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担任日本NHK对联合军士兵广播的播音员被称为“东京玫瑰”，她的真名叫爱娃?户栗?达基诺，是个生于芝加哥的美籍日裔二世。她当时的工作是让联合军士兵产生“厌战情绪”。日本投降后，她也被联合军逮捕，后来据说“证据不足”被释放，但回到美国后再次被捕。1949年9月，被旧金山联邦法院以“背叛国家罪”判处10年徒刑并罚款10000美元，还被剥夺了美国市民权。1954年获假释，两年后释放，但被驱逐出境。后经几个团体的要求，1977年福特总统下台之日，宣布对其特赦并恢复其市民权。

同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女性、世界语学者长谷川照，在中国对日广播中，进行尖锐的反战宣传，对瓦解日军斗志做出了莫大贡献。她被当时的日本报纸称为“娇声卖国奴”。她和中国人结了婚，和中国人民并肩抗日10年，最后把遗骨也埋在了中国。

21世纪的今天，日本居然有人将此二人加以相提并论，认为“两个人在被时代所翻弄，通过播音背叛祖国，作出利敌行为”这一点上“完全相似”。从而，用美国给爱娃?户栗?达基诺判罪来印证长谷川照也是“损害国益”，是个“卖国贼”。这种推论根本不能成立，其原因就在于，他从根本上混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战争：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打美国，那是侵略扩张；发动“卢沟桥事变”全面打中国更是侵略扩张。日本的战争是不义战争；而美国人反攻日本也好，中国人民抗日也好，那都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故而，爱娃?户栗?达基诺和长谷川照二人完全不能等同。爱娃?户栗?达基诺是为虎作伥，被判罪那是罪有应得；而长谷川照则是真正为和平而战的国际主义战士，她不仅赢得了中国人民的爱戴和尊敬，也应得到真正理性的日本人的爱戴和尊敬。

中国人民没有忘记这位国际主义英雄。1973年中日复交后，中国应邀参加第60届日本世界语大会，中国代表团团长叶籁士在大会上曾这样评价了长谷川照（绿川英子）：

反战活动家绿川英子原名长谷川照（1912-1947），绿川英子是她的笔名，用世界语写的文章笔名叫Verda Majo（贝尔达?玛瑶，意思为“绿色之星”）。她生于山梨县，其后在东京长大。在奈良“女高”读书时学习了世界语。1932年她20岁时，与朋友组织话剧、文学，世界语小组，因接触了普罗运动而遭逮捕，退学回到东京在日本世界语协会搞编辑工作，并用世界语发表文章。

在活动中，她结识了中国留学生刘仁，并在1936年与刘仁结婚。时值日本发动“9?18事变”和“卢沟桥事变”之间，他们夫妇义无反顾地奔赴上海，投入到反法西斯侵略的火热斗争中。长谷川照在上海协助编辑世界语杂志《中国怒吼》，并在上面发表《致日本世界语学者的一封信》《中国的胜利是走向整个亚洲明天的关键》等文章。她在文章中写道：“如果您希望，您尽可以称呼我为叛徒，我无所畏惧。不仅侵略他国领土，而且在无辜民众中制造当代地狱而处之泰然——我反倒为自己是这个民族的一员而感到羞愧。”“中国赢得这次战争，不仅意味着中华民族的胜利，而且意味着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远东被压迫民族的胜利。那是走向全亚洲、全世界明天的关键。”

随着战争的激化，他们夫妇逃出上海经广州、香港抵汉口，在国民政府的国际宣传处担任对日反战播音。她的名字改为“绿川英子”。绿川英子的反战宣传搅乱了日本的军心，日本政府恼羞成怒，经特务调查得知流畅的日语播音员就是长谷川照，1938年11月11日日本国内的《都新闻》上，出现大字标题《娇声卖国奴的真面目——操流利日本语、怪广播、恶毒攻击祖国、赤色分子长谷川照》，对其极尽诅咒谩骂之能事。绿川英子不为所动，日本当局又对绿川英子父母进行恐吓，威逼他们引咎自杀以谢天皇，并妄图“千方百计杀了长谷川照！”。但任凭日本当局用尽各种卑鄙手段，始终没能动摇绿川英子的反战决心。国民政府迁陪都重庆后，国民党的宣传中心由抗日变为反共，绿川英子的反战行动同时也受到假抗日真反共的国民党当局的迫害，国民党当局多次捏造罪名企图驱逐绿川英子夫妇出境。但她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保护，后来她在郭沫若任厅长的武汉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国际宣传处从事对日广播宣传。1941年，在庆祝郭沫若归国四周年纪念会上，周恩来拉着绿川英子的手动情地说：“日本帝国主义把你称为‘娇声卖国贼’，其实你是日本人民忠实的好女儿，真正的爱国者。”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绿川英子表示：“日本投降了，这只实现了我的一半愿望，我还要留在中国继续参加反蒋斗争。”1946年冬，绿川英子与刘仁到东北刘仁的故乡佳木斯一带，绿川英子作为共产党员继续从事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其后，绿川英子本来受东北大学聘请拟去东北大学文学院任教官，不幸的是在赴任前的1947年1月，她在做人流手术时不慎引起感染，经多方抢救无效与世长辞。病逝时年仅35岁。同年，其丈夫刘仁也不幸病逝。二人的遗骨都埋在佳木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