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关于日本民族主义的性质和起源，学界多有争论。此前多数研究一直集中在近代日本人是如何利用其历史的因素，而没有关注日本民族主义的起源和发展问题。本文首先以成寻母亲为例来讨论前者，然后集中探讨后者。在成寻的日记即《参天台山五台山记》中，随处可见其强烈的民族认同感，这一点可从语言、政治和宗教三方面来加以分析。成寻并非是一位民族主义者，因为他不是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典型代表，成寻的民族主义思想属于精英一类，而非大众的。

Japanese Nationalism: Ancient and Modern

Rorbert  Bergen

The nature and origins of nationalism are much debated topics. Most research has focused on how modern Japanese used elements out of Japan's past rather than on apparently nationalistic expressions from Japan's past. This paper will begin with an instance of the former, the case of Jojin’s mother, and then will focus on the latter. Throughout Jojin's diary which is named The Record of a Pilgrimage to the Tiantai and Wutai Mountains may be found evidence of his strong sense of national identity. It will be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language, government, and religion. But Jojin was not a nationalist, because he was hardly a typical, representative Japanese of his day. Jojin's nationalism surely was of the elite, not the popular.

关于民族主义的性质和起源，学界多有争论，其所引发的问题又是如此复杂，很难充分地加以概括。然而多数权威人士认为，民族主义是一个相对新出的现象，它起源于十八世纪的欧洲， 十九世纪时扩展至全世界。多数人认为，当民族或种族与国家相一致时，民族主义便产生了。尽管学者们并不由此而得出结论，认为民族主义在亚洲有历史渊源，但他们会注意到，这一状况在中国、朝鲜、日本，曾存在过相当长时间。日本的民族主义也同样引发了广泛的争论，和传统的诸多定义相一致，争论的焦点，长期集中在明治维新之后近代民族主义的产生上。学者们注意到，日本的近式政客和思想家，是如何能够利用日本的传统文化来打造一种充满生机、而最终甚至是近于狂热的民族主义，日本帝制本身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尽管日本具有悠久的民族和政治相融合的历史，因而可能曾经助长了这一进程，但多数研究一直集中在近代日本人是如何利用日本历史的因素，而不是集中在明显来自日本历史的民族主义表述本身上。本文在集中讨论后者之前，首先以前者的一个实例来展开讨论。

在二战期间，日本的许多文化因素被调动起来，为爱国主义服务。下边的一首古诗便是例证：

遥远的东方

共在一片蓝天下

我隐隐听到有人呼唤

不要忘了

这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平林文雄：《参天台五台山记校本与研究》，风间书房，1978；另见《新古今集》卷八《离别》）

尽管这首诗更多的是个人情感的流露，不具政治色彩，但它是写给一个曾表达过在今天看来具有明显民族主义情绪的男子的。这首诗最初见于早期的两本诗集里，较著名的是《新古今集》，即大约在1205年由帝国资助结集成册的和歌第八卷。这本诗集的序言中有：“僧成寻赴宋时，其母为之创作”。1071年，准备赴中国佛教圣地朝圣的成寻，将其母（其名字已不可考）托付给同为僧人的弟弟来照管。当时，成寻已61岁，其母也80有余。她开始写一种诗歌体日记，以此表达她对即将来临的、可能会永久地与心爱的儿子的离别之苦。她一到成寻弟弟所在的寺院，便寄给成寻七首组诗，表达她的悲伤和乞求儿子立即从中国回来的愿望。这就是该诗的产生背景：它部分地表达了一位年迈的寡妇，恳求决意在国外冒险的心爱的儿子记住自己，一定要回来，不出所料，成寻最终没有回国。虽然这些诗不引人注目，但故事却很感人。

直到1942年，这首诗才引起人们的注意。《每日新闻》的前身曾登载了“爱国百人一首”。标题引用了广为人知的“百人一首”，即中世纪一百个诗人所写的一百首诗歌。因为在每年元旦，这些诗被日本的千家万户用于卡片游戏，于是它们就成了日本古典诗歌中妇孺皆知的诗篇。这些诗歌典型地处理了日本古典文学的传统主题：爱情和大自然。最早的诗集可追溯到大约1200年前，之后出现了许多模仿诗作。1942年时的日本，需要一种明显有别于古典的诗歌，反映当代需要一种更坚强的东西，而不是传统的浪漫和鲜花。于是，爱国诗歌应运而生，甚至被译成中文和英文。尽管我们今天很难想象，当时的外国人能否欣赏这些诗歌所表达的情感。负责编辑这些诗歌的人包括一些当时文学界和学术界的著名人物，如著名诗人佐佐木信纲，斋藤茂吉、北原白秋和折口信夫，还有其他一些文人，如久松潜一、德富苏峰和辻善之助。

在爱国诗集出现后不久，川田顺在一篇评论中解释了这首诗的内涵。首先，他的导论提出了选编诗集的基本标准。爱国主义被定义为宽泛的概念，包括父子之情或夫妻之爱，因为日本是一个笃信家族主义的民族。在他对这首诗本身的诠释中，川田声称，一位年迈母亲送给儿子的告别礼物，警示儿子，把中国文化带回日本国内，这也许是非常高尚的事情，但千万别忘了自己是日本人。川田在文章末尾强调，把这首诗列为爱国诗篇的原因，可以在这位母亲的态度中找到，她体现了日本女性特有的宽容美德。可以肯定，离别是一件令人伤心的事，但即时在这样的时刻，这位母亲也能忍受自己的悲伤，告诫儿子不要疏远日本。

川田篡改历史，断言成寻确实回到了日本，而且致力于宣传密教，但在集尾的注释中，对此加以纠正，确认成寻死于中国。这种对事实的错误陈述，显然不过是川田曲解历史的一部分。更引人瞩目的是，他把成寻的母亲描述为战时日本母亲的形象。这些母亲把儿子送到中国，不是出于宗教上的朝圣，而是去打一场残酷的战争，她们也同样有理由担心自己的儿子无法返回，川田认为，成寻的母亲为她们提供了一个学习的榜样。事实上，读过她全诗的人可能会发现，她是一位占有欲很强的母亲，她对儿子到中国朝圣的宗教毫不同情，相反，她极力想让儿子留在身边。她后来一直在追悔，当初她到小儿子那里时，应该强烈反对，使成寻不忍离她而去。最后，成寻悄然离去，根本没有告诉母亲。也许成寻已预见，母亲不会正确对待他要远去的消息。二战期间，一些日本母亲也有同样的情感，更希望儿子们呆在家里。但我们想知道的是，有多少人敢于表达这样的观点，即使在私人作品里。

如果说将成寻的母亲列入爱国诗人似乎不妥，那么成寻本人却表达了无疑是民族主义的情感。有时他可能成为战时日本爱国者的骄傲，然而在多数情况下，他只是有助于我们理解十一世纪日本民族的认同感。他的民族主义――尽管存在争议，今姑且沿用这一名词――并非是好战的那一种，或者更准确地说，这种民族主义似乎反映了对文化和政治差异的准确认识和自信。和母亲一样，成寻也写日记，但他的日记绝非和歌体。准确地讲，他是用简洁、常常含有隐义的汉语写成的日记，描述自己的所见所闻。1072年3月，成寻携弟子七人，在壁坞登上宋商之船。在海上航行了36天之后，他们到达明州（今浙江宁波）附近的中国近海。从这里出发，成寻及其弟子到达附近的天台山，并在此创立了自己的佛教宗派（译者按：据成寻的日记《参天台五台山记》和其它中日方面的史籍，成寻并未创立任何佛教宗派）。成寻的第二个目标是膜拜另一佛教圣地――远在北方的五台山。显然不善于与外国僧人打交道的宋朝地方官员，坚持要求成寻在前往五台山之前，必须得到朝廷的同意。因而，他自觉地递交一份申请，希望得到拜访五台山的申请许可。当他终于得到答复时，答复中却没有提到五台山，相反要他到京城面圣。从此，他成为官府的客人，他的旅行也得到了政府慷慨的资助。成寻到达宋都开封后，见到了来自亚洲各国的僧侣。觐见神宗之后，方获准赴五台山。这是一次长达近两个月的旅行，他要穿过北方的山脉，而且是在严寒的冬季。从五台山回来后，他派五个弟子返回日本，他本人与另两个弟子返回天台山。此后，他开始收集许多他不太熟悉的中国典籍，以便日后送回日本。然而，就在他离开之前，他又接旨面圣。此次的任务是受命祈雨，祈雨成功后，成寻得到奖赏，被神宗授于“善惠大师”称号。随后他回到了明州，把他所写日记托弟子带回日本。成寻的日记一般称为《参天台五台山记》（现存抄本的名称各异，最早抄本即东福寺本题名《参天台五台山记》），它详细地描述了成寻在中国大江南北十六个月的旅行。之后成寻的情况不明。八年后，方知他客死中国。成寻的日记中，随处可见强烈的民族认同感。为方便起见，兹分为三方面即语言、政治和宗教来分析。

成寻用“大日本国”这一术语来指称自己的祖国，便是其语言民族主义的一个明显例证。日本学者很注重他的这一措辞。如果这一用法引起歧义，必然在现代日本人中间引起强烈的反响，因为听起来使人隐约觉得，这是战前日本官方名字“大日本帝国”的翻版。然而，若从这一术语发挥太多，会误入歧途。首先，成寻对当时日本的称呼只不过是在模仿中国的用法。如果日本是“大日本国”，那么中国就是“大宋国”，成寻只不过采用一个术语而已。成寻只是试图将日本置于与中国平等的地位，而不是强调日本的优越性。若在其它历史时期，中国人可能会视为觊觎之举，但宋朝是一个软弱的朝代，它面临着多方威胁，急于想缔结友好同盟，而不是反对结盟。宋朝愿意把成寻看作是日本的官方代表，而且利用他的来访作为一个契机，来寻求两国外交关系的恢复和改善，而宋朝的这一努力最终失败了，原因是日本人兴趣不大。五台山的寺院送给成寻的文书中，既有“大宋国”，亦有“大日本国”的术语，说明中国民间对这一术语的宽容。简而言之，成寻的措辞与其说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滥觞，倒不如说这是中国传统用法的一种反映。

以下三点始终与成寻的措辞的选择有关。首先，在那个时代，把日本建成一个“大国”似乎一直是一种新思维。在日本权威词典《日本国语大词典》的“大日本国”条中，最早的例子可追溯到1046年，比成寻使用这一术语早26年。因此，尽管成寻没有杜撰这一术语，显然早前在任何国际背景中都没有出现过。其次，日语和汉语的用法并非是平行的，因为成寻的措辞可能指称日本国，而汉语对等词则指某一特定朝代。因为日本乃万世一系，并没有改朝换代，日本人只好使用这一具有近代民族主义色彩的术语，来对应中国的朝代标签。最后，成寻的用法也不是始终如一的。如果他偶尔选择使用“大日本国”这一术语来抬高日本的地位，其它时候却也承认中国的霸主取向，从而使用中国的朝代名称。因此，来宋之前，他的日记以日本年号来纪年，但到达中国后，便采用中国年号。由此可知，成寻尊重中国礼仪传统，即强调臣属国家也使用汉语的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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