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穗事件”，又称“忠臣藏事件”，发生于1701–1703年。前段从1701年2月4日起，地方大名之一的播磨赤穗藩主浅野长矩(1665–1701)被任命为“勅使飨应役”，其职责是接待自京都朝廷來的勅使与院使。勅使等人在3月12日拜谒将军纲吉，13日欣赏“能”，14日举行将军的奉答仪式。因为浅野长矩向幕府接待工作的领导吉良义央(1641–1702)请教礼数，吉良义央多次反唇相讥，嘲笑浅野长矩粗鄙不懂礼仪，恼羞成怒的浅野长矩在仪式进行前竟悍然诛杀吉良义央，将其砍伤，浅野长矩当即被逮捕问成“不大敬”罪，当天即被幕府严命剖腹自杀，他当藩主的赤穗藩受到封地易主、废绝家名、解散家臣的惩罚。

后段是19日晚上，浅野长矩的噩耗传回赤穗城中。家臣们也很快知晓赤穗藩改封，浅野家废绝，家臣解散的消息。家臣有主张抗拒幕府派军接收、据城防守的，其领袖是“大老”大石良雄(1659–1703)，又名“内藏助”；另一派以大野九郎兵卫为代表，主张立刻开城，接受幕府的安排，但同时希望幕府能另封浅野家之人为藩主，以传承其家名。结果开城派获胜，赤穗家臣沒有任何抵抗，开城接受幕府特使的安置。家臣们顿作鸟兽散。但以大石良雄为首的一伙家臣，仍幻想幕府能网开一面。一年后他们彻底失去希望。大石良雄在众家臣被解散而成为浪人后，率领其中的40余人潛入民间，伺机杀死了吉良义央，报了主家的仇，然后集体向幕府投案自首。结果，这46人被勒令剖腹自殺。

关于 “赤穗47浪士”，在日本几乎童叟皆知，剧名为《忠臣藏》的戏剧、歌舞长盛不衰，电视台也在几年前播出了以此为主题的《元禄缭乱》；至于小说，海音寺潮五郎的《赤穗义士》《赤穗浪士传》、泽田ふじ子的《忠臣藏悲恋記》等等，都一直是人气很高的作品。只是小說《赤穗义士》，据作者说在二战期间曾被军部勒令禁止出版，说是赤穗浪士表现的是“小义”，和当时宣传的“大义”精神不符 。

江户时代，是日本儒学发展的一个高潮，理论上形成了朱子学派、古学派、阳明学派等诸多学派，封建道德思想比过去更加成熟了。镰仓时代发达起来的“武士道”在神道、佛教影响的基础上，加进了儒教的影响，使武士的道德更加理论化、系統化了。新渡户稻造在《武士道》一书中写道：“佛教给了武士道沉稳地接受命运的安排、静静地服从命运的心”，“神道给武士道彻底灌输了忠君爱国的思想。”他又写道：“如果能得到荣誉和名声，对于武士来说，生命是廉价的。为此，一旦发生了重于生命那样的事态，他们任何时候都会不惜当场舍弃自己的生命。”故而，重忠诚、牺牲、信义、廉耻、礼仪、勤俭、尚武、名誉等的武士道精神对日本人生死观影响很深。同时，从镰仓时代形成的主从关系，至今还在对日本人发挥影响。造成日本人特别是封建时代的武士为了小集团的利益、为了自己服务的主家、为了自身的名誉，随时准备自杀的生死观和价值观。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大石良雄等一伙儿赤穗浪士，不管主家和吉良家发生矛盾的原因，宁可犯罪然后自杀也要为主家报仇。赤穗事件正反映了幕藩体制与武家社会的诸矛盾与紧张。德川幕藩体制本身就是战国武家政治的延续，武家政治的诸要素仍是德川幕府的主要制度根据，武家社会的主从关系仍是各地政权的主要维持力量。江戶时代的幕藩体制本身沒有充足的立场去否定过去武家社会中的武士道之类的道德。然而，武士道所蘊涵的君臣间的“主从道德”又是德川統一政权走向官僚制的障碍。尤其時至元祿时代，由于德川幕府的政治作为，使大名逐渐官僚化。这种趋势使大名的“家”产生危机，也使得原有武家社会的主从关系出现严重分裂。在这个矛盾中，大石良雄等浪士以大名之“家”的集团性作为行为正当性的理由，並以武家道德為根据，才引起轩然大波。室鸠巢、林信笃、浅见安正等的评论都肯定了大石良雄等人的行为为“义举”，而平山兵原、荻生徂徠、太宰春台等则从儒家立场对赤穗浪士进行了批判。要言之，大石良雄等赤穗浪士为了对供养自己的小集团主家的“义”，而不顾对更大集团君主和幕府将军的“忠”，换句话说，就是在“忠”、“义”发生矛盾时，他们是以“义”为第一。

赤穗47浪士的自杀，不过是一种“义气”而已，是为了愚忠，也是为了小集团而漠视生命。赤穗47浪士的自杀，属于法国社会学者杜尔凯姆所归纳的自杀种类中“集团本位自杀”。现代文明发展到今天，除非那种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真正有益于社会发展、经得起历史考验的自杀值得肯定以外，在日本，指出漠视生命实际上是一种缺乏理性的表现，进一步宣扬以人为本的精神还是很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