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帝国对澳洲如此不讲大局、不讲政治的行为十分反感。英国驻香港总督就不客气地告诫他的维多利亚殖民地同行，如果继续排亚，将会导致英国在亚洲利益严重受损。英国著名杂志《十九世纪》则认为，澳洲的排亚政策是“最短视和最错误的政策”，驱逐亚洲人的行为简直就是“民族罪恶，因为这会使前进的钟表倒退，使大量必要和艰辛的开发工作无法进行”。

在反对声中，夹缝中的澳洲立法者们“遇见红灯绕着走”，于1897年制定了一部《纳塔尔法》，不再公然设立种族门槛，而改用更为隐蔽的、“合理”的语言测试门槛：所有新移民必须通过一项50个词的听写测验，测验可用任何一门欧洲语言，不达标者不得移民。这实际上对亚洲人变相地关上了大门。

在组建澳大利亚联邦的过程中，“白澳主义”被旗帜鲜明地提了出来。西澳殖民地总理、未来的联邦内阁成员福锐斯特表达了主流的意见：“澳洲境内反对有色人种运动已经十分激烈，我们不能忽视和回避。”白澳政策的奠基人迪肯，则坚信中国人和日本人将对澳大利亚联邦构成最大的威胁，必须立法将他们清除出去，保持种族的“纯洁”：“澳洲的统一必须根基在一个统一的种族上，否则将毫无意义。一个统一的种族不仅意味着它的成员可以相互混杂、通婚、交流而不招致退化，还意味着相信同一个观念……”但与其他种族主义者不同的是，他指出令日本人和中国人如此危险的，“并非他们的缺点，而正是他们的优点：他们那些无穷无尽的能量，接受新挑战的能力，以及比竞争对手们更能忍受艰苦的生活环境。”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澳大利亚联邦于1901年成立后，第一项海外军事行动就是北上中国，参加八国联军入侵，而第一项立法就是《限制移民法》，以“保证澳洲不受低等人种的污染和劣化”（英联邦议会记录）。新联邦的第一任总理公开宣称：“人类平等的原则只适用于英国人之间，并不适用于英国人跟中国人（亚洲人）之间。”

白澳政策的奠基人迪肯，则坚信中国人和日本人将对澳大利亚联邦构成最大的威胁，必须立法将他们清除出去，保持种族的“纯洁”。

1919年4月11日深夜，法国巴黎，凡尔赛宫。

正在这里召开的巴黎和会，在当天晚上举行了国际联盟（简称“国联”）事务委员会全体会议。冗长的议程还有最后一项：对日本提出的种族平等修正案进行表决。日本代表团要求在国联盟约中，禁止一切形式的种族歧视。

表决结果完全是一边倒的，参加会议的17名委员中，包括中国代表顾维钧在内，投赞成票的高达11人。而在和会中起主导作用的美、英两国，却投下反对票，主持会议的美国总统威尔逊表示，因为来自大英帝国的反对意见过于激烈，因此除非获得全票赞同，否则这一修正案不应加入国联盟约。

其实，“日不落帝国”对种族平等议案并不反对，相反，种族平等的理念宣示，对它巩固和整合世界各地的帝国资源，是有裨益的。但是，它的嫡亲小兄弟澳大利亚却对此议案表现出了几乎歇斯底里的反对：参与和会的澳大利亚总理休斯宣称，如果该议案被通过，澳大利亚将立即退出巴黎和会。

小小的澳大利亚，在惨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大英帝国贡献了巨大的力量，仅战死于欧洲战场的将士就有6万名。休斯曾经质问威尔逊：我代表着6万英灵，你又代表多少呢？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联军在土耳其海滩遭遇登陆惨败的4月15日，也从此成为两国的国定假日，至今依然。

显然，日本在种族平等议案上，遭遇的就是种族不平等的待遇。但是，令与会者吃惊的是，此前高调宣扬要为这一议案奋斗到底的日本人，却隐忍了。日本全权代表牧野伸用动听的语言，重申了日本对种族平等问题的立场，但随后表示，自己将顾全大局，不强行要求通过这一提案。

其实，日本人盯住了另一个更为重要的目标：攫取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而这就意味着要压制同为战胜国的中华民国。日本人的算盘十分精妙：作为“一战”胜利后的五大国之一，如果日本在种族平等问题上继续发难，国联盟约必定无法通过，国联即使勉强成立，也是跛脚鸭。而国联恰恰是美、英等国的最高目标。如果日本在种族平等问题上让步，美、英等就必须投桃报李。而牺牲中国的利益，尽管在政治理念的层面上，要有一番痛苦的挣扎——尤其是对于美国而言，美方的外交文件详尽地记录了其代表团面对澳、日、中三角关系的艰难权衡——但毕竟他们早已习惯了让中国来充当冤大头。

巴黎和会上，处理最重大议题的机构，原是所谓的“十人会”，即由美、英、法、意、日五大国各派两人组成。但不久，其中唯一的东方国家日本便被排挤出去，理由倒是很冠冕堂皇：日本代表团并未由国家元首率队，因此，与会的美、英、法、意四国元首组成了“四人会”，负责和会最高决策。当时，日本国内正在闹政潮，首相地位岌岌可危，不敢离开，而日本天皇已经被捧成了神灵，更不可能直接搅合到这种讨价还价的俗事。日本人吃了个哑巴亏，只好隐忍。到了4月23日，意大利因自己的要求没有被其他大国接受，愤然退会，最高机构又成了美、英、法元首的“三人会”，更容易形成一致意见。“三人会”最后决定，接受日本对山东特权的要求，将此写入对德和约。

至此，一场击鼓传花的游戏在澳大利亚、日本、中国三者间终于了结，鼓声停下后，苦果被精确地传到了食物链最下方的中国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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