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千年典当史

日本典当的历史跨度仅次于中国，且其典当业又与中国典当业有着十分深刻的历史和文化渊源。

日本是中国的近邻，自6世纪末开始向封建社会过渡，其间在各方面颇受中国的影响。646年大化改新后，仿照隋唐封建集权制度立国。由于政府频繁派出遣隋使（603-604年）、隋唐使（630-894年），故中国文化、特别是佛都迅速传入日本，开始广泛流行。在吸收佛教文化的过程中，日本僧人也把中国寺院设立质库的做法学到了手，并移植到日本国内。至今在日本人的口语中，当铺仍叫“质屋　”，便是明证。对此，日本学者藤野惠在其《公益质屋法要论》中指出：“自奈良朝至五朝之间，留学中国之僧侣，将中国之无藏长生库之制度，传至日本。为日本寺院增值财产营造伽蓝之财源。”这里所说的长生闸即为中国南北朝时期颇兴的佛寺质库，而奈良朝当为公元710-784年，佛教文化十分繁荣。

日本当铺创建于9世纪左右，时值平安时期（794-1192年）。当时，公卿贵族凭借强大的庄园地主经济实力，在政府中的地位日益重要，甚至握有随意废立天皇之权。如大贵族、世代外戚藤原氏家族，曾左右朝政、骄横专权达200余年（858-1086年）。在日益激烈的政治斗争中，皇室 和一些无权贵族便往往假名出家，结托寺院，通过广为布施娟赠，拉拢僧人建立统一战线，致使寺院经济逐渐发达，一方面成为反抗藤原氏的据点而具有特殊政治作用；另一方面又成为拥有雄厚财力得以开办当铺的原始机构。从后一来说，日本僧办当铺的情形与中国十分相似，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化联系源远流长的特点。

日本民办当铺起源于镰仓幕府时期（1192-1333年），当时当铺被称为“库仓”。以后，民办当铺大规模出现于室町幕府时期（1336-1573年）。由于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倾向关系大为发达。13世纪初购买土地时，60%以上用大米折价，货币只占30%左右。到14世纪后期，购买土地仅须付出折价大米6%左右，而90%以上都用货币支付。这种情况直对于货币的需求量已经空前增长，即便将军和各级不共戴天，也因奢侈生活和战争费用　的需要，日益垂涎货币，不断地向商人举债。于是，致富的商人便拿出一部分资本开办当铺，称为“土仓”。土他不仅收取金银珠宝、衣物农具作为质押品，有时也接受贵族、地主的土地作为抵押。

民办当铺的发展，逐渐引起幕府的妒忌和恐慌。这是因为，以当铺和其他高利息形式为代表的商业资本的发达，促使大批武士日益丧失分封土地，从而影响了幕府的贡赋收入，动摇了幕府统治的经济基础。面对这种情况，早在镰仓幕府未期的1297年，幕府就曾颁发过“德政令”，即用法律形式强迫商人放弃对开士的债权，使得他们得以收回典押的土地的动产。室町时期，鉴于当铺亦有威胁莫府统治之光，故府宣布对当铺开征重税，作为一项财源对街。然而，当税的举措并没有使当铺的经营受到大的影响，相反却促使其通过进一步实行高利率将财政负担转嫁到当户身上。于是，此举又使当铺作为债权人同广大下层劳动人民为主人之间的矛盾日趋激化。

1428年，日本京都附近的农民暴动。起义者猛烈袭击当铺，夺回典当物品，并烧毁大量当票。此举称为“德政暴动”，1441年、1467-1486年和1562年，亦发生过一些很需要的暴动事件，使日本封建时代的典当业受到巨大冲击。

室町后，幕府以法律形式规定了当物的当期，如1433年宣布：“个人日用品可以作为当物抵押、但身上穿的衣服典当期限为一年，而武器则可抵押两年。”为防止典当双方矛盾纠纷，幕府还于1538年实施一项法令规定：“当户如欲负债潜逃得依法论处，当铺取利须受政府监督，暴徒袭掠当铺得予制裁。”

德川幕府时期（1603.-1867）年是日本典当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从此时起，日本当铺“质屋”。这一时期的日本典当业有以下三个特点。

首先是法律进一步健全。1765年生效的一项法律，针对大批盲人经营当铺的状况宣布：“禁止盲人从事典当业。”1790年颁布的著名的《百项条款》，还对过期当物的拍卖、当铺侵权行为的制裁等方面，做出了详尽的规定。典当法律的实施、反映了这时期日本封建统治阶级对国内金融机构的控制，以及力图缓和不同阶级之间债权人与债务人的紧张关系的愿望。

其次是分布更加广泛德川中期以来，日本的商品经济急剧发展，商业资本空前积聚，富商大贾随处可见。反映这种情况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金融机构的多样化程度迅速提高。 除了当铺等传统金融机构之外，钱庄也大规模崛起，并逐渐居于霸主地位。18世纪头10年，“大坂的钱庄商，把很小的也包括在内，约有1100家，大板商人的贷款业，具有极大的活动领域。……‘全国的利权，都落到了钱庄们的手里’。”由于城市金融业为钱庄所垄断，故近使难与匹敌的典当业势力向广大农村转移和渗透。据史料载，那时“当铺广泛存在，几乎在每一个村镇都有，通过收当个人用品、家具从事放款活动。”

第三是当户中武士增多。武士历来是幕府统治的重要阶级基础，为幕府政权的建立和巩固立下过汗马功劳。德川时期，全国居民分为四个等级，即武士、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武士居“四民”之首，其上层不祥际有各种。但至德川后期，随着商业资本日益　财政的支配力量，且将军、大名（封建主）也常常向商人告贷，遂使依附于他们的中下层不层武士在经济上一落千丈，不仅失去禄米、而且陷于异常窘困境地，频频光顾当铺借贷。史料（1600-1914年的日本）就曾披露：“武士中不论大小，一般都是贫困。是那些俸禄低微所武士，更是困苦之极。”“将军的赏赐物，也被送进当铺，或是出卖求现。”“甚至于有些穷武士，为了参观当值必须由当铺借用衣服，回来时径直奔当铺脱衣奉还。”此处可见，武士已为当铺经常性的稳定客源，其负债累累，典当一空，连上班衣着也须当铺提供，不能维持家室温饱更可想而知。

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逐步起资本主义制度。这是典当业的发展也进入了以来的顶峰时期。明治初期时，当铺数量最多。70年代中期，全国共有大小当铺2.5万个左右，放款总额为2500万日元，平均每家当铺放款1000日元。放款数额虽小，但此时当铺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农民、小商贩和手工业者的融资需要。加之当铺利率较低，故使当户易于承受。1885年，日本当铺的利率仅为年利20%，即合月息一分六厘强。直到1898年左右，当铺的官定利率才有所调整，从单一制改为分级累进制。《日本当铺取缔法》第9条规定：“放款二十五钱以下者，一个月一钱。一元以下者，月利4%。五元以下者，月利3%。十元以下者，朋利2.5元%。”后期，日本当铺开始走向衰落，表现为规模普通缩小，业务萧条，且无论从其放款对象还是放款利息来看，都反映出日本进入沭社会后的某此特色，即不断扫除资本主义道路上的封建障碍，在金融领域采取促使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向银行资本转变、逐步排挤典当业的政策。然而，尽管当铺日暮途穷，但却一直没有消灭。正如《日本金融通史》一书所说：“当铺等下级金融机构，在整个中时代中，有不少存在，其资金量视地方不同，竟有超越银行以上者。”

进入20世纪后，日本典当业仍有较强的生命力，在日本金融领域内发挥着自己独特的作用。

其一，社会贫困化导致典当红火

众所周知，典当与一国人口的垂涎贫困化存在某种必然的联系。20年代的日本，社会公众中的“平民”，往往成为该国当铺的常客，就是明证。对于何为“平民”？日本东京市政调查会曾定义为：“凡收入常感不足，维持本人及其家庭垂涎，并发展其所获必需之物资能常难充分者日平民。”另据东京市社会局大正九年（1920）年9月至11月调查：东京市内平民约有7.4万人，平均每千人当中为34人；其中负债平民家庭占43.5%，不负债家庭占56.5%；负债家庭平均负债额为9.82日元。哉此平民者、负债人便频频走向民间借贷的路子或不时光顾当铺。有资料显示，大正八年(1919年)东京半数平民家庭利用过典当方式融资，全年平均每户家庭进当铺24次强，即每月2次强。以典当者人次计算，每人典当89次，即每月7次半，平均每4天便光顾当铺一次。

这些当户大多数以衣服、被褥等日用必需品作为当物融次，且皆为早当晚赎，以维持一天的生活用度，其中许多人离步。而且，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景气，不仅平民利用典当，就连中产阶级中也通过典当融资的人也出现了有所增多的趋势。

于是，日本当铺的保有量仍十分可观，据大正十二年(1923年)日本内务省警保局调查调查，当时日本全国共有民办营利当铺1.9649万9家，其中又属东京、大阪、神户、名古屋、京都、横滨等6大城市当铺居多，达2393家。另从大正十四年(1925年)内务省调查披露的信息来看，日本典当业的经营状况更是一目了然。详见下表：

1925年日本典当业基本情况

表中数据告诉我们，短短两年期间，日本全国的当铺数量锐城1797家，下降比例为9.1%。尽管所剩当铺总家数仍比当时日本所胡的其他金融机构的总和大，但业反映出日本典当业开始逐渐走下走路的态势。另外可以发现，日本城市的当铺数量明显少于乡村，但期对外发放的典当金额却远远超过乡村当铺的235件，计合典当金额625日元。尽管这笔钱现在看算不上什么大数，但在当时对各家当铺来说，即学是有剜心割肉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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