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日本的妇女运动也是大正民主运动的一部分。1912年至1925年的大正民主运动和民主思潮主要是围绕护宪运动展开的，要求实现资产阶级立宪民主政治，反对专制主义统治和扩军备战的军国主义统治。以《青踏》社为代表的日本近代的妇女运动是当时时代产物，它的产生也是时代的要求。“新女性”们在这一风云变幻的历史时期，向封建传统秩序和陈旧的女性观发出了挑战。
　　媒体的广泛宣传对“新女性”为代表的妇女解放思想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时妇女杂志纷纷涌现。如1901年的《女子世界》、1902年的《妇女界》、1903年的《妇人之友》、1905年的《女子文坛》、1906年的《妇人世界》、《妇女杂志》、《女子文艺》、1907年的《妇人之花》、《妇人俱乐部》、《世界妇人》、1910年的《妇人画报》等。杂志的内容有都市妇女生活技巧、信息，也有喜爱文学的女性作品。新的生活观念要求妇女活动范围不仅限于家庭，还要在政治上、在社会上寻求并实现自己的价值。这种要求与传统的家制度和天皇制产生产生冲突，孕育了妇女解放的新的思想。

四、 日本贤妻良母思想在其产生时的进步意义

1) 日本贤妻良母思想与“新女性”思想的一致之处
　　早期森有礼等提倡的贤妻良母思想提倡夫妻平等、相互尊重，是对蓄妾、卖淫等封建旧制度、旧习惯的批判。贤妻良母思想与“新女性”所倡导的妇女解放思想都是对将女性置于低层的社会制度、思维习惯的反动，这两种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女性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发挥了女性潜在的才能。以“新女性”为代表的妇女解放思想是在贤妻良母主义基础上，对女性提出的更高的要求，也表达了女性在更高层次上的对自己生活方式的渴望。当“新女性” 倡导的妇女解放思想超越了“贤妻良母”思想，就表现出与它的矛盾，也暴露出自身的超前性和理想色彩。在法律、政治和经济上妇女的权利被剥夺的时代，女性是难以真正实现自由和自立的，男女平等也远不可及。因此，在家庭的范围内做一个贤妻良母，创造家庭的幸福似乎对女性而言更容易把握和实现，这便是日本尽管在大正时期，特别是《青踏》时代，妇女运动呈现光辉色彩，但有限地追求个人幸福和家庭幸福的贤妻良母仍是近代日本妇女整体的追求目标，也是当时日本社会对女性思考的主流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因。

2）贤妻良母思想提高了日本女性受教育的程度
　　贤妻良母思想是与当时的女子教育联系在一起的。受明治文明开化期西方思潮的涌入和欧化教育的影响，当时所提倡的“贤妻”和“良母”并不是日本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良母”，而是西洋式的“贤妻良母”。如1889年创立的私立东京女学馆堪称欧化教育的样板，教师9人中有7人是英国女教师，里面的学习和生活也是对英国中等以上阶层生活的模仿。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民族主义情绪高扬，一些政界、思想界和教育界人事认识到如果不改变占人口总数一半的妇女的现状，日本便无法与西方列强竞争。为了增强国力，日本社会各界开始广泛议论“女学振兴”的必要性。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系列官公立和私立女学校、中等女子学校、高等女子学校、女子师范学校等出现。据《图表 近代日本史》的图表曲线表示，女子就学率从1895年的40%左右上升到1905年的90%左右 。由此可见，以贤妻良母主义为教育方针的日本女子教育，对提高日本女子素质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母亲素质的提高对于子女的早期教育和整个国民素质的提高有着积极的作用。

3）贤妻良母思想提高了日本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
　　日本贤妻良母思想这一教育目标在振兴女子教育、促进女子教育普及的同时，强调了妇女作为妻子和母亲的义务和行为规范，提高了妇女作为妻子和母亲的地位。在日本漫长的封建社会，传统的家族制度的特征之一是父权家长制。“男主外，女主内”只是规范了妇女的活动空间，但妇女并没有做到“主内”， 男性家长既“主外”又“主内”，在家庭中承担家政、孩子的教育等职责。而身份、阶层处于最底层，又完全没有受过教育的女性，无法也不可能承担对男孩子的教育。19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后，父权家长制的家族制度逐渐被一种新的家庭模式—真正意义上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所动摇和替代。例如，19世纪90年代以后在面向男性杂志及综合类杂志上，关于经营、管理家庭方面的文章减少，国家建设、世界经济、外交、战争等文章增多，而越来越多面向女性的杂志陆续创刊，使得家庭、孩子等方面的话题成了针对女性的话题，这就意味着在家庭中，女性承担起了家庭的主要角色。贤妻良母思想反映出女性在家庭中地位的提高，女性由毫无权利变为真正的“女主内”，由完全的从属关系，发展到表面上的对等关系，与漫长的封建时代妇女在家中毫无地位相比堪称了不起的进步。

五、贤妻良母思想与“新女性”思想之间的联系与对立

　　探究近代妇女解放思想的渊源是不能脱离贤妻良母思想的。某种意义上来讲，贤妻良母思想的积极成分是“新女性”所倡导的妇女解放思想的一部分。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贤妻良母思想刚产生时反映了一种妇女解放的声音，有一种理想成分在里面，与“新女性”的理想成分是一致的。
　　贤妻良母思想与女子教育联系在一起，“新女性”是以贤妻良母思想为主旨的女子教育振兴的产物，是汲取贤妻良母主义教育的营养成长起来，又反叛贤妻良母主义教育的一代反传统的女性。象《青踏》会员平冢雷鸟、中野初等大都毕业于日本女子大学校、女子高等师范、女子英学塾等学校。城市职业女性多数也是中、高等教育的毕业生。贤妻良母思想以及以此为主旨的日本近代女子教育体制是“新女性”产生的土壤。
　　然而，当“新女性”一诞生，便与贤妻良母主义和以此为基础的教育体制产生矛盾。《青踏》创刊后遭到包括启蒙教育家津田梅子在内的一些人士的批判和攻击。1913年4月22日的《大阪每日新闻》也呼吁：“针对近来妇女产生违背我国以往贤妻良母主义的不健康思想倾向，文部省应该予以取缔。”在1913年的《青踏》第三卷第四号上，平冢雷鸟在《给世界的妇女们》一文中写道：“为何对世上大多数妇女来说-----结婚是唯一的生存之路，要全体女性都去做贤妻，做良母，这成为女性生活的全部，难道对此不应产生根本的疑问吗？”表达了对贤妻良母思想的批判。贤妻良母思想和其教育体制与《青踏》、“新女性”表现出了鲜明的对立。贤妻良母思想寻求的是在家庭妇女的地位和职能，但对于寻求妻子、母亲角色以外的生存方式的女性来说，贤妻良母思想无疑是一种桎梏和压抑。

六、从“贤妻良母”到“新女性”的思考

　　从“贤妻良母”到“新女性”代表了日本近代妇女解放思想从萌芽到产生。男性思想家是“新女性”为代表的妇女解放思想的倡导者。19世纪末倡导妇女解放的思想启蒙家几乎都是男性，他们首先接受了西方天赋人权、人人平等的先进思想，意识到日本旧有的男尊女卑观念以及家制度的弊端是妨碍日本走向近代化的障碍。他们是从国家和民族的立场出发，主张妇女解放的，首次将国家的发展以及民族的昌盛与女性联系在了一起。象森有礼的《妻妾论》、福泽谕吉所倡导的男女平等论等都在改变日本人的旧有思想观念，建立与西洋同步的新思想上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明治时期以贤妻良母思想为基础的教育体制的确立，显示了明治政府、官僚以及民间启蒙思想家对妇女问题的关心。
　　以“新女性”为代表的妇女解放思想的出现标志着真正意义上日本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到来。贤妻良母思想孕育了日本妇女主体意识的觉醒。有着进步思想的日本女性站在妇女解放的立场上对女性自身的思考，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妇女解放思想。当时有不少关于妇女解放思想的文章被翻译介绍到中国，引起了中国一大批知识分子的强烈关心。例如，与谢野晶子批判旧婚姻道德虚伪性的《贞操论》于1918年被周作人翻译介绍到中国。文章中与谢野晶子对封建主义要求女子单方面恪守贞操提出了否定和质疑。日本妇女解放思想的观点在中国社会引起巨大共鸣和探讨。
　　贤妻良母思想在父权家长制的基础之上，首次承认了与妇女与丈夫、孩子相关连的存在价值，也就是作为妻子和母亲的价值，是“新女性”思想萌芽的土壤，有着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它又有着时代的局限性。它将女性封闭在“好妻子”、“好母亲”这一性别分工之中，把妇女的活动场所限定在了家庭，忽视了妇女作为一个社会人所担负的责任和存在价值。日本历史上对贤妻良母思想上的局限性虽有所批判，但却是不彻底的。因此，贤妻良母思想不仅在女子教育的领域发挥了很大作用，而且深深扎根于日本社会和日本人的思想意识之中，在战争期间和战后的日本经济建设中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战前贤妻良母思想被作为国家对女性生活方式的要求。战争期间，贤妻良母思想被天皇制法西斯军国主义扭曲到了极点。日本当局认识到没有女性的支持是不可能将战争进行下去的，于是将母性与国家主义、军国主义联系起来，树立了许多 “靖国之母”、“军国之母”、“模范妻子” 的典型。当局所推崇的模范母亲和妻子就是在后方积极从事对战争体制“支持和奉献”的女性：在港口、车站送士兵出征；给出兵国外的士兵寄慰问品、慰问信；迎接前线阵亡士兵的骨灰；到医院看望伤病士兵；将卖废品的钱作为国防金捐献；甚至为了补充侵略战场上消耗的人口，响应国家的号召去多生孩子，为“皇国”培养、教育孩子。随着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越来越深地陷入罪恶的泥潭，日本女性也完全失去了自我，成为了国家的一部生育机器和战争机器上的一根链条。
　　战后日本妇女获得了参政权，社会地位有了很大提高，升学率和就业率也有了大幅度提升，然而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贤妻良母思想所代表的“男主外，女主内”的男女性别分工意识依然在日本国民意识中占据主流，大量专职家庭主妇的产生和存在就是最好的证明。专职家庭主妇阶层产生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期，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形成了日本女性就业M型曲线，即毕业后就职，工作一段时间后，因结婚、生子而辞职在家做几年专职家庭主妇，当最小的孩子上学后，再重新就职或从事临时性的工作。日本从战后到七、八十年代，专职家庭主妇承担了家务劳动和养育孩子的责任，通过支持丈夫的工作，间接参与了日本经济建设和发展。男性在工作岗位做“企业战士”，妇女在家庭做专职家庭主妇，这一男女性别分工的模式长时期存在于日本社会，为日本经济的飞速发展发挥了最大功效。由于日本在税收和交纳保险等政策上，企业在思想观念、雇用、工资待遇、晋升、工作安排等方面均存在着男女不平等的现象，这些不平等为妇女结婚生子后仍然做职业妇女设置了障碍。
　　今天“贤妻良母”和“新女性”这两个词汇似乎与这个时代有一定的距离感。历史的进步使得这两个词汇都被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从女性学的视点来看，“贤妻良母”与“新女性”两种思想其实是对女性生活方式的思考，它涉及了妇女解放思想的实质问题，即女性是以家庭为主，还是以社会为主？ 贤妻良母思想是对女性全部角色的要求，还是对家庭角色的要求？长期以来，关注女性的妇女解放思想家们一直都在思考和探索这个问题。日本战后，在围绕专职家庭主妇的是非问题上曾出现一场主妇论争。一种观点认为：女性通过从事职业可以实现自我的价值。女性只有走向社会才能争取与男性平等的权利，才能实现男女平等、妇女解放；另一种观点认为：主妇管理家务，养育孩子是一种社会责任。专职家庭主妇有存在的必要性，因为家务劳动本身也具有经济价值，家庭劳动对社会的发展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当今日本女性已经不满足于在“家庭”或“事业”这两个角色中进行选择，而是期望能够兼顾事业与家庭。既拥有美满的家庭，又有一份属于自己的事业，立足社会，发挥自身的价值。90年代以后在日本经济持续低迷的经济形势下，日本女性就业率却令人不可思议地出现上升趋势，日本妇女在就业方式和工作方式上呈现多样化特征，如“妇女创业”、“在家工作”、“自由打工者”等。这些新的就业方式和工作方式有效解决了职业与家庭之间的矛盾，还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在怀孕期和育儿期选择继续工作。
　　日本的女性学研究者和致力于实现男女平等的政治家们在为构筑女性理想的生活环境，寻找一条以男女平等为目标的妇女解放之路而始终不懈努力着。相信只要这个社会男女不平等现象存在一天，对女性生活方式的思考就不会停止，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贤妻良母”与“新女性”的话题和研究并未过时。

（ 因为电脑原因，有些字体没有。《青踏》的踏字应该是“革”右边加“沓”。平冢雷鸟的“冢”左边应加“土”字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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