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辞源》中,有魏源（1794～1857）条目，可见,魏源在日人心中的位置。可以说,近代早期日人的西洋认识,得益于魏源者颇多。

关于魏源的《海国图志》在日传播,日人研究颇详(如鲇泽信太郎等、1953，《锁国时代日本人的海外知识》乾元社、大庭修、1967，《江户时代唐船持渡书研究》关西大学出版部)。近年,中国学界着手研究,王晓秋先生近著《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2000)对《海国图志》在日流布状况有详细介绍。

鸦片战争后,林则徐被流新疆,他在北上途中路过镇江,与挚友魏源相遇,两人同宿一室,彻夜长谈。林把自己所编《四洲志》送魏源,该书系林在任上时据英人慕端《世界地理大全》编译出的世界地理历史书。该书是中国近代最早系统介绍西洋的译著。同时，林还将自己搜集的有关海外的各种资料交魏保存,并嘱其进一步研究(参看王著25页)。

19世纪中叶,在对西洋认识上,清廷与地方存在极大差距。这种差距绝非仅是地理的差距,而是大陆型思维与海洋型思维的差距。清廷基本上属于北方民族的大陆型政权,他们对大陆地区的危险有清醒认识,但对来自海洋的威胁则掉以轻心,以致鸦片战争爆发时,清中央尚不知道英吉利为何方神仙。

鸦片战争之初,清廷并不在意,因中国数千年历史中,边境胜负乃常有之事。但是,沿海地方官员则深知此次西洋诸国的东来,绝非昔日蛮夷可比,如不达目的,决不会善罢甘休。

魏源受林之托,立即着手编辑《海国图志》,除《四洲志》外,还引证各种著作100余种及自己亲历的内容,在1843年编辑成书。全书共50卷、57万字,另附地图23幅、洋炮图式8页。此后1847年、1852年该书分别增补至60卷、100卷，最后达到80余万字。

据大庭修研究,首批《海国图志》1851年输入日本。这年,中国赴日贸易2号商船载3部《海国图志》,这3部书被日本官方征收。次年,中国商船又带来一部《海国图志》,被长崎会所保存,1854年,中国一号船一次竟运来12部《海国图志》,同年另一商船也带来3部。这15部中官方征用7部,在市场出售8部。至1859年,《海国图志》在日本图书市场上已供不应求(转引王书28页)。此后,日本开始翻刻此书,还有人则做普及工作,把该书加上日文假名,出版训点本。也有人把该书分解出版。

求购《海国图志》的日本人,除官方外,还有下级武士阶层,他们对西洋的知识如饥似渴,其重要背景是海洋国家对信息的敏感。1853年、1854年，佩里舰队两次抵达日本,美国究竟为何等国家,是日朝野极想了解的内容,故这年他们分别将《海国图志》美国部分翻刻,据研究有8种不同版本。

除《海国图志》外,魏源的《圣武记》、徐继畲的《瀛环志略》也在日有翻刻，促进了锁国时代日人对海外知识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