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对日态度的转变

对于日本，中国人曾有过好感。在《马关条约》签订后的第二年，第一批13名留学生抵达日本，开启了向日本取经的先河。特别是日俄战争中，日本竟然战胜老牌的世界强国，深深刺激了中国，一场“以日为师”的活动全面展开。一批批留学生先后涌入日本，到1911年留日学生累计达到4.5万人。留学生中既有孙中山、宋教仁、黄兴等革命家，也有章太炎、陈独秀、鲁迅等思想家，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近代史的走向。

“二十一条”签订

那么，中国民众对日本的好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丧失的？回望历史，很清楚，就是1915年大隈重信政府提出“二十一条”之后。正如一位日本学者所说，“实际上，日本与中国的不幸关系，可以说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二十一条’激起了中国人前所未有的愤慨，是20多年后战争爆发的伏线”。“二十一条”的要求非常苛刻，暴露了日本攫取在华特权的野心，给中国民众以极大的震动和冲击。1916年中国政府宣布将被迫签字的5月9日定为“国耻日”后，国内反日情绪日益高涨。从此留日学生急剧减少，中国社会舆论对日本充满敌意。

在日本方面，却是另一番景象。“二十一条”得到了主要报纸的支持。《东京朝日新闻》说“对华‘二十一条’维护了东亚和平”，《读卖新闻》说“政府的措施应该说大体上是适合时宜的”。日本政府采取发出最后通牒逼迫中国政府同意的高压手段，也获得了新闻媒体的支持。这些媒体先后刊登报道或发表社论，批评中国政府的态度，拥护本国政府，宣称日本的主张极其正当。

在日本知识精英中间，也有很多人支持“二十一条”。辛亥革命时担任过孙中山法律顾问的寺尾亨本来是“亲中派”，此时却在报纸上撰文说，“关于对华问题，应该批评的地方固然不少，然吾人对其事实无法准确把握。即便已经知之，今天亦非公然批判之时。为了国家的体面，最终应该明确我国主张之所在，努力贯彻之”。

作为大正民主运动中的核心人物，吉野作造是一位积极主张民主主义的学者。当“二十一条”交涉结束、中日两国缔约以后，他也发表文章对“二十一条”给予肯定的评价。“这一次的对华要求表面上看有些地方或许侵害了中国的主权，或许让中国丢了脸面，但是我相信，从帝国的立场来看，大部分都是最小限度的要求。”他这样写道，“从与西洋各国的关系来看，（‘二十一条’）选择的时机颇好......处理得极其恰当。”连吉野作造这样的知识精英也被狭隘的民族主义俘获，评价“二十一条”的对华要求“处理得极其恰当”，就不难想象一般日本民众的态度了。

当然，也有极少数人士批判和质疑“二十一条”。不过，他们不但没有对政府形成任何有效影响，反而受到斥责和抨击。例如，时任北洋政府法制顾问的有贺长雄就因为在元老中斡旋而遭到责难，被骂为“国贼”“袁仆”，早稻田大学剥夺了他的教授职务。右翼分子对他进行人身攻击，甚至企图杀害他。

松方正义的警告

就在这种感情用事的、偏狭的民族主义席卷日本的时候，一位元老却站出来，对日本的外交政策提出警告。这位元老就是松方正义。

松方正义

松方正义1853年生于鹿儿岛，是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人的老乡。他曾任明治维新政府的大藏卿，此后几乎一直担任大藏大臣的职务，占据日本财政中心位置长达22年之久，是一位精通财政政策的政治家。他还曾两度组阁，受封从一位大勋公爵位。松方正义既不是明治维新激变时代的英雄，也没有在战争中建立军功。他之所以能如此显赫，大概是缘于其温厚笃实、朴素勤勉的人品。

早在明治时期，松方正义就已跻身元老之列。进入大正时代，他又收到了大正天皇“匡辅大政”之诏，和明治天皇的主要辅臣山县有朋、井上馨、桂太郎、大山岩、西园寺公望等人一起辅佐新天皇，参与机要。这些元老是超宪法的存在，在朝政中拥有绝对强大的势力。

然而，这些元老却是不负责任的。《外交时报》的一篇文章说：“元老这些人，说来很奇妙，可以肯定他人的说法，但即使相信事情对国家有利，他们也不会去扮演受人憎恨的角色，主动向政府当局提出忠告。况且万一因此而使政局发生动荡，这种责任他们绝不愿意承担。因此，这种被人憎恨的角色一个一个往下推，元老自己则回避承担责任。”

不过，对于政府咄咄逼人的对华政策，松方正义罕见地公开而明确地表达了不满。1916年10月，大隈重信下台后，81岁高龄的松方正义向新任首相寺内正毅提交《对华意见书》，严厉批评政府对华政策之恶劣——“然我国近年来对华政策，徒恃我强盛，乘彼之弱小，威吓彼，恫吓彼，时而玩弄欺诈小计，时而行强夺之拙策，唯驱彼怨恨于我，离反于我，以我为不共戴天之仇雠，以迄子子孙孙以我为诅咒对象，不过徒以自得......谚曰：百巧不若一诚。然我国之对华政策，巧拙交互，唯促彼之怨恨，复招其侮”。

在松方正义看来，外交政策要以信义、正义为原则，唯有“遵循天地之公道，重视国家信义”，才能使“我国置于富岳之安，光耀我皇威于八纮”。他主张把“不吐刚，不茹柔，凭据条理，主持正义”作为日本“外交政策之传统要诀”，强调“无势力之信义乃空言，然无信义之势力乃祸媒。无论多大之势力，唯有作为有信义之势力方可有效”。

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国家认为外交就是恃强凌弱，国家之间只有拳头大小，没有公理可言，因此外交就是欺诈和权术，信义和正义无非就是幌子。大隈内阁就是以这样的认识强迫中国签订“二十一条”的。松方正义将批判的矛头直指“二十一条”，认为日本的对华政策“不得不断言绝对堕入了荒谬，实余所不堪痛叹也”。他进而指出，近年来日本外交政策舍弃信义，“徒弄一时之阴谋诡计，不顾因此而酿生国家百年之祸根......唯驱可谓帝国外廓之中国为敌国，从而使帝国在世界之信用丧失殆尽”。他还警告说，尽管日本表面上确保了本国的权益，但“察其真相，实际是岌岌可危，犹如驾驶破舟激流直下，其前途实不禁令人寒心”。

松方正义提出了一个根本问题：“是使中国弱小，衰灭，吞并之乎？抑或将中国视为友弟，善诱之，扶助之，将其作为东洋自治一要素待遇之乎？此乃对华政策之根本问题。”松方正义认为，答案应该是后者。他主张，日本必须与中国建立良好的国家关系，“日中亲善”对中国有益，对日本也是至关重要的，“日中亲善非仅支撑东亚危局之所以，又非单纯救助中国之所以，实乃我日本帝国屹立于世界惊涛骇浪之中而不倒之自卫之道也”。他直言不讳地说，这样做的目的还是为了日本自己，“乃唯欲支持我帝国根本对外政策之大原则，构筑帝国于世界中远大且永久之地位”。为了日本与国际社会和睦相处，松方正义要求政府改变对华政策。他警告说：“若不幡然猛醒，奈何能不使帝国之威信失于中国，更将使帝国之于世界之地位陷于危殆？”“为今之计，若不迅速采取重大措施，给予根本改正，相信帝国将来之危机祸害实不可测。”

历史证明，这位元老是非常有远见的。寺内正毅内阁也转变了对华政策，即由武力扩张转变为经济渗透。通过借款给北洋的段祺瑞政府，扩大日本在华的政治、经济权益。寺内下台后，在野时就反对“二十一条”的原敬出任首相，更是把日中友好作为对华基本政策。不过，欺压、侵略中国的逆流一直存在，尤其是军部和右翼。

1924年7月，松方正义卒于东京，享年89岁。4个月后，孙中山来到日本。彼时他应段祺瑞的邀请北上，共商国事，途经日本。在日停留的8天时间里，孙中山做了4次演讲，其中在神户欢迎会上做的《大亚洲主义》演讲备受关注。在演讲中，他尽情述说了他对曾给予许多援助的日本所抱的希望与批评，同时也间接回应了松方正义的问题。

孙中山

在价值观上孙中山和松方正义是一致的。他也主张讲仁义道德，以正义公理来感化人，反对用洋枪大炮来压迫人的“功利强权”。他呼吁亚洲各民族各国团结合作，建设平等自由、互助互利的“大亚洲”，“大亚洲主义”的基础就是“讲道德，说仁义”。

最重要的是，孙中山指出，“行霸道的国家，不只是压迫外洲和外国的民族，就是在本洲和本国之内，也是一样压迫的”，并敦促日本就究竟是走“西方霸道”还是走“东方王道”的道路做出选择：“你们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欧美的霸道的文化，又有亚洲王道文化的本质。从今以后对于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于你们日本国民去详审慎择。”

这次演讲被一些日本学者视为“孙中山一生中最重要的演讲”，因为他指出了当时日本的一个重大问题：在受到西方国家支配的世界里，日本如何安排自己国家的未来，如何与世界相处？这个问题的基础是日本如何处理对华关系。半年后，孙中山在北京去世，可是他提出的问题和松方正义的警告一样依旧存在，而且此后随着日本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而变得越来越紧迫。

遗憾的是，对于松方正义的警告和孙中山的提问，日本并没有做出正确的选择。自从明治维新把“富国强兵”作为目标以来，这种民族主义的追求一直激励着日本。追求富国强兵本来是新兴民族必然会经历的阶段，可是在国家强大之后，富国强兵的后遗症开始凸显，国家必须重新调整发展目标。在大正时代，随着民主主义的盛行，日本本来有机会做出彻底调整。

1915年，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托尔斯坦·凡勃伦访问日本时就指出，在欧洲和美国，科学和工业的推广导致了相似的文化价值和政治安排的出现，尤其是在像英国和美国这样的国家。他声称，看到了“日本人和西方人之间思想上的相似性”以及“心理的相同”。因此他预言，当日本变得更加现代时，日本人将丢弃“旧日本的精神”，拥抱遍及世界先进国家的“理想道德价值和原则”。反过来，相近价值观的建立也会支持与欧洲和北美相似的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制度。

可是，日本并没有丢弃“旧日本的精神”，将民主主义思潮内化为现代的文化价值和政治安排。尤其是进入昭和时代以后，崇尚武力的日本成为“霸道的鹰犬”，接连不断地采用激烈批评的手段对待中国，不断升级侵略中国的步骤。其结果：一方面，使中国民众对日本的好感丧失殆尽，中日两个邻国成为仇雠；另一方面，日本在妄图统治中国和称霸世界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孤立于世界，“陷于危殆”，最终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本文摘录自：《国家的歧路——日本帝国毁灭之谜》，马国川 著，中信出版社2020年3月。原标题为《从松方正义到孙中山：对中日关系的忧思》，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现标题和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