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入城后,大肆抢掠,强奸妇女和杀害无辜居民的暴行屡屡发生。日军的安民布告上虚伪地宣称:"保护华人财产,香港战争是对付白种人的战争。"但仍然有许多华人的店铺被封了门,特别是那些大的铺店,如先施、永安、大新等国货公司、五金行、汽车行等。被查封的公司企业门口多半钉上写有"军搜集部管理"字样的木牌,银行、当铺门口则钉有"金融班管理"的木牌。大家都明白:"管理"只不过是攫取的别名。日军将香港的九十五万担存米,抢走八十万担充作军粮,造成香港严重的粮荒。

　　《香港沦陷记--十八天的战争》一书曾记述了日军明火执杖进行抢劫的情景:"日本军队在海军船坞附近,他们正在整理一捆一捆的猎得物,那些都是用麻袋扎起来的,堆满了一个空地。在麻袋上面,有一个敌兵在结着小小的标签,上面写的是:'神户……'猎得物聚集了以后,卡车就将它带到西环的码头去,放入了大轮船里,这些轮船就一直驶回到日本。""我曾经在一个很大的单车行(自行车)门口,呆看了多时,一辆汽车放在门口,几个日本兵指挥着苦力,把簇新的单车,从里面一辆一辆地背出来,搬上了汽车,……又一刻,又是一辆卡车……于是簇新的单车,又从里面一辆一辆的搬出来。""老板也和我一样,作为一个旁观者闲着,似乎这些东西本来就不属于他一样,……"(唐海：《香港沦陷记----十八天的战争》第95-96页)除了抢劫财物,半夜里许多喝醉了酒的日本兵还经常四出寻找妇女。妇女们躲藏在各处。不少妇女遭到凌辱,甚至有被几个敌兵轮奸的。在日军举行"入城式"后的那些夜晚,许多妇女吓得在三、四层楼的房顶上乱跑,瓦片被踏得发出破裂的声响。当时有些妇女说,他们不怕炸弹和机关枪,因为碰上了它,干脆死掉就是了。他们最怕的是敌兵的电筒和使人胆寒敲门声。

　　日本侵略军还滥杀无辜居民,视中国人的生命如草芥。在离跑马地不远的蓝塘道,一户居民全家八口皆被杀害。在皇后大道西,一名老年妇女,因为听不民懂日语想通过岗哨东行,被日军当场开枪打死。在湾,一名青年不小心闯入了所谓军事区域,日本兵上来就是一刺刀,将他杀害。在深水元州街,一名妇女身上背小孩上街买菜,回来时赶上戒严,眼睁睁看着自己信的楼宇,无法走过去。她的长子约八、九岁,想横穿马路迎接妈妈。这名妇女,摇手示意,不让儿子过来。不料母子三人竟都被日军开枪杀害。 (日本兵在大街上拦截中国妇女)在日本侵略军占领香港三年多的时间内,香港广大居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蒙受了巨大的苦难。日本侵略军强迫居民使用军用手票。起初军票对港币的比率,定为一比二。到1942年10月,改为一比四。到1943年6月31日则宣布禁用港币,居民必须在限期内到台湾银行兑换军票,违者杀无赦。这是在进行 公开的金融掠夺。在日本统治初期,居民每人每天只领到六两四钱配给米,仅能勉强糊口。到了战争中期,粮食发生恐慌,日本侵略者便改变配给制度,只配给为敌人服务的公务人员。结果造成米价飞涨,每斤由数无涨到二百多元,居民饿死者不计其数,饿殍道,目不忍睹。日军还随意拆毁古迹、拆迁民房。他们拆毁了九龙寨城的城墙,炸毁了象征民族精神的宋王台。1942年8月日军想在香港设立慰安所(军妓住所)五百家,地点选在湾仔大佛口附近的洛克道。日军六十八大队队长中川金光亲自出马,指挥大批士兵,突然封锁洛克道,西至军器厂街口起,东至勋宁道止,加上铁丝网。凶神恶煞般的日本兵配上刺刀,限令住户在三天之内,全数搬出,不得留下一人。居民们被迫在风雨之中扶老携幼搬往他处甚至露宿街头。这就是日本侵略军制造的洛克道事件。实际上慰安所用不了这么多房屋,日军便把这一地区变成了他们的娱乐区。除了慰安所,还设立了吃茶店、酒巴和菜馆。该处就是后来湾仔的酒巴区。

　　在日本统治期间,香港百业凋零,唯有赌博、吸毒等罪恶的行业得到发展。从最热闹的皇后大道到最偏僻的角落都有赌场。臭名昭著的大赌场有"荣生公司"、"两利公司"等。赌场门口往往是一面日本旗,一条"发财请进"的标语,有人在摇铃,有的还有土娼招待。这就是日军带给香港的"新秩序"。开赌场的多半是与日军相勾结的亡命之徒,有的甚至标出他们过去秘密组织的堂号,如"十八子"、"粤成堂"等。1944年2月,南支派遣军司令田中久一兼任香港总督以后,公开鼓励开赌,抽赌饷充军费,此后赌场林立,更加乌烟瘴气。此外,日军还鼓励吸毒。敌总督部设有贩毒机关---裕祯公司,用飞机从热河运来烟土,并开设售吸所,准许烟民领牌买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