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中国在军事和外交上输给了日本，但民国男人们却在日本很有市场，当时在日本带回漂亮老婆的男人非常多，而也有不少日本女子非中国男人不嫁。郭沫若的日本籍妻子佐藤富子就是一个。

为了与郭沫若结合，富子同父亲及家族闹到绝情的地步。为了遮人耳目，富子去冈山之前，请郭沫若代她起个中国名字。郭沫若为她取名“郭安娜”。她接受了这个名字，并激动地说：“我的心，我的灵魂已经入了中国籍！”

1916年，佐藤富子在日本东京圣路加医院与郭沫若相识，随后，23岁的佐藤富子与24岁的郭沫若在日本同居，为此，佐藤富子断绝了与父母的关系。郭沫若为佐藤富子取了个中文名“安娜”。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郭沫若离开日本，与安娜断绝了联系。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1948年，安娜带着孩子到香港见郭沫若，当她知道郭沫若又有新老婆于立群后，选择了离开。1949年后，安娜几次去北京找郭沫若谈离婚和权责问题。后来周恩来亲自出面，表示欢迎安娜和她的五个孩子都到中国来工作。

一、

1914年，郭沫若赴日本留学，时名郭开贞。初到日本的那几年，由于在异国流浪生活中所遭受的民族歧视、国内黑暗的社会现实、出国前父母为他包办的婚姻在心灵烙下的创伤以及他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读书时因过于用功而患上的“极度的神经衰弱症”，使郭陷于消沉、苦闷之中。他那时忽而想自杀，忽而想出家当和尚，精神濒于崩溃。

正在这危机时刻，他与安娜相遇，正如他自己所说：“把我从这疯狂的一步救转了的，或者怕要算是我和安娜的恋爱吧……因为在民国五年（即1916年）的夏秋之交有和她的恋爱发生，我的作诗的欲望才认真地发生了出来。”

1916年6月，郭沫若在东京一高的留日同学陈龙骥患了肺病，住进圣路加医院。郭沫若此时已升入冈山六高读书。这年暑假，他特意到东京来探望友人的病。在圣路加医院，他见到了日本女护士佐藤富子。他发现，这位少女的眉宇之间，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圣洁之光，熠熠生辉。这圣洁的光芒，令他感到神圣，令他肃然生敬。

不久，陈龙骥病故。郭沫若给亡友料理完丧事后，再度来到圣路加医院，索要亡友的X光底片，想藉此见一见他钟情的那位日本姑娘。

佐藤富子听郭沫若说起友人之死，流了不少同情的泪，还说了许多安慰的话。这泪水，这话语，滋润着郭沫若的心田，让他感受着一种苦涩的甜蜜。他想：这位日本少女的出现，大概是上帝对我的怜悯罢———见我失去了一位投契的良朋，便送来了一位娴淑的腻友，补救我心灵的空虚。他怀着对爱的神秘的憧憬，匆匆回冈山去了。

据日本有关资料记载，佐藤富子是宫城县黑川郡大衡村大衡字中山三十四番地士族传道士卯右卫门的长女，兄弟姐妹共八人。她的祖父是北海道大学的创始人，首届校长。父亲原是北海道大学土木系毕业的工程师，后转而信仰基督教，当了牧师。富子于1914年中学毕业后，母亲准备给她操办婚事，她坚决拒绝，并设法出逃，来到东京京桥区圣路加医院当护士，立志将一生献给慈善事业。

隔了一个星期光景，佐藤富子把陈龙骥生前拍的X光照片寄给郭沫若，并附了一封用英文书写的信。这封信跳荡着一颗纯真少女特有的炽热的心，她称赞郭沫若心地善良，陈龙骥在天国里会因此感到安慰，同时劝郭沫若不要过于悲伤，珍摄为要。郭沫若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与感激，提笔用英文给佐藤富子写了回信。

郭沫若坦诚地向佐藤富子诉说了那桩令他痛苦不堪的包办婚姻，说他到日本读书，便是选择了叛逃出走这一路径。

自这年8月至12月，郭沫若和富子一个在东京，一个在冈山，遥隔千里，靠每周三四封信来往，爱情闪电般地急遽发展。

10月中旬，富子有五天假期，他们便秘密相约到滨川、大森和房州旅游。五天相处，他们对彼此的事业、理想、家庭相互有了更多的了解，爱的心潮也由微澜推进到狂涛。月夜，郭沫若获得了那长长的、甜甜的一吻，后面几天一直陶醉在幸福之中，时时重温在清馨草坪上的爱的境界，他献给富子一首题为《Venus》的情诗：

我把你这张爱嘴，比成着一个酒杯。

喝不尽的葡萄美酒，会使我时常沉醉！

我把你这对乳头，比成着两座坟墓。

我们俩睡在墓中，血液儿化成甘露！

为了与郭沫若结合，富子同父亲及家族闹到绝情的地步。为了遮人耳目，富子去冈山之前，请郭沫若代她起个中国名字。郭沫若为她取名“郭安娜”。她接受了这个名字，并激动地说：“我的心，我的灵魂已经入了中国籍！”自此，她一直沿用这个名字，终生未改。

1916年12月上旬的一天清晨，郭沫若把安娜接到了冈山的“家”。翌年3月，安娜考取了东京市谷女子医学校，暂时离开了刚筑造的爱巢。但是入校一个月后，安娜发现自己怀孕了。5月，她辍学返回冈山。12月，一个小生命诞生了（男儿，取名和夫），家庭更加充满生机。

郭沫若是一个穷留学生，经济十分拮据，要维持一个家的生活很是艰难，但他们的情感生活是充实而多彩的，爱情还给郭沫若带来了诗的灵感与创作激情。除了献给安娜的情诗之外，在五四新文化大潮中，受着惠特曼和歌德诗歌的启迪，郭沫若创作新诗的欲望，如火山爆发。《凤凰涅槃》、《女神之再生》、《地球，我的母亲》、《天狗》、《炉中煤》等佳作，在时代催促下应运而生。他的第一部新诗集《女神》，开一代诗风，奠定了他在新文坛上的地位。

郭沫若和安娜在不同的国度里都遭受过封建宗法制度的迫害，都是从旧堡垒中挣脱出来的“缥缈的浮生”。但他们都是旧道德、旧礼教的叛逆者，都企盼着做新世纪的主人，对未来的生活有着美好的憧憬，而安娜更以女性的妩媚与温柔，使郭沫若有勇气迎着新世纪的曙光“涅槃”“更生”。

二、

郭沫若于1923年4月在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毕业，随后，带着安娜和三个儿子回国，居住在上海。虽然郭沫若在文坛上已经很有名气，但靠卖文为生，一家五口仍然“过着奴隶加讨口子的生活”。郭沫若后来回忆道：“我的日本老婆自从回到上海以后，她便很少有开朗的日子，生活自然是和她所想象的‘幸福’完全背驰。”他们那时穷得连坐电车的钱都没有，安娜因此闹着要回日本。1924年2月中旬，母子四人乘船返回日本福冈。同年4月1日，郭沫若带着一腔凄凉的心绪也离开上海追随妻儿去了，他觉得在上海的一年真是一场迷梦。

这年春夏之交，郭沫若开始翻译日本经济学家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家里穷得连桌子都没有，他便用一只中国式皮箱来代替，没有砚台，便捡了块砖头磨平当砚台。郭沫若坐在草席上，用了50个昼夜，译完这部20余万字的大著，但家里仍是“穷得没法”。他说：“我假如能变换得若干钱来，拯救我可怜的妻孥，我也可以感受些清淡的安乐呢！”安娜把冬衣、棉被陆续送进当铺；一部《歌德全集》当了一张五元的老头票；刚译完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只当回五角钱。

1924年11月中旬，郭沫若携家眷重返上海。他觉得“与其在异邦求生，终不如在故国比较安全一点”。次年4月和8月，他先后应聘为大厦大学讲师、学艺大学文科主任，有了固定收入，家庭经济出现了转机。1926年3月，经瞿秋白推荐，郭沫若离沪去广州，任广东大学（后改名中山大学）文科学长。不久，妻儿亦去广州。同年7月下旬，郭沫若毅然投笔从戎，随军北伐。北伐军抵湖北崇阳时，郭沫若写信告诉安娜，“我军以破竹之势进逼武昌”，自己“异常的顽健”，并祝妻儿健康。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前敌委员会于8月1日发动南昌起义。郭沫若闻讯，于8月4日离开九江赶赴南昌追随起义部队。行军途中，经周恩来、李一氓介绍，郭沫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8年2月24日，郭沫若因受国民党政府的通缉，化名吴诚，借往东京考察教育的南昌大学教授的身份，独自乘日本邮船“卢山丸”亡命日本，家眷另乘“上海丸”前往日本，约定在神户聚齐。郭沫若说他是“顶着一个三万元的赏格的脑袋子到日本去亡命的”。开船时，他望着沉默的祖国，流下了眼泪。

亡命日本十年，郭沫若在日本宪警监视下潜心治史，先后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等著作，取得了震惊中外的辉煌成就，郭沫若被学术界誉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奠基者。

在艰难环境中矗起的这座学术丰碑，同样凝结着安娜艰辛的劳动。安娜把宅前的空地辟成菜园兼花园：蔷薇花旁长着紫苏，大莲花旁结着朝天椒和蕃茄，院角笼子里养着一群鸡……小小的庭园，是亡命者郭沫若慰安的天国，使这个家庭于贫困、忧愁中时见欢笑。

三、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郭沫若受到日本宪警更加严密的监视，他再也不愿在日本久留。

7月25日凌晨4时半，郭沫若穿着和服，在书房为妻子及四儿一女各写了一张留白，便轻轻地踱进寝室。见安娜已醒，开着灯在枕上看书，他禁不住淌下了眼泪。揭开蚊帐，他在安娜额上深深一吻，作为20年患难夫妻的诀别之礼。

郭沫若拖着木屐来到庭园。栀子正盛开洁白的花，在清新的空气中散发出浓郁的香味。他心里默祷着妻儿的平安，悄然离开了家。其实，头一天晚上，经郭沫若暗示，安娜已经知道了丈夫的走意。她告诫他说：“走是可以的，只是你的性格不定，最足担心。只要你是认真地在做人，我这里即使有点麻烦，也只好忍受了。”而郭沫若别妇抛雏，归国请缨，在轮船上也给自己立定大戒：“从此不吃酒，不吸烟，不接近一切的逸乐纷华；但要锻炼自己的身体，要有一个拳斗者的体魂，受戒僧的清规。”

郭沫若秘密归国抗战的消息，很快在日本传开，警方随即将安娜逮捕，将她在牢房里囚禁了20多天。11月19日，郭沫若收到安娜的信，得知她被拘禁，饱尝鞭笞之苦，孩子们也常遭无赖的欺侮。郭沫若将信译读给阿英听，声音呜咽悲颤。

日本当局借口安娜未脱离日本国籍，且有“间谍”之嫌，限制其自由。然而安娜是一位有气节的、刚强的女性，她不屈服于警方的任何压力。日本军部强令安娜让几个孩子都加入日本国籍，声称只有如此才能得到政府的保护。安娜以孩子是中国血统为由严词拒绝。

安娜忍辱负重，独自挑起生活重担。她租了几亩地，种稻种菜，农忙时还给人打短工。有时她清早出去，跑50里山路，到山村采购柿子、石蒜、山楂、大豆，背着提着到镇上贩卖。冬天，因腌萝卜干卖，她的手天天浸在冷水和盐水中，手背肿裂。她还替人洗衣裳，到附近一家襁糊工场做工，在闷热的作坊里熬制襁糊……

面对全家六口的生存危机，安娜以坚韧的意志挣扎、奋斗。她不仅让孩子有饭吃，而且让他们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抗战胜利前夕，长子和夫从京都大学化学系毕业后，又进大学院（研究生院）深造；次子博生毕业于京都大学工业系建筑学专业；佛生考进了东京水产讲习所；淑子进了东京女子大学数学系；最小的志鸿已在上中学。

1945年8月15日，从广播里传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安娜激动不已。八年煎熬总算到头了。作为一个中国诗人的妻子，从今大概可以挺起胸了。她连忙去理发店对理发师说：“我还不太老吧，请好好给我梳理一下。”回到家里，她打开衣橱，翻出一件20多岁时穿的和服，特意穿上，同五个孩子照了一张合影，作为胜利的纪念。淑子夸赞着说：“妈妈穿上和服就更像圣母玛丽亚了！”安娜一时发愣：“是吗？你爹爹过去也是这么说的。”脸上露出了多年不见的笑容。

为了回到中国丈夫身边，安娜向当局提出了与郭沫若结婚的申请，获得了批准，从此，她失去了日本国籍。她说：“我一直把中国看成是自己的故乡。”1948年初春，她得悉郭沫若还健在，旅居香港，便连忙将这个喜讯告诉了孩子们。此前长子和夫已在台北大学任教。安娜的妹妹阿操和妹夫也在台湾。所以她决定由日本绕道台湾去香港找郭沫若，留下次子博生看守旧宅。抵台湾后，安娜在妹妹家住了三个星期，然后带上女儿淑子和幼子志鸿飞往香港。

郭沫若此时住在香港九龙山林道的一幢小楼上。安娜万里寻夫突然出现在他眼前。他很惊喜：“安娜……”啊！眼前的安娜苍老多了，她吃了多少苦呀！郭沫若说：“造成这样的结果是日本军阀的罪过！”

安娜热泪盈眶，她有许多话不知该从何说起；然而面对眼前站着的一位年轻的女子（于立群）和大大小小五个孩子，她什么话也不想说了……

苦命的安娜，她风闻的流言竟成了事实。她心胆俱裂，痛不欲生。老朋友冯乃超找安娜恳谈，指出这种不幸是日本侵华战争造成的。漫长的抗战岁月使他们离散，而且音信不通。他请求安娜本着对郭沫若的一贯的爱心，尽快结束这种令人尴尬的局面。安娜冷静地审视了于立群的五个孩子。是呀，孩子是无辜的。不能为了恢复一个旧的家庭，而破坏一个新的家庭。安娜决定去台湾同长子一起生活。

1949年2月，郭沫若离开香港去北京。不久，在党组织安排下，安娜也离开台湾定居大连，和夫跟随母亲到大连，在化学物理研究所工作。这年，安娜加入中国国籍。后来，其他子女也都陆续回国。安娜说：“中国的建设缺人，我叫他们回来，就都回来了。”

自1952年起，安娜的生活由中共中央统战部管理照顾，按月给她送去生活津贴，她很感激政府与朋友对她的关照。

1978年春，郭沫若病危，安娜得知后，不忘夫妻之情，以85岁高龄，从大连来到北京探望郭沫若，但她只在医院呆了片刻就走了。成仿吾夫人惊讶地询问为何不多呆会儿。安娜说“他不愿意谈”。

1994年8月15日，安娜（佐藤富子）在上海逝世，享年10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