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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汉化到欧化:日本明治精神的构造全过程

作者:未知 文章来源:人民网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5-5-10 19:04:00 文章录入:贯通日本语 责任编辑:贯通日本语

《国权与民权的变奏》[日]松本三之介著 李冬君译 东方出版社2005年4月



   日本历史上,有两次变革,一次是“大化改新”,向唐朝学习,可谓“汉化”;另一次是“明治维新”,向欧洲学习,可以说是“欧化”。唐朝离我们远了,暂且放下它不谈,来谈谈“欧化”。 

  日本的近代化,总起来说,就是“欧化”。从思想史来看,它有一个特点,那些所谓“欧化”者,其实都是儒生,都是从“汉化”进入“欧化”的,也都尝试过使西学“汉化”的苦涩滋味。 

  不过,日本“欧化”,终于“化”出来了,可汉文化,非但没有“化”出来,反而把许多近代因素,都“化”进去了,变成了“古已有之”,然后再反刍出来,那文化的味道,还是“汉化”。例如: 

  西方科技发达,就有“西学东源”说出来,指出科技源于《考工记》,可惜在本土失传,跑到西方去开花了;西方传来民权思想,就有人从《诗经》里面,找来“民主”一词对译,“民主”的本意是“王”,民王多一点是民主,民主少一点是民王,用这样的“损益”法,将舶来之学,统统“化”了进去。 

  这样的例子很多,汉文化沼泽之深,于此可见一斑。但汉文化并非黑洞,它也有输出,输出过汉字和儒学,形成了“中国”和“天下”———汉文化圈。日本“汉化”以后,成了汉文化圈里一员。 

  同样从中世纪进入近代,同样以儒学治理国家,同样都在“欧化”,为什么日本的儒生,就能从儒学里面“化”出来,脱“汉”入欧,而中国的儒生,却还是一如既往,在继续“汉化”呢?从张之洞到李泽厚,一个多世纪了,汉字思维还在“体”与“用”中,延续其惯性,将“中体西用”,换成了“西体中用”,换了个位,又回到了老命题。从老命题里,能“化”出什么来?还有新儒家,老是要从原教旨里面,汲取现代性的源泉,从儒家传统中,获得庇佑和资源。以自由为内圣,以民主为外王,其意虽在使“内圣外王”,向现代性开放,但结果却相反,反而使现代性,“化”入了儒学传统。儒学毕竟是帝王学,其“仁民爱物”之意,说到底,也还是王权主义。五四以来,我们自以为在“开新”,救亡与爱国,启蒙与革命,可到头来才发现,不管我们多么激进,怀有多么崇高的信念和激情,我们还得在“汉化”的怪圈里,继续修补“内圣外王”的老例。 

  最早觉悟这一点的,是日本明治时代的思想家们,福泽谕吉,第一个看透了儒学思想和汉语文明。“汉化”还是“欧化”?他选择了后者。他认为,“欧化”,就是“文明开化”,就是“人的解放”,首先是“人心解放”———“文明开化”;其次是“人欲解放”———“殖产兴业”。这两方面都解放了,才算“一身独立”,才有独立人格;从“一身独立”发展为“一国独立”,而有独立的国格,这样,他就把国家独立的理想放在了个人主义的基础上。他在《自传》中,“将东洋的儒教主义和西洋的文明主义比较”了一下,发现儒教“缺乏的东西”有二:“在有形的方面是数理学,在无形的方面是独立心。”而这两点,恰恰就是西方文明的特征。对于孔子,他很不以为然,在《文明论概略》里,他指出,从君臣关系上来规定人的本质,来确立人的天性,孔子是始作俑者。他认为,孔子没有讲解人类的本分,没有确定万世不易的教义。而他的学生,亟亟于求官从政,求之不得,就惶惶然如丧家犬。对此,福泽谕吉慨叹曰:我真为圣人感到可耻! 

  中江兆民却与福泽相反,他不是通过区分东西方文明的本质,而是在为东西方文明寻求统一性时“脱汉入欧”。在他看来,东西方二圣孔子和卢梭,似文明的椭圆里对称的二圆心,共处于统一体中。故他以儒学的形式,阐述卢梭思想,其《民约译解》:“民权至理也,自由平等大义也。”还有儒学痕迹。 

  大凡异域文明输入时,先要经历依附阶段,如佛教输入汉文化,先依附玄学,终归于儒、道、释三教合一;如横井小楠、加藤弘之等为日本输入立宪政治,以“三代之治”为喻而得以通行。接下来,进入转化阶段,或纳异域文明入传统之中,如佛教的“汉化”;或向异域文明转化,如“大化改新”后日本的“汉化”,而兆民的思想,则以“汉化”为起点,进行“欧化”。他没有像福泽那样放弃孔子,而是将孔子也进行“欧化”;他没有放弃儒学形式,而是赋予儒学形式以“欧化”的本质。在《三醉人经纶问答》中,他指出了一条切实可行的“欧化”之路。“三醉人”,一为“洋学绅士”,一为“豪杰君”,而他却以“南海先生”自居。对于“洋学绅士”的全盘“欧化”,他心向往之,却以为不切实际;他批评“豪杰君”,只知扩军,不问产业,过分强调“铁腕主义”,却昧于“天下大势”。他崇尚卢梭,却反对法兰西式的革命,认为,争取自由,不一定要用刀兵。他用进化论,主张以改良而求渐进,反对以革命而致突变,如政府不思改良,而酿成日本革命,则非日本之福也。因此,人民要权衡,在君主和民主之间,趋向任何一个极端,都可能导致“革命”。日本人缺乏“革命”观念,圣德太子对儒教改革,他首先革掉的,就是儒家的“革命”观念,以此为前提,确立了天皇万世一系的正统观念。日本虽然“汉化”,却没有“革命化”,兆民反对“革命”,出于文明本性。谈到文明,兆民认为,文明的本性,是“心思自由”,其次,是“行为自由”。“心思自由”了,人民就能“自主”,而“自主”的“主”字,就是在“王”的头上钉钉子,也就是“自由民主”了。 

  “脱汉入欧”,就要推倒“汉化”的圣人孔子,就要在“王”的头上钉钉子,他们二位得之。明治精神的构造,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从“汉化”到“欧化”,就是儒家精神走向近代国家主义。松本三之介先生很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点,他把自由主义与儒教主义、个人主义与国家主义、欧化主义与民族主义,这些在我们看来如此对立的主义,都放在明治精神的构造里来审视,它们不是像菊花与刀那样,源于象征性的文化隐喻,而是来自思想史的理性地带,带着思想者的历史性的深呼吸。20世纪80年代初,松本三之介先生,受日本NHK广播大学之邀,面向市民作了一个通俗讲座,在此基础上,他写了《国权与民权的变奏》一书,以其贯有的清晰、简洁的笔触,深入浅出地勾勒了明治精神的结构,看得出它很适合市民的阅读习惯,被纳入“新NHK市民大学丛书”,为塑造“新市民像”服务。(李冬君)

    中华读书报 2005/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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