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史上的“发见时代”

1931年，常盘大定（Tokiwa Daijo，1870-1945）六十一岁。这一年的11月16日，日本学界在东京神田的学士会馆为他举行“还历纪念”。也许是因为前些年特别劳累，又遭遇车祸而左腿骨折的缘故，这时的常盘大定还在休养中，但他仍然非常高兴，特意写了一首《卧病述怀》。其中，有两句说“三透难关由佛力，五游震旦亦天恩”。这里所谓的“五游震旦”，说的就是他五次远赴中国考察文化遗迹的事情。这五次全面的考察中国宗教与艺术遗迹，以及《古贤の跡へ》等（后来汇编为《支那史迹踏查记》）考察记的陆续出版，可以说是1920年代日本中国学界的一大盛事。所以，他的朋友在与他《卧病述怀》唱和的时候，也反复提及这一点。入泽达吉说，“殊域遍探名刹迹，著述欲答圣朝恩”；本多辰次郎也说，“周游禹域穷西土，著述东瀛冠佛门”。

当然，对中国古迹遗存的考察，并不是从常盘大定和他的合作者关野贞（Sekino Tadashi，1868-1935）开始的。十九世纪后半期以来，日益溃败的大清帝国，国门不得不洞开，任凭各式西洋人和东洋人长驱直入。对中国好奇的东洋、西洋学者就像水银泻地一样，陆续渗透到中国各地，做人类学调查的也有，做生物学调查的也有，当然做古迹考察的也有。不必说那些从内亚进到西部来的考察者李希霍芬（1833－1905）、斯坦因（1862－1943）等人，像深入内地的法国人沙畹（1865-1918）和谢阁兰（1878－1919）、瑞典人喜仁龙（1879-1966）、美国人弗利尔（1854-1919）等等，都对各种文物古迹遗存做过相当深入的考察。中国历史学家贺昌群曾说，二十世纪“西人称之为‘发见时代’（Age of Discoveries），其意盖指百年来古城古墓的发掘，在人类文化史上平添了许多为史传所不详的崭新史实”（《近年西北考古的成绩》，载《贺昌群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一卷，56页）。他列举了各种西洋人有关西域的考察报告和研究著作，其中不少都包括丰富的图片资料，人们熟知的如法国人德莱因斯与格林勒在1897年出版的新疆西藏探险报告第四册，英国人斯坦因在1903、1907年出版的《西域考古记》之第二卷，德国人勒柯克的《中亚佛教艺术》等等（稍后，还有如1920年伯希和出版《敦煌图录》，1923-1924年谢阁兰出版《考古图谱》，1923年德国鲍希曼出版《中国的建筑与景观》，1929年喜仁龙出版《中国早期艺术史·建筑卷》）。

也许，这些考察确实混杂着多种动机，诸如对东方文化的兴趣、对东方文物的觊觎和向东方殖民的政治意图，现在的学者尽可以用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进行批判。不过，这也促使着原来“自在”的中国古迹，开始成为“自觉”的艺术、历史与文物，就像西洋人炫耀敦煌的收获，提醒了国人对敦煌的兴趣一样，西洋、东洋学者对中国土地上这些遗存的调查，当然也包括掠夺，也终于触动了大清帝国对自家宝藏的重视。

二十世纪初，民政部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建议下达“保存古迹推广办法”。在奏折中，起草者相当沉痛地说，中国“求数千年之遗迹，反不如泰西之多者，则以调查不勤，保护不力故也”。于是，在大清帝国垮台前两年，即1909年，民政部终于发布了有关文物保护的《保存古迹推广办法》，要求“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各直省将军、督抚、都统”，对现存古迹和文物进行调查和保护，在这一文件中，还将调查项目分为了六类，即（一）周秦以来碑碣、石幢、石磬、造像及石刻、古画、摩崖字迹之类，（二）石质古物，（三）古庙名人画壁或雕刻塑像精巧之件，（四）古代帝王陵寝、先贤祠墓，（五）名人祠庙或非祠庙而为古迹者，（六）金石诸物，时有出土之件。

但是很遗憾，当时中国正处在“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外有强敌环伺，内则政局动荡，上上下下自顾不暇，所以，虽然各地开始做了一些清点的事情（如1910年山东编印了《山东省保存古迹表》），但并没有真的做过全国性的调查。直到中华民国建立之后，由于意识到“中国文化最古，艺术最精，凡国家之所留贻，社会之所珍护，非但供考古之研究，实关于国粹之保存”，到1916年北洋时代，民国政府才发布了《内务部为调查古物列表报部致各省长（都统）咨》。咨文中说明，这是继承清廷民政部的调查与保护方案，在这份文件中，把“古物”更细分为十二类，即建筑类、遗迹类、碑碣类、金石类、陶器类、植物类、文献类、武装类、服饰类、雕饰类、礼器类、杂物类，要求各地记录名称、时代、所在地、保存办法等等（李守义《近代中国文物调查述评》，载《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4年12期，总137期，124-135页）。一直到了1928年，国内局势逐渐平稳，国民政府内政部才再次颁发《名胜古迹古物保存条例》，到1934年民国政府才终于成立了“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

不过，在中国这段风雨飘摇的时间里，西洋人和东洋人依然在中国做着他们想做的事情。

日本学者对中国古迹的考察

在晚清民初那些年里，日本学界也逐渐开始对中国古迹进行考察。

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学界，在有关东亚的历史和文化领域，始终有跟欧洲东方学争胜的心理。我曾经在《宅兹中国》一书中说过，十九世纪欧洲的东方学家和探险家对中国及其四裔的深入考察，无论在历史学、语言学和文献学方面，还是在人类学与文化学方面，都对日本学界产生绝大的刺激。本来，日本学者对进入世界东方学的学术潮流从来都很自信，他们觉得日本人比中国人懂得西洋新方法，又比西洋人更善于阅读东洋文献，所以日本才应当是“东洋学”的执牛耳者。可是，西洋学者对中国及四裔的考察，对他们来说相当震撼。著名的日本东洋史学者桑原骘藏在《支那学研究者の任务》中，对日本中国学有着痛切的自我反省，他觉得，日本在亚洲文化与历史研究上的落后，一方面是对汉族中国之外的四裔重视不足，另一方面就是不能使用多语言、考古和田野调查的方法。

为了证明“究竟谁更了解亚洲”，也为了“重新绘制东亚版图”，日本被欧洲东方学刺激出这些新学术领域和新学术倾向（如欧洲东方学家通过探险、考察和比较，深入了解真实的中国），使日本学界也不再仅仅把视野局限在所谓中国“本部”，也不仅仅局限在“经史”之类文献来了解中国，而是不得不像欧洲学者一样，一方面把视野放大到满蒙回藏鲜等中国的边缘，一方面开始用“脚”加上“眼”来重新打量似曾相识的中国。

如果我们看一看那个时代的日本中国学家，就可以发现二十世纪初，一些日本学者不约而同开始深入中国的内地或边疆。1901年，伊东忠太（1867-1954）受日本内阁派遣，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之际，对北京紫禁城进行拍摄和测绘；同一年，继日本政府派遣成田安辉（1864-1915）之后，河口慧海（1866-1945）也进入西藏并到达拉萨，大量收集西藏书籍文物；1902年，大谷光瑞（1876-1948）沿着欧洲学者的路线，自西徂东深入库车、和阗，开始了他三度西域考察的第一次旅程；同一年，鸟居龙藏（1870-1953）继四度考察台湾之后，又进入贵州进行苗族调查。在二十世纪初，无论是从满洲带回去的满文史料（内藤湖南），还是从西藏带回去的各种藏文佛典和图像（河口慧海），无论是西域收集的各种古写本（大谷光瑞），还是在台湾、苗疆拍摄的各种风俗照片（鸟居龙藏），都刺激了当时日本中国学的新问题和新兴趣。

对中国大地上存在的历史文化遗迹的考察，正是在这个潮流下开始的（正如受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委托考察日本中国学研究状况的中村久四郎，他在《现代日本における支那学研究の实状》[东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1928年]中说，明治四十年以后到大正初年，日本学者向日本岛周围以及国外的考古和调查是显著的倾向，他所举出的例子是关野贞、鸟居龙藏、滨田耕作、大谷光瑞，他说，“明治四十年代到大正初年，一直持续数年之后，学者注意到经常搜求东亚方面的资料，包括中国古物商写来的文物”，通过这些资料深入细致地研究，这是一种趋向。156-158页）。

《中国文化史迹》的两位编者

这里介绍的《中国文化史迹》（初名《支那文化史迹》）的两位编者，都是当时日本最重要的学者。

先说关野贞。作为建筑史专家，关野贞来中国较早，在1906-1907年、1907-1908年和1918年，他三次到访中国，考察过河南、山西、天津、山东、陕西、北京以及江南各地，他当时摄影留下的很多照片，至今还留存在东京大学（当时的东京帝国大学）工学部。其中值得一提的是，1906年他考察陕西汉唐陵墓，对唐代的昭陵、乾陵和崇陵做了详细调查，并且绘制了《唐太宗昭陵陪塚配置图》，这也许是最早的昭陵图（《支那の建筑と艺术》，东京：岩波书店，1938年；又收入《中国文化史迹》第九册“陕西”部分）；1908年在山东考察，他曾收购了一些民间所藏的画像石。这个时候虽然山东已经设立“宪政调查局”来调查古物，当地县令也曾下令不准关野贞把这些文物带回国，但晚清政府并没有力量阻止关野贞把这些资料从胶州湾装船运走（他的这一行为，当然引起国人反感。1920年，他的多年合作者建筑史家伊东忠太访问山东时，曾在济南的图书馆看到展出的武梁祠画像石，旁有一段说明：“光绪三十四年，先后为日本人所购，运过济南，余以此石为吾国古物出[此处原文有阙]贰购留之，而薄惩出售之人云云”，他觉得颇为汗颜，并且表示应当深思。见伊东忠太《山东见学旅行记》[收入《伊东忠太建筑文献》第五卷《见学纪行》，龙吟社，1936年]，366页）。

有了这番考察，第二年（1908）关野贞就在《时事新报·文艺周报》上发表了《后汉的画像石》一文。这也许是日本关于汉代画像石研究的开山之作，至今还是这一领域必须提及的先驱论著[他关于汉代画像石、画像砖的研究，很快影响到中国学界。如《东方杂志》第5年10期（1908年11月18日）就刊载了姚振华译的《后汉画像石说》（译自日本《时事新报·文艺周刊》）。此后，他有关考古、建筑、艺术的论著，也曾不断被翻译。例如1930年，《地学杂志》18年1期（1930年3月）发表《乐浪郡之遗迹》（祁蕴璞译）；《艺浪》第1卷4期（1930年6月）发表《两晋时代之艺术》（伯英译）。不过，一般来说，学界都认为，他重要的发现之一，还是天龙山石窟]。

1918年在出访欧洲、印度之前，他再度来到中国，专门考察古建筑，并且把它们与日本的古建筑进行比较，回国后发表了《支那文化の遗迹とその保护》（发表于《大观》1920年第7期，收入《支那の建筑と艺术》，420-422页），并在1925年和著名的建筑史家伊东忠太合作出版了《东洋建筑》。

在关野贞的视野中，中国古建筑是与日本对比的绝佳资料。当然，他也很不客气地指出，中国古建筑的保护相当不理想，“日本现存的千年以上古建筑尚有三四十栋，五百年以上者也有三四百栋，但是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在我的调查范围内，千年以上的建筑一无所有，而五百年以上的也非常罕见”。例如著名的少林寺，他就特意指出，初祖庵传说很早，但实际上只是宋代宣和年间（1125）重新建造的，同寺的鼓楼，也是元代大德六年（1302）重新建造的。

关野贞是建筑史家，他在中国和朝鲜的考察，当然主要集中在建筑方面，除了佛寺道观之外，皇宫、殿堂、陵墓、民居也都在他的关注视野之内。但是，和关野贞不同，常盘大定则是佛教史专家，因此对中国的宗教遗迹格外关注。在调查中国文化史迹之前，他出版过《印度佛教史》（博文社，1906年）、《释迦牟尼传》（丙午出版社，1908年）、《佛典的解说》（丙午出版社，1921年），虽然都是早期印度佛教研究，但是事实上，他一直在为中国佛教史的研究做准备，并且在大学里面担任了“中国佛教史”的课程。在1920年他开始踏查中国宗教遗迹的时候，其实，他研究的重心与兴趣已经投入中国佛教与道教。

据《支那佛教史迹踏查记》的记载，他的五次中国考察，依次是：

（一）1920年9月24日到1921年1月5日，他从朝鲜经沈阳，先后到了现在的北京、山西、河北、河南、湖北、江西、江苏、浙江。

（二）1921年9月14日到1922年2月19日，他从青岛上岸，先后走遍山东、北京、河南、湖北、湖南、江苏。这是他五次考察中时间最长的一次，长达五个月。

（三）1922年9月29日至12月19日，在两个多月的考察中，他从上海登陆，到达浙江、河北、河南、江苏、湖北。

（四）1924年10月8日到11月6日，他经朝鲜和东北，从大连坐船到青岛，这次时间只有一个月，主要在山东考察。

（五）1928年12月14日到1929年1月30日，他从日本直接到香港，从香港到广东、福建。

在五次中国之行中，常盘大定主要是考察佛教遗迹，在遍及中国南北十几个省市的佛教文化遗迹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走遍了许多佛教石窟，如天龙山、响堂山、巩县、云冈、龙门，也到访了众多佛教名山，如庐山、赤城山、衡山、黄梅山、天台山、玉函山、黄檗山、鼓山，也记录了诸多佛教名刹，如玄中寺、度门寺、归元寺、栖霞寺、鸡鸣寺、灵隐寺、灵岩寺、嵩岳寺、少林寺、国清寺、南华寺。对这些佛教遗迹，无论是建筑、雕塑，还是碑志等等，他都一一寻访、摄影，并广泛参考文献，留下文字的记录。当然，如果遇到道教和其他遗迹，他也会顺便进行了采访和考察，如白鹿洞书院、亳州鹿邑老子遗迹、山西龙山道教石窟、北京明十三陵、嵩山中岳庙等等，这使得他留下来的照片和文字，成了1920年代中国文化遗存最全面的证据。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也许，很少有人像他这样有这么广泛的考察范围，也很少有人会留下如此之多的遗迹照片。

常盘大定在中国考察，每看一处，随时记录，并且坚持写日记，还常常与同行友人通信，报告考察的见闻与心得。1921年第一次考察结束回国之后，他就写了《古贤の跡へ》。接着几次考察，他也陆续写下了类似的记录，陆续出版了《續古賢の跡へ》《後の古賢の跡へ》《山东巡礼记》《支那佛教史迹纪念册》（即《广福巡礼记》）。不过，正如他自己所说，前三次考察记录出版之后，遭遇到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和东京火灾，也许发行并不广。所以，1938年他才又把五次考察的文字记录，汇编成《支那佛教史迹踏查记》，附上了一百五十幅精选的图片，由东京的龙吟社出版。这当然是后话。

关野贞与常盘大定两人志趣相同，都屡次到中国考察，积累了好些照片与记录，正可以取长补短。1924年起，关野贞与常盘大定就商量，汇集两人考察所得，编一部有关中国佛教遗迹的图片集。据说那时关野贞住在东京本乡东片町（现在的向丘），常盘大定住在东京小石川的指ケ谷（现在的白山），两家相距不到一公里。恰好由于他们又得到日本官方“对支文化事业”资金的支持，于是便开始不断磋商协调，并进行图片的编辑整理工作。最初，他们曾计划出版四册《支那佛教史迹》，因而在此后的若干年里，他们把两人在中国考察所摄有关照片，按照地区加以编辑，并且一一加以评解。

这个工作持续了几年。据日本学者渡边健哉的研究，开始于大正十四年（1925）的计划，是编辑四册图版。这个四册本包括，第一册：从洛阳白马寺、济南，到长安，于1925年5月出版；第二册：从江西庐山、江苏苏州、山西云冈、河南龙门、巩县、嵩山，于1925年10月出版；第三册：从山西石壁山、天龙山、龙山、河南及直隶的响堂山、南响堂山、北京房山到河南宝山，于1926年3月出版；第四册：包括了正定临济遗迹、南京、湖南南岳、湖北荆州、浙江天台、山东青州和淄川、湖北黄梅、直隶赵州正定，于1926年11月出版。最后补充出版的第五册，则有山西五台山、江苏扬州、河南开封、湖南沩山、江苏镇江、浙江杭州、宁波、普陀山、绍兴、直隶顺德以及北京等等，则在1927年3月底出版。1927年5月9日，他们两人在常盘大定的住宅，向《东京朝日新闻》记者宣布，全书的图版部分编辑出版完成。

不过，由于全书出版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28年，常盘大定再次得到“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会”的许可和“对支文化事业部”的支持，与一些年轻学者如佐藤泰舜（负责记录）、稻叶茂、阿部国治（负责交涉与捶拓）、结城令闻（负责实测）、龙池清（负责摄影）等五位学者一道，对广东和福建进行了又一次考察。这就是本文前面所说的常盘大定第五次中国考察，这次考察包括广州、韶州、潮州、厦门、福州等地的一些著名寺庙，如广州光孝寺、韶州南华寺、云门山大觉寺、厦门南普陀寺、福州鼓山涌泉寺、雪峰崇圣寺、黄檗山万福寺等等。显然，这一次考察的主要内容与唐五代禅宗关系最大，回到日本之后，常盘大定把这次考察的内容，用前面五册《支那佛教史迹》一模一样的装帧格式，出版了一部《支那佛教史迹纪念册》。

可是，由于前述由常盘大定自己担任发行人的五册图版《支那佛教史迹》加上《评解》本，并不包括1928年他这次访华考察的内容。因此，此后几年间，他们又对这一图册做了相当大的增补与删订，在关野贞去世四年之后的1939年，由法藏馆重新出版。现在通常看到的，就是由法藏馆出版的这十二册《支那文化史迹》。它补充了许多内容，重新进行排列分册，每幅照片一大张，外面用仿线装书封套式的大盒，一共分装十二大盒（后来又出版了洋装的缩印本）。战后，此书再版时，则把“支那”改为“中国”，我们现在最容易看到的，就是这个十二册硬皮精装的《中国文化史迹》以及两册《中国文化史迹·解说》。

如果对初版的五册本《支那佛教史迹》（及《评解》）与后出的十二册本《支那文化史迹》（及《解说》）做一个简单的对比，可以明显地看到，两者已经有了明显的差异。首先，当然是内容的增加，原来五册本主要围绕“佛教”（以及少量道教如龙山）遗迹，后出的十二册本则大大地扩充，包括了帝陵如北京附近明清各种陵墓，石室如著名的武氏祠，各种纪念性祠庙建筑如山东孔庙等等；其次，《解说》在每一则文字的末尾，都标识出“常”或“关”，清楚地表示出这一段文字的责任著作者究竟是常盘大定还是关野贞；最后，对前后次序与解说文字，也做了一些增删修订（比如五册本的《评解》原来附载各种碑文，而十二册本则统统从《解说》中删去）。有的说明文字有所增加（比如十二册本《解说》第八卷有关“天龙山”的首段，末尾增加了“府志记载，皇建元年造，有石室二十四龛，石佛四尊，镌刻隋开皇四年石室铭曰”等等，于是下面“天龙山下有寺，天龙寺又称圣寿寺，今废颓，仅僧侣数人”的引文就清楚了；又如第十卷“当阳玉泉寺”，则比五册本在“现今设置”中补入“大正九年十月”，使得所谓“现今”有了着落，同时又增加了“玉泉寺平面图”，让人更加清楚玉泉寺的空间状况），也有的说明文字又有所删削（如五册本《评解》第四册“无迹禅师”条，原来有一段“《玉泉志》卷二无迹法师条下‘北宗’五十六字左有按语云‘此字及抵界名目，载之张说碑阴，皆毁裂不全，悲夫’”以及一首七言诗偈，在后出的十二卷本《解说》中就被删去）。

显然，从“佛教”史迹变成“文化”史迹，主要是因为他们两人考察的范围已经超出佛教，有意义的图片资料已经不止是“佛教”，甚至不止是“宗教”，也包括其他内容，因此，最终出版时改易现名，终于成就了一部集大成的中国历史与文化遗迹图册。

对中国学界的影响

关野贞和常盘大定编著的这套中国历史文化考察图册和解说，很快影响到中国学界。此书五册本1927年刚刚全部出版，1928年11月和12月《北平北海图书馆月刊》的“新书介绍”中，就已经以《常盘大定、关野贞共著〈支那佛教史迹五集附评解〉》为题加以介绍。

今天来看，关野贞和常盘大定的考察，虽然不一定是西洋、东洋学者中最早的，但相当多的遗迹之发现、摄影和解说，显然是具有开创性的。这里不妨略举几例，比如，山西天龙山佛教遗迹，首先有关野贞1918年的考察，他把调查所得发表在同年12月的日本《建筑学杂志》384号；接着是常盘大定1920年的再度考察，同年把结果发表在《古贤の迹へ》一书中；接下去则是1922年田中俊逸的再次考察。至此，这个后来名声响亮的佛教遗迹才开始被国际学界广泛关注；又如，山西龙山的道教石窟，则是常盘大定率先发现。1920年，他在山西太原赴童子寺的途中，注意到这个罕见的道教石窟，并且立即根据石刻题名、方志、道藏和其他历史文献，对石窟的开凿领导者宋披云（德方）身世，以及石窟开凿时代等加以钩稽叙述，指出其价值在于，第一它是很罕见的道教石窟，第二是它的时代清楚，在宋元之际。稍后的1924年，他又委托庆应大学的中国留学生甯超武去再次摄影，这样一来，人们才渐渐关注到这一道教遗迹。

在当时中国官方尚无力量进行大规模的文物普查，中国学者还很少深入文化遗迹考察的时代，他们的这些照片拍摄和调查记录，很多是“第一次”，即使不是“第一次”，也可能是较早的。像应县木塔（伊东忠太1902年，关野贞1918年，梁思成1935年）、大同大华严寺（关野贞1926年，梁思成1933年）、蓟县独乐寺（关野贞1931年，梁思成1932年）、嘉祥武氏祠（关野贞1908年）。这些考察，不仅如我在前面所说，使得“原来‘自在’的中国古迹，开始成为‘自觉’的艺术、历史与文物”，而且也刺激了中国学者，促使他们开始了自觉的艺术、建筑、陵墓、寺观的田野考察。已有学者指出，关野贞1918年对山西应县留存的十一世纪木塔的研究报告[伊东忠太对应县木塔的考察时间更早，见《支那旅行谈（其の一）》，载《伊东忠太建筑文献》（东京：龙吟社，1936年）第五卷《见学旅行》，129页]，启发了梁思成，后者在1932年读到关野贞报告后深感刺激，正是这一契机，才促使他1933年率领营造学社同仁前往考察；而关野贞1931年5月对蓟县独乐寺的考察，也启发了梁思成第二年发表的《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一文。特别是河北的北响堂山石窟，作为北齐时代最具有代表性的佛教石窟，就是常盘大定率先进行考察的，正如他自己所说：“民国元年以后虽然颇遭破坏，但犹可见若干当年艺术手法，应当是北齐艺术的代表性作品，其中北山石窟壁上所刻的佛经，更是佛教文化是上值得特别记载的大事业。但是，这一石窟未曾被世人著录，大正十一年（1922）十一月我的考察是最早的造访。”也正是在这以后，才引起中国营造学社学者刘敦祯（1936年）的注意，也导致稍后日本学者长广敏雄、水野精一更深入细致的考察。

其实，中国营造学社中的梁思成、林徽因、刘敦祯等人虽然留学欧美或受西方影响，但他们参与的营造学社和古迹调查，其实应该说，不仅是在西洋学术的推动下展开的[较早的梁思成建筑史论文《我们所知道的唐代佛寺与宫殿》和林徽因的《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均载1932年《中国营造学社汇刊》），无论方法与选择，都受到西方学者的影响。后来，梁思成虽然批评喜仁龙和鲍希曼不懂中国建筑的“文法”，但是我以为，这种颇为深刻的批评，却恰恰是在熟读西洋人著作的基础上形成的]，也是在东洋学者的调查行为刺激下开始的，这里就应该包括关野贞和常盘大定对中国文化遗迹所做的全面调查。

如果回到中国学术史重新观察，从晚清到民初也就是二十世纪的头二三十年，我们不能不承认，当时中国很多新的学术领域，除了西洋，过去时代曾经是传统中国的优等学生的日本，也成为现代中国的先生。姑且以广义的历史学领域为例罢，无论是艺术史上的大村西崖、建筑史上的伊东忠太、中国史上的那珂通世和桑原骘藏、哲学史上的远藤隆吉、文学史上的笹川种郎，都在中国同类著作之前。当然，这类论著有的在史料考证上未必很高明，历史叙述中也不免既有古代日本的自尊，也有现代日本的傲慢，让中国人不太舒服，一些中国学者就因为“以彼人之口吻，述吾国之历史”，会“令吾国民遂不兴其历史之观念，忘其祖国所自来”，号召中国人自己写史。但无论如何，日本的各种学术著作，都从正反两面影响和刺激了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这一点毋庸讳言，就连改变中国历史学方向的梁启超，其开创之作《新史学》也是通过浮田和民翻译的《史学通论》，接受了来自西洋的新历史观念和方法；而梁启超之后执掌中国学术界牛耳的胡适，也在中国历史研究方向上，深受桑原骘藏《中国学研究者之任务》之影响。

《中国文化史迹》的学术价值

现在回头来讨论常盘大定、关野贞的《中国文化史迹》。我以为，它的学术价值，我们应当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此书（包括五卷本）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化遗迹的“定格”，它为当时的中国学界提供了中国古建筑、雕塑、陵墓等方面的基本情况与初步研究。我所谓“基本情况”是，在中国自身没有大规模文物普查的时代，由于他们调查了相当广泛的地区，包括山西、河南、河北、山东、陕西、北京、湖南、湖北、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安徽、江西（除了西北、西南与东北），也挑选了数量颇大、有代表性的重要文化遗存，这一调查等于给当时的中国学者提供了一个按图索骥和继续研究的目录。尽管西洋学者如沙畹、伯希和、谢阁兰、弗利尔等可能对个别的文化遗迹调查时间更早，研究也更深入，但是，没有如此全面的大规模考察；我所谓“初步研究”是说，他们不仅前赴后继拍摄了相当好的遗迹照片，而且在《解说》中大体上都能够引经据典，综合地方志、佛教文献、历史著作以及石刻资料，对各处的文化遗迹进行概括的叙述与分析。

我们不妨随意看几个例子：（一）五台山。从明治三十五年的伊东忠太、大正十一年的小野玄妙，到次年的常盘大定，他们先后拍摄了几次资料照片，并且常盘在《解说》中引用伯希和《敦煌图录》中的壁画五台山、圆仁《大唐求法巡礼行记》、成寻《天台五台山记》、澄观《华严疏》以及《古清凉传》等等，对五台山各处庙宇做了历史介绍；同时又记载了曾在此处的著名僧人如唐代的澄观、无著、法照、道义、神英等等；还著录了现在留存重要的经幢以及石刻碑文，特别是书中还分析了各处寺庙建筑的时代。（二）石壁山玄中寺。常盘不仅叙述了从北魏承明元年（476）昙鸾建成，到唐代道绰中兴，到金代元钊泰和四年（1204）再兴的历史，而且一一著录了最重要的千佛阁壁碑（823）、铁弥勒像颂碑（741）、甘露义坛碑（813）、宽公法行碑记（1307）、宣慰谢公碑（1284）、玄中寺元代圣旨碑（1289）。（三）如今非常引人瞩目的山东嘉祥武氏祠石室，关野贞不仅拍摄了很好的照片，做了很好的拓本，而且指出当初武氏祠应当是前后三石室，乾隆五十一年黄易发掘并解体，别建砖制祠堂，以画像石嵌入壁中，成为今天的模样。他指出，黄易虽然有功于武氏祠，但是这一方式使人不能得见“当初构造原样”，实在很可惜。这并不是没有根据，他指出，当初把其他画像石混入其中的，比如后石室之第六第七石，左石室的第三石等——现在看来，这些分析和研究也许已经是学界的常识，但是在那个草创时代，这些“常识”却是“创见”。

其次，无论是照片还是文字，他们都记录了晚清民初也就是二十世纪前三十年中国文化遗迹保存与变化的实况。毋庸讳言，当年衰落的中国，并无如今这样遍地开花的大规模建设，传统的地形地貌以及文物遗存尚处在自在状态。但是，由于缺乏保护，这些文化遗存在风雨摧残与人为破坏下，也正在日渐颓坏和消失。近百年前是什么模样？以《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为例，这一最早记载基督教传入中国的石碑非常有名，从明末卜弥格向西方介绍以来，就广为国际宗教界与学术界关注，石碑所放置的金胜寺（唐代是崇圣寺，明清称为崇仁寺，金胜寺是俗称），于同治元年因火灾焚毁。1907年，另一位日本学者桑原骘藏到西安考察时，在《考史游记·长安の旅》中曾记载说，金胜寺仅余颓垣断壁，有一石坊，后面有碑石三四方，《景教碑》就在那里。而《中国文化史迹》中的照片则是明治三十九年关野贞去拍摄的，也许，这可以让我们在桑原骘藏的文字记录以外，看到当时《景教碑》的实存环境；又比如前面提到的龙山道教石窟，在1920年常盘大定去考察的时候，石窟开凿者宋德方（披云）的雕像尚完整，常盘大定拍摄了照片，发表在第二年出版的《古贤の迹へ》中，但1924年他委托山西留学生甯超武带太原的专业照相馆去拍摄照片时，宋德方雕像的头部“已为恶儿破坏”。同样，山西天龙山石窟，大正七年关野贞、大正九年常盘大定考察时，虽然已有不少损毁处，但是当1924、1925年常盘大定委托山西留学生甯超武、赵青誉与太原美丽兴照相馆再去拍摄时，发现很多又有所损毁，他只能遗憾地说：“这些考察以及前后若干考察，使得（天龙山）中外喧传，但遗憾的是这也招致了破坏”。但是，由于被损坏之前他们留下了照片，就给后人保留了可供参考的旧貌。

再次，从1920-1930年代他们对中国文化遗迹进行的考察以来，时间又过去了近百年。在这一百年里，中国的文物古迹又陆续在战争摧残、风雨剥蚀、人为损坏之外，还遭受了外人的收买和掠夺。“海外遗珍”这个词，其实蕴含了好多苦涩和无奈。前几年，我曾经用不少时间翻看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几代学者陆续编成的海外收藏中国绘画目录，深为感慨这些精美的艺术品何以会如此散落世界，总想了解这些价值连城的绘画不断出售、转让、收藏的过程，也许这过程就像侦探小说一样有曲径通幽的趣味。同样，至今世界各地散落的中国古代雕塑、壁画、建筑等等，有些已经成为世界上各个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但是，除了记载明确收购线索的藏品之外，不少藏品的线索，尤其是1920年代以后的藏品，可能就要落在《中国文化史迹》这些早年照片上。当然，即使它出身清楚，我们也可以从这些早年照片中，看到被割裂的文物原本所在的背景。我曾经感慨，一些古代文物，离开了它原本所在的环境，被抽离了放置在博物馆中，可能我们就无法理解和感受它当年的象征和意蕴。在这里，可以举日本京都藤井有邻馆收藏的著名的天龙山第八窟洞口两册的力士像为例，也可以举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天龙山第八窟隋代石佛首为例，如果没有当年常盘大定和关野贞的照片，我们怎么能够想象这些雕塑呈现的中古时代浓厚的宗教气氛？也许我们只是在博物馆幽暗的灯光下，想象法相庄严和精美风格，这样，也许这些本来大地上的文化“遗存”就变成了博物馆里的“藏品”，从实际信仰世界中的“宗教”，变成了纯粹审美领域的“艺术”。

为什么要重印

从常盘大定和关野贞的中国考察，到五册本《支那佛教史迹》、十二册本《支那文化史迹》出版，再到战后十二册《中国文化史迹》与一册《增补》的出版，前后差不多百年时间过去了，那么，现在为什么又要重新印行这部《中国文化史迹》与《解说》呢？

这里说一段不算旧的旧事。大概在七年或者八年前，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成立以后，我一直在致力于推动图像文化与艺术史的研究。当时，不仅邀请了李星明教授和邓菲博士加盟，而且我还向当时还是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的赵昌平先生和七编室主任的童力军先生推荐重印此书。那个时候，之所以想到要推荐重印1938年的这部十二卷图册与两卷本《解说》，除了前面所说这是一部极具参考价值的遗存图录与考察记录之外，当时还隐隐觉得，它恰好是中国文物遗存在1920年代的一个“定格”。历史在不断变迁，在岁月流逝中，不仅仅是文献会散逸，遗址与文物也会有战争破坏、人为损毁和风雨剥蚀，现在的这些文化遗迹，肯定与过去大有不同。我想，如果今天重新站在常盘大定、关野贞当年考察过的地点，以相同的位置、相同的角度，重新对这些文物遗存进行拍摄，加以对照，是否可以在新旧图片之间，呈现这文物遗迹近百年的变迁历史？千余年的文化遗存，百来年的遗迹变迁，也许可以重叠成一个剪影。究竟这种重叠的剪影可以释放出什么意义，虽然现在我也说不清，但是今后一定能有人说清。

这几年来，得到上海辞书出版社的支持、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协助，特别是多亏李星明、邓菲两位艺术史学者以及文史研究院的研究生不辞辛劳，重走常盘大定和关野贞的考察之路。他们不仅“重访”了图册上的遗迹，而且修正了图册中的一些错误，让我们“回首”重看这一段图像文化和艺术史的学术历程。当我们看着图片中百年前的遗迹，又站在百年后的实物面前的时候，难道不会感到历史的沧桑、时代的穿越和前后相续的学术史，有格外的意味么？所以，我用了《回首与重访》作为这篇《导言》的标题，或许，它寄寓的只是我个人的一点点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