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中的《倭人传》

大宝元年（701年），日本公布了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宝令》，这部令典中正式使用了“日本”国号，这也成为今日日本这一国名的起始。在此之前，史籍中将生活于日本列岛内的族群及其政权统称为倭。然而，倭人的时代尚未形成成熟的文字，有关当时日本列岛内的历史必须依赖于中国一侧的史籍。《汉书
地理志》中记载：“夫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这是最早有关日本列岛内政权的可靠记录。此后，《后汉书》中还保留了光武帝赏赐给倭奴国王金印的记载。所谓倭奴国普遍将其理解为在倭人族群中被称为“奴”的一个国家，即后代《倭人传》中所见的奴国。上述史料展现出两汉时期日本列岛内的倭人已形成了众多小型政权，并开始积极与中国王朝展开交往。

与两《汉书》中只言片语的记载相比，《三国志
魏志》中专门为倭人设立了列传，详细记录了相当于三国时期倭人社会的历史。《倭人传》从朝鲜半岛南部的狗邪韩国为起点，依次记录了日本列岛内一系列小国的概况，以及倭人这一族群的风俗习惯（参见图1）。从史料来源看，《倭人传》的内容绝非出自捕风捉影式的传闻、或倭人自身单方面的描述。三国时期，曹魏设置于朝鲜半岛上的带方郡长期担负着监视三韩与倭诸国间动向的责任，带方郡的使节曾频繁往来于倭人境内，并驻扎于伊都等国之中。正始元年（240），带方郡建中校尉梯儁还曾奉诏到达日本列岛内，册封女王卑弥呼为倭王。可见，曹魏政权应掌握着有关倭国国内相对准确的情报。《倭人传》中的文字很可能即出自曹魏官员在亲身调查后写成的记录，其记载比较客观的反映了当时日本列岛内的情势。也正因如此，《倭人传》成为今日了解当时倭人社会最为重要的史料。

图1.《倭人传》所记路线 女王卑弥呼平定倭国大乱的事迹是《倭人传》中非常著名的片段。倭国原本是一个由对马国、一大（支）国、末卢国、伊都国、不弥国等众多小国组成的松散联合体政权。这一联合体的中心位于邪马台国，卑弥呼当政的邪马台国又被称为女王国。卑弥呼时代以前，倭国也存在过男性的王。由于当时诸政权间战事不断，倭国长期处于动荡局面。最终各国一致推举出带有巫祝色彩的女王卑弥呼主政，倭国内部方逐渐稳定（参见图2）。执政后，卑弥呼一方面在伊都国中设置了令诸国忌惮的“一大率”来监督各国；另一方面，其主动融入中国王朝构建的东亚世界体系，并获得了曹魏政权的册封。上述在内政外交上的一连串举措颇有成效，卑弥呼不仅奠定了其在国内的强势领导地位，在与日本列岛上其他政权发生冲突之际，还获得了中国王朝强有力的支持。狗奴国位于邪马台国的南部，其并未被纳入倭人联合体政权之中。两国间一向冲突不断。为缓和这种局面，卑弥呼并未选择继续使用军事手段，而是转而求助于曹魏。最终，由曹魏政权出面，派遣使者携带着诏书、黄幢、以及檄专程诫谕了狗奴国国王。诏书代表了中国皇帝的最高旨意，檄作为军事文书则带有军事威胁的意味。实际上，卑弥呼巧妙地利用了曹魏政权在东亚世界中的政治、军事影响力，压制了狗奴国的对抗。正是在与中国王朝频繁的接触过程中，倭国不断成长壮大，逐渐由一个松散的联合体政权向着统一国家演进。

图2.想象中的卑弥呼形象

倭人与弥生文化 与文献中的记载相应，在相当于汉代至三国的时期，日本列岛上的考古学时代正处于弥生文化阶段（约公元前3世纪—公元3世纪）。弥生这一名称因明治17年（1884年）该文化在东京本乡区向ヶ岡的弥生町首次发现而得名。弥生时代之前，统治日本列岛的是处于新石器时代的绳文文化（约公元前12世纪—前3世纪）。这一时期金属制造技术尚未出现，生产工具多为磨制石器，并且当时的农业仍以采集型农业、旱地杂谷农业为主。至绳文末期，一种以水田稻作农业、环壕聚落、支石墓、以及青铜器为特征的新型考古学文化在日本九州北部地区出现，这就是最终发展为倭人这一族群的弥生文化。

弥生文化的登场极具突然性，当绳文末期出现在九州北部后，迅速兼并、融合了周边的绳文文化，并逐步向本州岛的东部推进。最终，代替了绳文文化，成为了日本列岛内的主流文明。弥生文化与绳文文化间并不存在着内在传承关系。与此相反，弥生文化所表现出的诸特征与生活在朝鲜半岛南部、以及中国长江中下游流域的稻作民族有着极为紧密的关系。通过对东亚地区考古学文化的综合对比研究，可以肯定弥生人是一个由东亚大陆的稻作民族迁徙至日本列岛后形成的殖民群体（亦可称为渡来人群体）。

为探讨弥生人的源头，须将视野扩大到更为广阔的东亚地区。作为稻作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我国的长江中下流域在距今7000-5000年间汇集了崧泽、良渚、湖熟、马桥等众多考古学文化。以这一地区为中心，稻作文明不断向四周传播，甚至渡海到达了朝鲜半岛南部（参见图3）。大约由公元前9世纪开始，在朝鲜半岛范围内，特别是韩国忠清南道松菊里、以及庆尚北道大邱一线以南的地区，稻作农业、环壕聚落、支石墓等弥生文化的代表性遗迹相继出现。弥生文化的母胎逐渐孕育成熟。至战国后期，越国政权的崩溃、楚国东扩、秦统一中国等一系列事件，对长江中下游的稻作文明形成一次次的强烈冲击。另一方面，西汉初年燕人卫满率众击败了箕氏朝鲜，略有其地。箕氏朝鲜国王准率残余势力逃亡到半岛南部，并取代了三韩之一的马韩，自立为“韩王”。卫满集团的军事介入，实际造成了朝鲜半岛全体的动荡局面。战国末期至西汉初年，从长江中下游流域至朝鲜半岛范围内战乱迭起，由此形成的连锁反应，迫使原生活于本地的稻作民族纷纷向周边地区迁徙。作为同一海域内的日本九州地区成为了一块为稻作民族所向往的乐土。在公元前3世纪前后，涌入九州的稻作民族最终创造出了弥生文化。

图3.东亚稻作文明传播路线

有关倭人与稻作民族间的关系，史籍中也可寻得蛛丝马迹。《晋书
倭人传》中曾记载倭人自称为太伯之后。众所周知，太伯在《史记
吴太伯世家》中被描述为将周的继承权让位于三弟季历，而主动与二弟仲雍逃离周地，最终“文身断发”，在江南建立了吴国政权。倭人自诩为太伯之后，无疑暗示出其自身作为吴人后裔的观念。纹身是吴越民族自古以来的风俗，除吴国的事例外，《史记
越王勾践世家》中记载越国先祖夏后少康之子封于会稽后，同样依从了断发文身的习俗。《倭人传》中记载日本列岛内“男子无大小皆黥面文身”，正与吴越同俗。通过这些零星的事例不难看出，作为稻作民族在迁徙至日本列岛后形成的倭人，其生活习俗、自我认识等方面仍保留着与长江中下游文明间的微妙联系。

邪马台寻踪 九州北部由于临近东亚大陆，成为弥生文化最为集中和发达的地区。日本列岛内以山地为主，其有限的沿海平原，成为了迁徙而来的弥生人为维持水田农业而争夺的重要土地资源。弥生前期，九州地区的弥生墓葬中发现有大量由武器致死的遗骨。其中缺少头骨、或缺少肢骨的墓葬比比皆是。甚至还有像福冈县小郡市横隈狐冢墓葬中，在战斗中折断的石剑仍留在墓主人尸骨内的事例。这些遗迹现象正是当时聚落间激烈战争的真实写照。在彼此的竞争中，一些更具实力的聚落集团通过兼并、联合等手段不断壮大，具有“国”色彩的政权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日本列岛由此开始迈入了《倭人传》的世界。

《倭人传》记载的众多“国”中，一些作为地名仍延续至今。例如：对马国长崎县对马岛、一支国长崎县一岐岛、末卢（マツロ，Matsuro）国佐贺县唐津市松浦（マツウラ，Matsuura）川一带、伊都（イト，Ito）国福冈县旧怡土（イト，Ito）郡等。与地名的传承相应，这些地区内也发现了相当于弥生时代“国”的遗迹。长崎县的一岐岛位于朝鲜半岛与九州之间的朝鲜海峡中，自古被作为连接东亚大陆与日本列岛间的中转站。位于岛上的原の辻遗址中发现有一座规模庞大的弥生聚落遗迹。该聚落东西长350米、南北长750米，外围设有三重环壕围绕，环壕内还设置有木栅，防卫设施非常周密。聚落遗址内还分布着用于祭祀、王居、议事、以及接待中原王朝与倭人使节的“国宾馆”等建筑遗迹。从遗址整体的规模及其功能机构的设置可以看出，其已完全达到了小型都城的水准。正因如此，原の辻遗址被认为是《倭人传》所记一支国国都所在（参见图4）。与一岐国隔海相望的九州北部，是《倭人传》中记载诸“国”最为集中的地区。在这一区域内发现了一批等级极高具有“王墓”性质的墓葬。被推测为伊都王墓的福冈县丝岛市三云南小路墓葬中，共出土陪葬的汉代铜镜57枚，其中还包括镜面直径达到46.5厘米的超大型铜镜5面。这种直径近半米的铜镜在中国境内都极为罕见，显示出墓主人生前所拥有的非凡权力与惊人财富。通过这一系列“王墓”的发现，末卢国、伊都国、奴国等政权的势力范围获得了确定。

图4.原の辻遗址

在倭人建立的政权中，卑弥呼生活的邪马台国无疑是最为神秘的一个。有关邪马台国所在地的问题，是东亚范围内历史与考古学者长期争论的焦点。日本奈良县南部自古被称为“大和”（ヤマト，Yamato），其日语发音与邪马台（ヤマタイ，Yamatai）非常接近。更为重要的是一种前方后圆形制的巨大坟墓在弥生末期出现在这一地区。以这种古坟为标志，日本列岛迎来了强盛的古坟时代（3世纪后半—6世纪）。这一地区也成为此后大和政权的中心。基于邪马台国最终发展为大和政权这种认识，奈良南部被认为是邪马台国最为有力的候选地。甚至当地还保留有与女王卑弥呼相关的遗迹。在大和地区的缠向遗址范围内，坐落着一批相当于《倭人传》时代（3世纪末—4世纪初）的古坟。其中拥有着核心地位的箸墓古坟全长达到了278米，前部宽130米、后部直径150米，历经近两千年的风雨侵蚀，其残高仍达30余米。从古坟的体量就可看出，墓主人生前所拥有着至高的权势。由于这座古坟与《倭人传》中卑弥呼死后“大作冢，百余步”的记载颇为相似，其也被历代传说为卑弥呼之冢。

当然，邪马台国大和说也存在着一定不足，即其地理位置与《倭人传》的记载不合。根据文献所记地理方位，邪马台国应大致位于伊都国、奴国等政权的南方，其所在地不应离开九州范围。由于《倭人传》是由曹魏使者记录的具有外国情报性质的文献，并且其中很多记载获得了考古学上的验证，作为倭人中心的邪马台国，其信息应更为准确。大和地区距离九州过于遥远，不仅与文献不符，其政权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如何能有效地控制九州诸国也成为一个重大疑问。与此相对，邪马台国九州说自然也成为了一种主流观点。尽管弥生末期九州地区尚未出现可以比肩箸墓古坟这种规模的坟墓，但从弥生中期开始大型聚落在九州北部非常盛行。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吉野ヶ里遗址（参见图5）。吉野ヶ里聚落整体由内外双重壕沟环绕，其中外壕长达2.5公里，内侧还设立了木栅、土垒等防御工事。外壕内南北两侧分别设有两道内壕，两道内壕之中各自存在着独立的建筑群。从遗迹现象分析，北内壕中为专门用于祭祀的区域，南内壕则为统治阶层的生活区。吉野ヶ里遗址的规模远远超越了弥生前期小型聚落的水平。作为其统治者绝非只是单纯的聚落首长，其统辖的范围无疑应相当广阔。因此，有观点指出邪马台国应存在于类似吉野ヶ里遗址这种规模的“都城”遗迹中。现阶段，有关邪马台国所在地的问题仍被重重迷雾所笼罩，众多学说尚处于争论之中。我们只能拭目以待考古学上的新发现、以及相关研究的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