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既非议员又非高官的日本平民，当他去世时，众议院却通过了为之哀悼的决议；善福寺的葬礼，参加者竟达15000多人，人们跟着灵车步行2公里之远。他本人生前在自传中曾写道：“回首往事，我毫无遗憾，只有愉快。”

就是这位人物的人头像，在80年代取代了曾四任总理大臣的伊藤博文，上了日本的10000日元纸币，而预定将于2004年发行的新版纸币上的人头像，政府决定仍然不变。这个人物就是日本平民思想家、教育家福泽谕吉（1834-1901）。那么，福泽对日本有多大功绩，值得将其人头像长期放在最高额纸币上呢？

江户幕府260年的锁国政策，是明治维新的历史背景。在日本人对所谓西洋文明一无所知的时代里，首次到欧美国家出使的日本使节弄不清西洋女人穿的、被撑起来下摆的裙子里面是怎么回事，竟然好奇地花钱雇个小孩叫他钻进去看看里面是否有人？而西洋人首次看到光怪陆离的日本武士打扮，当然也跟看耍猴儿一样希奇！维新后明治政府出台了“富国强兵”、“文明开化”等一系列开明政策，迈出了走向近代化的第一步。然而，两百多年锁国时代的思想禁锢，习惯势力是顽固而可怕的，长期的因袭使人们思想惯性严重，很难一脚就迈进通往西洋的新世界。西洋文明是什么样子的？新时代的人应该是个什么样？什么是新的思想？以福泽谕吉和森有礼为代表的洋学者组织了明六社（因明治6年成立而得名），为把日本从小天地引导到成为近代国际社会的一员，曾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国民精神革命。福泽谕吉对明治维新前后日本国民的思想启蒙确曾起过重要的作用，是一位很值得日本人纪念的人物。

福泽谕吉生于大阪，出生后不到三年父亲即亡故，一家人回到故乡中津。痛恨封建门阀制度的他，在青年期为追求学问的新天地，到头号兰学者绪方洪庵的兰学塾学兰学（用荷兰语教西洋学术）。福泽谕吉21岁又到长崎游学。25岁就开兰学塾教荷兰语了。他具有超前的眼光，发现荷兰语用处有限后，当机立断，改变志向专心自学英语，并将兰学塾改为英学塾。由于他学力坚实，被幕府录用，得到一次随团访美国的机会。一时间他成了英语的权威，这年他再次随幕府的访欧使节团周游了法、英、荷、普（德）、俄、葡等国，回国后将见闻写了一本《西洋情况》出版。次年再一次随幕府购买军舰、武器的团去美国，这次他在纽约、华盛顿逗留了半年才归国。这年年底，他便买了房子开办了义塾，并连续出版了《西洋旅行指南》《西洋衣食住》《穷理图解》。也是巧得很，福泽开办义塾这一年，正值德川幕府垮台，于是他即以当时的元号“庆应”作为了义塾的名称。明治政府再三敦请他出仕，他坚辞不就，而以继续在民间著书立说启蒙国民为己任。他把庆应义塾迁到三田，并把著作几十次再版的巨额印税全部投到庆应义塾的建设上去。今天庆应义塾大学已发展成了私立大学中首屈一指的名牌大学，并一直是日本最大的洋学校，其办学的方针、软件、硬件，其基础都是福泽谕吉创建，为了纪念他的功绩，现在庆应义塾大学的校园里依然立着他的雕像。

福泽谕吉的主要著作除前述外还有《劝学》《文明论之概略》《福翁百话》《福翁自传》等。《劝学》可谓前期著作的概论，后期的可谓其各论或修正，著作中占中心地位的是《劝学》。《劝学》发表于明治5年–明治9年（1872年–1876年），最后以总共17章的小册子出版。起初本是一篇独立的文章，因很受欢迎，需要续写，就连载下去了。各篇均可独立成篇。因全书很长，这里仅将包含其主要思想、经常人们被引用、经常被选入各种教科书的著名首篇的开头编译出来——

天不作人上之人，不作人下之人。故而，人生来即万人地位皆平等，无天生贵贱上下之别；天之意旨乃在令人类以万物之灵的身心劳动，摄取天地间万物以为衣食住，自由自在，互不妨碍，彼此各自安乐度日。然则现今纵观人间世界，既有贤者，又有愚人；既有贫者，又有富人；既有贵人，又有下人，与天壤之别何其相似乃尔？实语教曰：人不学则无智，无智乃愚人也。故而，贤人与愚人之别源于学习与否。又，世上有难事，也有易事，其作难事者名曰有身份，作易事者名曰无身份。劳心事难，动手足劳力者事易。故医师、学者、高官、巨贾、拥有众多雇工之大地主等有身份，称贵者，其家财万贯，下人不可望其项背。而究其源由，差别唯因其学力之有无而已，绝非上天所定。谚曰：天不予富贵于人，寓富贵于劳动予之。故而如前所述，人生来无贵贱贫富之别，唯做学问明事者为贵为富；不学无术者为贫人下人也。

如上所述，福泽谕吉在《劝学》中论及了学问，也论及了政治、社会和教育。除强调了国家独立、人权平等、自由自主等外，特别强调了靠“实学”立身出世。《劝学》文体平易，在近代文学史上被誉为“近代文学的母胎”。特别是在教育方面的身体力行，对政府和全社会影响很大。当时文部省发布的学制文件，内容和《劝学》几乎雷同，民间甚至传说“文部省在竹桥，文部卿在三田”，足见其对政策影响之大。《劝学》在当时发行总量超过80万册，被选进教科书更使《劝学》家喻户晓，不知激励了多少当年的青少年。在《劝学》的影响下，在当时的思想界，以往的儒教、神道思想和旧习惯作为落后于时代的思想开始受到排斥，取而代之的是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等近代思想的行时与天赋人权思想的提倡。作为这些新思想的启蒙教科书，《劝学》被人们广泛阅读，在改变国民思想上，确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遗憾的是，明治中期即甲午战争前后开始，随着国家主义思想的甚嚣尘上，日本官僚国家体制强化，教育方针也带上了浓重的国家主义、军国主义色彩，福泽谕吉这一套不合时宜，被打入冷宫。然而，在福泽谕吉去世50年后迎来了二战结束，战时不合时宜的《劝学》又被人们相当热烈地研读起来，外国也出现不少研究福泽谕吉的学者。原美国驻日本大使赖肖尔曾说《劝学》是一本“伟大的著作”、“明治众多领袖中，最伟大的人物是福泽谕吉；明治领袖遗产中，只有福泽谕吉的思想全面适合现代日本”。当然，今天看来，福泽谕吉的思想有过于强调实际技艺，轻视理论，轻视文艺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倾向。但这和当时的时代的局限是不无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