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商学院外语学院副教授 日语系主任 洪伟民

2012年12月安倍再次担任日本首相以来，不断在历史问题上挑起事端。世人记忆犹新的，是他在上台一周年之际便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

而在这一年时间里，此类动作他其实已经做过不少了：2013年2月23日，安倍在“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演讲时宣称强大的“日本回来了”；4月23日在参议院声称“侵略未有定义”；4月28日在日本政府举办的主权恢复日纪念典礼上讲话时，不仅只字不提日本的侵略战争，还令人非常惊诧地三呼“天皇陛下万岁”；9月25日，安倍在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发表演讲又直言“你们要是想叫我右翼军国主义者，那就叫吧”。

但有一个动作却是悄悄的，不怎么引人注目的，那就是同年8月13日下午，安倍避开8月15日“日本战败日”这个敏感的日子，提前去山口县萩市参拜了与吉田松阴有关的松阴神社，参观了神社内吉田松阴创办的“松下村塾”，并在吉田松阴及松下村塾学生高杉晋作的墓前合掌致敬。

那么，安倍为什么独独要去那么远的地方祭拜吉田松阴呢？吉田松阴是何许人呢？要理解安倍的上述举动，就必须弄清吉田松阴其人其思想，以及他对日本近代对外扩张历史的影响。

吉田松阴及其“尊皇论”

吉田松阴（1830-1859）是日本幕府时代末期思想家、教育家、明治维新的精神领袖及理论奠基者、对外扩张思想先驱者。

吉田松阴出生于长州藩萩城松本村（今山口县萩市）一个下级武士家庭。11岁时便在藩主面前讲授日本兵法书《武教全书》，19岁正式独立成家师，22岁起从藩主游江户，随佐久间象山习兵学。1853年，在他到江户游学时，恰逢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率四艘军舰抵达江户湾，以武力威胁要求幕府开国。1854年佩里又率七艘军舰到达神奈川附近，在“不开国就开火”的威胁下，幕府被迫与美国签订了日本与西方列强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日美亲善条约》，打开了国门。

面对幕府的软弱无能和日本自身的不足，他著文为民族危机而疾呼，力倡“尊王攘夷”、抵御外侮。意在唤起有识之士，中兴日本，以免蹈中国之覆辙。后来在松下村塾传授兵法，宣讲“尊王攘夷”主张。他主持的松下村塾虽然只办了两年不到的时间，却是日本“明治维新的胎动之地”，为后来的“明治维新”培养了高杉晋作、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倒幕维新领导人。

1858年，日本与美、荷、俄、英、法五国签订了《安政条约》（又称“五国通商条约”），彻底结束了锁国时代。面对国家的这种状况，吉田松阴转而号召武装倒幕，并制定了刺杀幕府阁僚间部诠胜的计划，因事败被捕，于1859年被处死，时年29岁。

吉田松阴的“尊皇论”发表在很多文章里，其中尤以讲解《孟子》的《讲孟余话》最为突出。在其中的《尽心下》篇里，吉田批判了孔孟之道，强调日本不同于中国的“尧舜让其位于他人、汤武放伐其主”，不同于中国的“忠孝不能两全”，是臣民与君主“同死生休戚，虽至死也绝无可弃主而去”的“君臣一体、忠孝一致”的“万世一系”的国体。他认为中国的“良禽择木而栖”——离开自己的国家去他国事君，如同离开生家去认邻家之翁为父。因此他认为，中国的殖民地现状，就是因为像孔孟那样“择其主之善恶而转移”、离开自己的生国去他国事君、即对君不忠的结果引起的。要避免中国的现状，就要正视日本的臣对“万世一系”之君至死不变的“忠”的国体。

吉田松阴在《梁惠王上》篇里认为天皇是不可侵犯的，在批判天皇的失德前，应先追究作为臣下自己的辅弼之责尽了没有。即政务之责在臣下而不应在天皇。他认为日本国家的兴废盛衰都在天皇。即使国家灭亡也必须信奉天皇一个人的命令。因此，吉田松阴认为，君臣关系才是“天下平”的关键。“天下不平”是因为未尽君臣之道。为此，他竭力鼓吹“武士道”。“生亦我所欲，义亦我所欲。二者不可兼得者，舍生取义矣”。在吉田看来，所谓“武士道”并不是只有武士才能有的，平民百姓“为了国家，即使没有技艺，只要能舍生取义不惜死，就是武士”。相反，即使有技艺，但不能为国而死也不能称作为武士。二战时期日本军国主义教育充分利用了吉田的“武士道论”和“尊皇论”，要求军人、百姓对天皇绝对“忠”。

“海外补偿论”及其由来

吉田松阴还是一个“海外扩张（雄飞）论”的鼓吹者。他在1854年的一次囚禁期间写成的《幽囚录》中说：“善保国者，不徒勿失其所有，又在增其所无。今应急修武备，具舰略、足炮略，则宜开垦虾夷、封建诸侯，乘间夺堪察加、鄂霍次克，谕琉球、朝觐会同、比内诸侯，责朝鲜奉贡纳质如古之盛时。北割满洲之地、南收台湾、吕宋诸岛，渐示进取之势。然后爱民养士、慎守边圉，则可谓善保国矣。”从“不徒勿失其所有，又在增其所无”、“渐示进取之势”这些言论中我们不难看出吉田松阴所表现出来的对外扩张思想。

吉田松阴在狱中给他哥哥的一封信里则把“海外扩张论”细化为“海外补偿论”。他说：“（我与）俄、美讲和已定，决然不可由我破之，失信于戎狄。但须严章程、厚信义，其间以养国力、随取易取之朝鲜、满洲、支那，交易上失之于俄、美者，又偿之于鲜、满之地。”这就是吉田著名的“海外补偿论”。由于当时日本实力不济，吉田提出一方面不能与欧美列强硬碰硬，应韬光养晦、积蓄实力、失之欧美、补之鲜（朝鲜）满（洲）。另一方面又要急修武备、海外扩张、积极保国。从当时的日本现状来看，吉田的这个策略可以说具有一定的现实性。虽然当时并未为幕府采纳，但其“补偿论”方略却可谓近代日本“征韩论”的先导，也对明治新政府的对华策略起了重要作用。

当然，严格地讲，“海外补偿论”并非吉田松阴凭空创立，早在吉田之前就有各种“海外扩张论”存在。

四百多年前，日本幕府大将军丰臣秀吉就曾提出过较为明确、系统的进攻中国的计划。他在1583年就宣称“欲征大明（中国明朝），盖非我所欲，天所授也”；1585年又提出“统治大权也及于唐国（中国明朝）”；1586年再次提出“为征讨朝鲜和中华，决意渡海”；1587年又说“余有生之年誓将唐之领土纳入我之版图”；1590年他在致朝鲜国王书中更是肆无忌惮地说“吾欲假道贵国，超越山海，直入于明，使其四百州尽如我俗，以施政于亿万斯年，此乃吾之宿志也”，并为此在1592年和1597年两次发动了旨在中国的侵略朝鲜的“文禄之役”和“庆长之役”。虽然最后以失败告终，但丰臣秀吉以“灭朝鲜、侵中国”为核心的大陆扩张主义对后世日本的“海外扩张（雄飞）”、“海外补偿”、“大东亚共荣圈”、“大日本帝国”等军国主义理论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此后的三百年间，日本民间陆续出现了许多诸如工藤平助、林子平、本多利明、佐藤信渊、吉田松阴等矛头指向中国的“海外扩张论”，其中最著名要数本多利明、佐藤信渊、吉田松阴等人。

本多利明（1744—1821）在其所著《经世秘策》《西域物语》《经济放言》中认为，日本国土有限、资源不多、难以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其出路只有效法欧美列强，从事海外贸易和殖民事业，进而提出日本应向海外扩张的长期体制、即“开拓体制”（殖民制度）。

继本多利明之后进一步发展这种“海外扩张”论的是佐藤信渊（1767—1850）。他的政治主张主要体现在他写于1823年的《宇内混同秘策》中。

佐藤认为，日本是世界唯一的中心，全世界都是日本的“郡县”，各国之君都是日本的“臣仆”。在此基础上，佐藤进一步提出了“中国征服论”。他认为日本“较易攻取之地，莫过于支那之满洲”。为了实现这样的“伟业”，他甚至设想了将日本全国分划为八个地区，以满洲为基地进而扩张的具体方略。他说：“满洲人有勇无谋，支那人胆小怕事。稍有敌情则兴师动众，令人困马乏，财帛糜费，不待言也……若支那人以大众防守，我国军士则窥其空虚之处而入，即取之也。”如此，“皇国……不仅取得满洲，支那全国之衰微亦自此而始”，中国“既已划入版图，其他如西域、暹罗、印度等国渐幕其德，并畏其威，必将隶为臣仆”。虽然佐藤信渊的扩张方略具体而有系统性，但当时因各种原因不为当政者采纳。

吉田松阴的“海外补偿论”与之前的那些“海外扩张（雄飞）论”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只是如果说本多利明、佐藤信渊等的“海外扩张”多少带有一点不切实际的“狂妄野心”的话，那么吉田松阴的“海外补偿论”则带有明显的现实意义。

“海外补偿论”的恶劣影响

明治政府初期，吉田松阴的高徒木户孝允、山县有朋等将吉田的“海外补偿论”具体化为“征韩论”，虽因诸多因素未能实施，但却成为此后“大陆政策”的直接指导思想；早在1870年，山县有朋就组建了天皇制政府直辖的“御亲兵”，这就是“皇军”的来历。由于武士道有利于巩固统治、控制军队，于是山县有朋在1878年发布军人训诫，要求军人把天皇当作神一样来崇拜，强调军人的根本在忠诚、勇敢和服从。这样，就和吉田松阴的“武士道并不只限于武士”的理论相一致。1881年，又建立了严酷的宪兵制度，又于1882年发布了“军人敇谕”，重申军人要忠于天皇、严守武士道，还规定了“我国军队世世代代为天皇所统率”。1889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之天皇统治”、“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并“总揽统治大权”而又可以“自行宣战、讲和及缔结各种条约”等。通过宪法，使得天皇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权限。在此，吉田松阴的“尊皇论”得以充分体现。

1890年12月，山县有朋以首相的身份发表了《外交政略论》：“盖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曰守卫主权线，不容他人侵犯；二曰保护利益线，不失自己的有利形势。”山县有朋认为，“大凡国家不得主权线及利益线则无以为国”，因此，“我邦利益线之焦点实在朝鲜”。山县有朋的“主权利益线论”的提出，标志着“大陆政策”的逐渐完善，染指朝鲜、意在中国。山县的意图，正是吉田松阴的“不徒勿失其所有，又在增其所无”的翻版。

至此，明治维新后的新政府确立了近代天皇制，逐渐走向军国主义，开始向海外扩张，并按吉田松阴“海外补偿论”构想的经由朝鲜半岛、以满洲为据点进而占据中国全土、南临南洋的“海外扩张”。

日本幕末时期兴起的“海外扩张论”为近代扩张思潮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吉田松阴在前人“海外扩张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海外补偿论”，并直接影响了“维新三杰”中的木户孝允、后来对制定明治政府对外政策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人，成为日本“大陆政策”中“以朝鲜为途径、以满洲为据点进而夺取中国”的核心内容。而这些人均出自吉田松阴门下。木户孝允的“征韩论”、山县有朋的“主权利益线论”乃至1927年田中义一制订的赤裸裸的侵华纲领——《田中奏折》：“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等，无不师承吉田松阴的“海外补偿论”。他们把吉田松阴的侵略扩张思想相继付诸行动，成为明治政府的对外“最高国策”。

而吉田松阴竭力鼓吹，身体力行，并以实际行动慷慨赴死的“武士行为”，为后世日本的军国主义者鼓吹“忠君爱国”和“武士道”、进而达到侵略亚洲各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并至今仍影响着日本社会乃至不少政治家。

安倍去祭拜150多年前的吉田松阴，声称“慰安妇缺少证据”、 “侵略定义未定”等等，甚至不在乎自己被叫成“右翼军国主义者”，都是为了使日本成为一个“普通国家”——可以拥有军队、可以交战，甚至可以“先发制人”。从中我们似乎不难看出，安倍是在国内右翼势力不断抬头、日本急欲摆脱战后“和平宪法”束缚、成为“普通国家”的背景下，竭力地要向世界表明“日本回来了”的意图，似乎也暗示着日本想要新的一轮的“雄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