他们的“假名”，是适应他们自己语言所作的表音符号；他们大量使用汉字，是在吸收中国文化中所积累的现象。

就他们语言的本身说，是不太自然。所以在庆应二年（一八六六），前岛密氏已经向将军德川庆喜，提出废止汉字之谈。在明治三十五年（一九○二）成立的“国语调查委员会”，也认为“文字应采音韵文字，调查假名与罗马字等的得失”；换言之，以表音字代替汉字，是他们的预定目标。

昭和二十一年（一九四六）十一月，日本政府接受占领军统帅部应废弃汉字，采表音字的劝告，公布了一千八百五十个汉字的“当用汉字表”，决定了“汉字使用的范围”。其基本用意，是把限制汉字的使用，作为废弃汉字的第一步。这并非完全出于被占领下的不得已的行为。

“当用汉字表”公布通行后，日本社会各方面，发出了许多不满之声。昭和二十九年（一九五四）第二期国语审议会，对应此种情势，整理出了一件“当用汉字表补正资料”，新加入二十八字，但从原表中也减去二十八字，使总字数保持不变。

因为若加多一字，便破坏了“当用汉字表”本来是以限制汉字为目的的精神。若减一个字，便表示进一步趋向废弃汉字，会引起另一方面更多的责难。

但这是一种相持状态，需要得到切合实际的解决。

于是第十二期国语审议会根据国立国语研究所在昭和三十八年（一九六三）所作的九十种现代杂志用语调查，五十一年（一九七六）所作的《朝日》、《每日》、《读卖》三大报纸，在一年间的用语调查；加上过去的资料，及一九七六年三月新闻协会编辑委员会所提出的意见，加以详细分析研究后，在今年（七七）一月二十一日，向文部省提出了“新汉字表试案”。

预定此试案公开后，经过两年各方面的批评、讨论、修正后，再由政府公布，使其成为定案。

“试案”在前言中，认为“当用汉字表”推行以来，减轻了国民的读和写的负担，印刷时也较为便利。

但也带来了国语表现受到束缚，甚至引起混乱。即是热心限制汉字的人们，只想到把汉字改为假名，语言的自身并没有改变。

但他们过于忽视汉字以形表意的作用与机能，例如若把“试案”两字，改用“シアン”的假名便使人无法理解。所以他们根据汉字各字的使用率、造语力及在概念表达上的需要等三个原则，对照所收集的资料，作了一字一字的审查。

上面三原则中的所谓“造语力”，是指一个字会造出其他的重要词汇；例如由“嫌”字引出“嫌疑”、“嫌恶”等，此即是“嫌”字的造语力。

所谓在概念表达上的需要，是指某概念，必用汉字表达而始可一目了然；例如前所指出的“试案”二字。经过这样审查的结果，较“当用汉字表”，新采入了八十三字，1709 汉字在日本的考验同时从“当用汉字表”中剔除了三十三字；两相加减，实增加了五十字，而成为一千九百字。

“当用汉字表”实行了三十一年后，经过调查研究的结果，终于承认了汉字在日本国语中的重大意义，在日本社会生活中的重大意义，否定了走向全部表音的方向这是汉字在日本所受考验中的胜利。

在三十一年前公布“当用汉字表”时说：“为了书写现代国语，兹定汉语使用的范围如下表”。所谓“范围”，即是“限制”。但是此次提出的一千九百字的“试案”，只认为这是作为法令、公用文书、新闻、广播等写一般社会生活文章时的“目安”。

“目安”，是指一种“概略性”的标准；他们不用“标准”两字而用“目安”两字，是避免由“标准”两字而来的限制性；说明写文章时，并不是不可以使用“试案”表上所没有的汉字。并且未干涉到科学、技术、艺术及其他各专门分野，各特种场面及私人所使用的汉字。

又规定，除了极流行的以假名表现汉语者外，不要把汉字和假名夹杂在一起来表现一个汉语。例如“冶金”不可写作“ヤ金”；“驻屯”不可写作“驻トン”。此时即使用到表上没有的汉字也没有关系。总之他们把表达能力置于第一位，因而把汉字使用的自由，大大地放宽了。

汉字与日语，本是不相对称的。但随汉文向日本的流入，汉语也随之流入，构成日本国语中的一部分，例如“先生”、“学生”、“学校”、“教室”等，都是汉语；汉语只有用汉字才表达得清楚。

其次，汉字本身是挟带着丰富的文化而流入日本的。汉字的废除，使由汉字所挟带的文化，也归于模糊，社会生活将陷于枯窘，这是莫大的损失。

还有，因汉字的以形表意，对许多概念，较表音字表现得比较清楚，这是日本人经过三十一年的试验所体认出来的。所以汉字实已与日人的血肉连在一起。

汉字在日本所受的考验，应当对我们许多自以为进步，而实系浅薄无知的中国人，应有若干启发的意义。

语言文字，本是在历史中演变的；其生灭繁简，都是为了适应社会生活。但一个民族，在语言上，已经有了许多万年的积累，在适应语言的文字上，已经有了几千年的积累时，便形成了他们社会生活、精神生活的主要内容，在演变中有不可变的大规律、大方向，否则此民族便不能作为一个集体力量而生存下来。

由鸦片战争以来，我们应当吸收西方文化，应当学习科学先进国家语言，这一点谁也不会反对。

但我们现代化的失败，许多知识分子，不从专制遗毒中去思考此一问题，不从知识分子自身的学习精神与造诣程度中去思考此一问题，不从升官发财、奔竞角逐的无耻士风中去思考此一问题，更不了解，任何语言文字，是随着文化的提高而得到刺激，得到充实、丰富的。

语言文字和文化是互相影响，并不是语言单方面限制了文化。一个成熟了的语言文字的自身，永远是向着有意义的一切文化，敞开大门的。却把一切不进步的罪恶归到我们的语言文字上。

钱玄同在学问上是一无所知的人，因他提出不仅要废弃中国文字，并且要废弃中国语言，因此而一夜间成了大名。

于是把我们由于语言特性所制造出来的表意文字完全废掉，改为罗马或拉丁的表音文字，认定这是我们进步的必然归结。表意文字，是定安性较强的文字；我们得此一文字之力，而沟通了绵邈的古与今，融合了广大的东与西、南与北。

今欲一旦举而去之，使我们广大的人民，还原为文字未成立以前的意识混乱，生活孤立，古今不相及，东西南北不相通的状态。这比南北韩的英雄好汉，命令便把他们所传承的汉字取消了，还要伟大得多。但南北韩的英雄好汉们的文化水准，有什么方法与日本的文化水准作比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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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摘自：《徐复观全集》第一卷《学术与政治之间》（续篇）

作者：徐复观

出版：九州出版社

徐复观先生，原名秉常，字佛观，后由业师熊十力改名“复观”，取义《老子》“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徐复观全集》收录先生全部学术专著、散篇论文以及译著，涵盖政治、思想、艺术、文学等众多门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