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主义外交政策所带来的后果当然不可能是单方面的。君不见，养虎贻患的事情在国际间屡有发生。当反苏反共成为美国政府的头等目标，当初的敌手日本于是乎一变而成为宠物，哪管它日后会不会向自己说“不”。既然美帝国主义被当作中国人民的头号敌人，那么一切反美者便都成了我们的同盟军。我们曾没有保留地和一部分日本人一起谴责美帝向广岛、长崎投放原子弹的滔天罪恶，曾义愤填膺地和一部分日本人一起抗议美帝在日本建立军事基地的侵略行径，却有意无意地淡化了事情的前因后果。而那个长袖善舞的战败岛国，恰恰就是在东西方之间剑拔弩张的气氛中巧妙地周旋着，实现了令其他国家瞠目结舌甚至备感失落的迅速恢复和腾飞。

余确已觉察，鉴于过去二年来世界情势之急剧变化，东京之审判，已失去其政治上之大部意义，但余深望其不致失去其在法律及历史上之意义，余相信其不致如此也。

（1948年5月3日 星期一《新闻报》载梅汝谈话）

日本时报载了一篇短文，叫做《中国人不报仇》，描写日本投降后中国人对日本人是何等宽宏大量，“视敌为友”。宽大固是美德，但是姑息、畏惧，却是懦怯。我读了这篇文章，颇有啼笑皆非之感。

（1946年4月11日 星期四）

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梅汝：《关于谷寿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杀事件》，《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二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

1948年底，大批日本战争罪犯已被麦克阿瑟下令释放，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无疾而终。除了第一批的28名，其他甲级战犯（其中包括后来担任过日本首相的岸信介）都没有受到什么惩罚。与纳粹德国漏网战犯在战后的东躲西藏、亡命蛮荒相比，这些人的处境真可谓优游自在。美国的提携，中国的宽厚，由“冷战”格局导致的各国对日政策，使日本获得了绝佳的发展机遇。

在中日友好的大氛围里，先父的名字当然不是一个能引起广泛愉悦的符号。先父关于抓紧调查日军侵华暴行史实的建议，直到20年后的80年代中期方被采纳，而经历过那场战争的人至此已凋谢弥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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