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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曾是日本古代教育中重要的教科书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天津日报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4-7-17 16:56:17 文章录入:贯通日本语 责任编辑:贯通日本语


中华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影响力,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东亚地区逐渐形成了以中华文明为核心的文化传统。中国书籍经、史、子、集源源不断地流传到周边各国。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朝鲜半岛一直以汉字作为官方文字,科举考试也仿效中国王朝,以儒家经典为主要的考试范围,因而促使朝鲜士人阅读中国典籍,进而推动了中国典籍在朝鲜的传播与影响。古代日本对中国典籍也相当重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日之间的海上航路被称之为“书籍之路”,几乎每一部比较重要的中国史书,都传到了日本,有着程度不同的影响。对于越南,也有着类似的影响。


中国史籍在东亚的流传,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司马迁的《史记》。《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也是一部伟大的传记文学巨著,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中有着重要地位,对中国后世史学和文学影响深远。同时,对东亚的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和越南等地,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他们学习中国历史最重要的史籍,也是他们编写史书仿效的目标,甚至是议论朝政参考的对象。


司马迁的《史记》很早就传入朝鲜半岛,历史上一直被奉为经典。三国时期、统一新罗和高丽时期皆重视对《史记》的学习,朝鲜王朝进一步弘扬这个传统。《史记》既是朝鲜儒士喜读的史学著作, 也是其科举的重要内容和世子侍讲、国王经筵日讲的重要史书, 在朝鲜王朝的政治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朝鲜世子的培养非常重要,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习读经史,《史记》是必读书籍。同样,如同中国朝廷的经筵制度一样,朝鲜王廷也举行经筵制度,乃是大臣定期向国王讲授儒家经典与重要史籍。朝鲜国王要求大臣不仅要精通儒家经典,也要精通中国史书,以备顾问。《史记》是历朝国王经筵中必讲内容。大臣往往借讲史之际,联系现实政治,提出参考建议,以便更好地治理王朝。燕山君时期,领事鱼世谦对国王说:“进讲《史记》,欲观古人已行之事,法其善、戒其恶也。”明宗时期,有大臣上疏曰:“自上圣学高明,《四书》必讲之后,当以《史记》进讲。治乱兴亡,人物邪正之易知者,莫如《史记》。”可见,总是将治国之事与讲《史记》联系起来,这样,使经筵日讲有经世致用之功效。


同时,朝鲜还从《史记》中编选了许多著作,而以朝鲜国王正祖御定的《史记英选》最为引人注目,其内容选自《史记》。此书虽为史抄之书,但出自朝鲜国王正祖御定,长期为其宣教所用,此后更被奉为经典,指令群臣朗读背诵,充分体现了此书的重要性,也反映了《史记》对朝鲜的深远影响。


朝鲜古代史书体裁与中国一样,最为重要的乃编年与纪传二体。在讨论纪传体时,都首先肯定司马迁《史记》的开创之功,后世纪传体史书都遵循司马迁所创设的规制。“后世作者,一遵史迁规制。”这成为朝鲜史家编撰纪传体史书的基本理念。高丽王朝金富轼主编的《三国史记》和朝鲜王朝郑麟趾主编的《高丽史》是朝鲜半岛历史上“两大官修正史”,莫不是效法司马迁的《史记》。朝鲜学人就称:“本史则有高丽金氏富轼《三国史记》、本朝郑氏麟趾《高丽史》……本史,迁、固之遗。” “本史”,即是纪传体史书,明确指出乃是“迁、固之遗”,完全是效法司马迁和班固的史书。这两部史书都是由王室主导、大臣监修的纪传体官修史书,因而无不是以《史记》作为模仿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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