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光绪初年，外白渡桥有所谓三盛搂者，东洋茶室也。执役其中者均为彼邦二八妖姬，六寸圆趺不加束缚，高髻盘云，粉装替雪，亦觉别饶丰韵。入其中者纳资一二角，则春浮螺碧，板拍牙红，索笑调情，了无愠意，若输英蚨二翼，不难真个销魂。故少年寻芳者趋之若鹜，继遍设英、法各租界，迨后彼邦国力日臻强盛，不欲留此污点于海外，由领事强迫回籍，前度刘郎不免有人面桃花之感矣。

短短170多字，也许现在的年轻人已经看不太懂了。这时，我突然想起上个世纪70年代在中学读书的时候，中国进口了一部日本电影名叫《望乡》。家里照例搞到几张票子，可是家中父亲却反常了，不像以往那样放行，而是发出“禁足令”，说是里面的内容“不适合中学生看”。天啊，越是不适合中学生看的电影，中学生不越是要看嘛。眼睁睁地看着那几张票子在家作废了，我心里那个气呀，“敢怒不敢言”。于是，我这个中学生就开动脑筋想办法，现在已经忘了是通过什么办法很快搞到了一张票子，居然进入电影院了。当时，懵懵懂懂地并没有完全看明白，只知道这是一部反映日本妓女在南洋遭遇的电影，只记住了那个曾经的妓女“阿崎婆”，还有栗原小卷扮演的那个漂亮的女记者。说实话，“阿崎婆”的故事当初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深刻的感觉，反而觉得父亲“多事”，“没有什么嘛！”而栗原小卷在相当一个时段里都是我的“梦中情人”，是我后来谈恋爱要找的“标本”。此话打住。

后来，在日本读了日语原版的《山打根第八号妓院》，才知道电影《望乡》就是据此改编的，才知道不仅仅是战争时期，早从日本江户幕府末年到明治时期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大正中期，日本就有不少年轻妇女背井离乡，漂泊到海外卖身谋生，她们的足迹北至俄罗斯的西伯利亚、中国大陆，南到东南亚各国，甚至有人到达印度、非洲。可是，我一直都没有看到有关日本妓女在中国卖身的资料。

这次看到了。就是开篇抄录的那段文字。时间，大清王朝的“光绪初年”，也就是日本的明治年间。地点，上海外白渡桥。花小钱，芳龄16岁左右的日本妓女可以给中国人吹拉弹唱，“索笑调情”，多花几个钱，这些日本妓女可以给中国人“真个销魂”。中国上海的纨绔少年们当时“寻芳者趋之若鹜”。后来，日本渐渐强大起来了，“不欲留此污点于海外，由领事强迫回籍”，于是这边的“五陵少年”们发出了“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的颓废却也有深情的感慨。

据说，日本今天一万日元大票上的人物福泽谕吉说过这样名言：“日本对付亚洲有两种武器，一是枪，二是娘子军”。我要声明，我没有从福泽谕吉的原著上看到过这句话，那么著名的启蒙思想家，能够讲出这么没有廉耻的话吗？即使有想法，也不能说出来呀。我还是存疑的。

曾在上海做谍报工作的日本人高桥谦在《中国时事》一书里面有这样的描述：明治19年（1886年，光绪十一年），日本邦人定居上海的有700人左右，除了邮船支店、三井物产支店、乐善堂药店和二、三家杂货铺之外，过半数是娼妓馆。她们的生活来源支柱就是皮肉生意，还带动了周边饮食、旅馆、杂货业的繁荣。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大概因为“国力日臻强盛”，日本政府一度下决心推行废娼令，但效果和影响并不理想。一则是海外妓女遍地开花，日本政府鞭长莫及；二则是日本对废娼后的新生政策没有作出任何实质性的安排。海外妓女“从良”后究竟如何生活，这个最关键的问题成为空文，即使领事们带回国一些妓女，这种废娼令也难见成效。

还有这样的故事。在日本败战后的上海，一群日本妓女如热锅上的蚂蚁，她们卷着金银珠宝，却不知道路在何方。她们坐在人力车上，任凭车夫在上海马路上四处游晃，到夜深人静，车夫已经精疲力竭，而日本女人脑海里依旧一片空白。最后车夫问：“妹妹，你到底要去何方？”日本女人回答：“妹妹无处可去，只请哥哥收留。”同是天涯沦落人，车夫生活在大上海社会的最底层，谋求温饱尚是问题，天上突然掉下个有钱有貌的妹妹，此等好事何乐而不为？于是乎，双双钻进车夫在黄浦江边搭的破茅屋。翻阅 1945年日本败战后的上海旧报纸，这类的“喜剧”故事随处可见。

说到这里，我想给中国电影界的“大腕”导演们提一个建议：不要总拍摄类似“南京大屠杀”题材的电影，戕害我中华民族的血淋淋往事，让中国人感到惨不忍睹，心里也堵得慌。可以适当拍一些日本近现代历史上女性到海外、到中国从事皮肉生意题材的电影，一方面让中国人的知识层面更丰富一些，另一方面也加深认识我们领袖们的结论：“日本人民也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