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户幕府（又称德川幕府）后期的文化十四年（1817年）三月二十二日，第119代天皇——光格天皇在位37年之后突然宣布退位，成为日本历史上第59位、也是迄今为止最后一位“生前退位”天皇。

在中国人印象中，日本天皇形象似乎停留在“万世一系统治国家”这个近代概念上，然而从中世纪以后的历史来看，天皇权力并不大，皇权还一直处于萎缩状态。

早在元和元年（1615年）九月，江户幕府消灭死敌丰臣家之后，针对京都皇室与公卿发布《禁中并公家诸法度》，强调“天子诸艺能之事，第一御学问也”，还以建议形式强行规定了公卿座次排序、年号更改原则乃至官员任免原则，几乎把天皇权力都收归己有。这等于使天皇完全退出了现实政治舞台。

但就在1780年光格天皇即位之后，“尊号一件”事件却又扯动了天皇与幕府双方的神经。

日版“大礼之议”

光格天皇出身闲院宫，是四大世袭亲王之一。早在他爷爷那一辈，闲院宫就从皇室正脉独立出来，加之光格天皇本人排行第六，本来并无继承权，乃至于要送去寺庙出家。不过安永八年（1779年）后桃园天皇（第118代）去世以后，事情却有了转机。

后桃园天皇去世时，没有留下儿子，只有一个女儿，皇室正脉也宣告中断，必须要从四大亲王家族里挑选。候选人有三个，第一位是伏见宫贞敬亲王，第二位是闲院宫美仁亲王，第三位是闲院宫师仁亲王。由于闲院宫比伏见宫离皇室正脉更近，皇室也希望后桃园天皇的女儿成为下一任皇后，于是只剩下还未婚配的闲院宫师仁亲王可以胜任了。安永九年（1780年）十二月四日，光格天皇登基称帝。

但问题来了，光格天皇的生父闲院宫典仁亲王依然健在，在朝廷之内，会出现儿子地位高于父亲的情况。更重要的是，幕府《禁中并公家诸法度》第二条规定，“三公之下亲王”，亲王家比现任的太政大臣、右大臣、左大臣都要低。可光格天皇岂能忍受生身父亲仰人鼻息。

天明八年（1788年），天皇通过公卿中山爱亲向幕府提交申请，给父亲加上“太上天皇”（上皇）尊号——明朝嘉靖（1522~1566年）初年的“大礼之议”（嘉靖帝以地方藩王入主皇位，为给生父上尊号争议与廷臣爆发激烈对抗），又在日本出现。

此时的幕府执政者，是后来主持宽政改革（宽政年间实行，江户幕府时代三大改革之一）的松平定信。他的态度非常坚决，以“太平盛世无理由给未及皇位之人上尊号”为由，拒绝朝廷要求。然而皇室方面也不是没有准备，他们搬出了江户幕府的官方意识形态——朱子学，主张“为君臣者有君臣之理，为父子者有父子之理”，要求父子与君臣必须相一致。宽政三年（1791年）12月，天皇在京都召开“群议”，参与讨论的40名公卿里，有35名同意给天皇生父上尊号，京都似乎已经没有阻碍力量。

然而事情还没传到幕府，公卿鹰司辅平先着急了。

鹰司辅平也出身于闲院宫，是典仁亲王弟弟，也是光格天皇的叔父，不过他并没有继承闲院宫家业，而是过继到公卿鹰司家担任关白（摄政）。他担心，一旦光格天皇真给了典仁亲王以上皇尊号，会引起朝廷与幕府之间尖锐对立，并不一定是好事。

鹰司辅平一方面劝说光格天皇不要轻举妄动，一方面写信松平定信，表示愿意放弃给天皇上尊号一事，然而也希望幕府能够相应提高典仁亲王待遇。与此同时，幕府内部最支持皇室的水户德川家表示力挺松平定信，仍然在世的后樱町上皇也不愿意插手这“尊号一件”。

松平定信得到书信，明白京都公卿系统并不是铁板一块，便放心大胆搞起了清洗运动。他首先以“大政委任论”为基础，主张幕府有权代替天皇处置公卿，一举将中山爱亲、正亲町公明等提议尊号之人加以处分。大棒用完了，他又对典仁亲王本人加以安抚，给后者增加了1000石收入，光格天皇便也没再继续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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