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语说“一将功成万骨枯”，武将的成功是千万个下级军官和士兵拿命换来的；那么，武将若是出师不利，交战中“马失前蹄”，或者成为败军之将情况又如何呢？东方国家的有些武将就要自杀以谢君王和天下了。在日本，1912年7月30日，明治天皇驾崩。这一年9月13日，明治天皇国葬。日本陆军大将乃木希典(1849–1912)夫妻就在这一天双双自杀，舆论称之为“殉死”。

乃木希典生于江户麻布长府藩士家中，曾受过吉田松荫的叔父玉木文之进的指导，后来又进了萩藩校明伦馆。明治2年，乃木希典加入伏见亲兵营，在此受过法国式军事训练。明治4年，23岁的乃木希典被授陆军少佐衔，29岁那年他以低军衔代任高职，当第14连队长（团长）时，参加西南战争，在打熊本城的激战中丢了连队旗，这成了他终生的耻辱，也是他后来殉死的原由之一。当时他看到萨摩藩兵挥舞着抢去的军旗，几乎产生了破罐子破摔的想法。后来经山县有朋等同乡做工作，对他既往不咎，于明治18年将他补为陆军少将并任命为第11旅团长（旅长），第二年受命去德国留学两年。乃木希典明治21年归国后，先后任近卫步兵第二旅团长、步兵第五旅团长。但明治25年曾被免职9个月到栃木县那须种地，直到年底才又被任命为步兵第一旅团长。两年以后即受命到中国去打中日甲午战争。由于在中国作战有功，被晋升陆军中将，任第二师团长（师长），并被授予男爵爵位，一举跃入华族之列。明治37年，日俄战争爆发，他以陆军大将职衔参战，在攻打旅顺要塞时，因203高地久攻不克，换将调来了儿玉指挥，用“人海战术”才勉强打下来。乃木希典的两个儿子都在这次战役中战死。乃木希典明治39年归国，先后任军事参议官、宫内省御用挂。明治40年乃木希典59岁时被明治天皇任命为学习院院长，直至1912年剖腹自杀。

乃木希典在遗书中说：

卑职对本次自绝追随圣上而去之事诚惶诚恐，委实罪莫大焉。

明治10年之役丢失军旗后，即欲死得其所而不得，反蒙殊誉沐浩荡皇恩苟活至今。现日渐老衰再无一用，故借此圣上大变之机，虽则惶恐，然决意了此余生。

显然，乃木希典自感有罪的原因主要是在西南战争中丢失军旗，再加上旅顺要塞久攻不克牺牲六万官兵（俄军只损失三万），自觉指挥不力，愧对天皇。而天皇不仅不咎既往，反而给他殊荣，他自然有“诚惶诚恐”之感。

对于乃木希典的殉死，当时舆论就褒贬不一。有人说他是“日本传统道德、武士道忠诚的模范”，称乃木希典殉死是“元禄15年赤穗47武士复仇以来最大快人心的民间事”；当然，也有人将乃木希典的行为抨击为：“违反天公地道的愚举。”

美国女人类学者本尼迪克特在《菊和刀》一书中指出，欧洲文化是“罪文化”，日本文化是“耻文化”，而日本人这种“耻”的观念同其群体归属意识和纵向主导型社会伦理很有关系。在从前的日本，特别是在封建锁国时代，人们生活的圈子很小，不仅同外国人交往被禁止，就是国内的交往也很受限制。人们在各自的领主庇护下生活，形成了一种极强的群体归属意识和群体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观。甘于为群体利益效力，甚至不惜犯罪，这样不仅可以得到肯定，而且也有利于提升自身的地位。反之，倘若为群体抹黑或带来耻辱，则不仅得不到原谅，还会遭到耻笑甚至被排除于群体之外，那是很丢面子的事。

乃木希典的自杀是为引咎自杀，是因为曾经丢失军旗以及打旅顺要塞指挥不力而死人过多，以死谢罪这一点是东方人所共有的。其个性乃在：乃木希典的自杀，完全是主动的，自发的，内中还伴有“士为知己者死”的报恩情结。

不少日本人把乃木希典的剖腹自杀看成武士道的楷模，而且简直到了美化这种自杀的程度。在东方，可能是儒教中关于“气节”的“士可杀而不可辱”的思想影响，历来认为投降是给国家丢脸。

当然，现在，日本对人命的关心程度已经提高了，比如世界上哪个地方闹了什么灾害，日本政府外务省最关心的就是死伤者里有没有日本人？这实际上就是社会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