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性制度观的缺如，在松阴对倒幕论的批判中有着鲜明的体现。他曾如此批判主张讨伐幕府的默霖：“至于请天子讨幕府之事，殆不可矣。……古之人，视人之罪恶，犹在其身，可谏则谏之，可规则规之，其深切如此。我藩近年来，举大义以规谏幕府者，不为不至，然比之成汤文王，能无少愧哉?……上人视吾藩之力之德之义，能足合天下之诸侯耶?能足匡征夷之罪邪?二者或未足，则圣天子未遽允其请必矣。昔晋刘弘诛以纵横说进者，世真有忧世忠国者，吾恐上人不得保其首领也。”(《与浮屠清狂书》，安政〈1855〉2年3月9日，定本二，第17—18页)松阴关于倒幕问题的讨论，首先立足于道德考量，而且他也并未对幕府制度本身有丝毫质疑。

松阴把政治问题作为道德问题来把握的思维倾向，妨碍了制度变革意识的形成。例如，关于鸦片战争，他认为英国人只是依仗武力，追求利益，“唯其利之争，故无义无勇也”，只要清朝皇帝能够任用像广东抗英民众那样的“义勇之士”，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今夷之所恃，船坚而炮便已，船与炮器械也，恃器械则幸生也可知，号义勇则必死也可知，以必死敌幸生，无不胜也。”(《读粤东义勇檄文》，嘉永〈1848〉元年，定本一，第337—338页)松阴后来又写道：“余观满清鸦片之乱，大患在汉奸自内勾引，盖由邻里乡党之制废，而伴助扶持之教荒耳矣。吾邦宗门之制，伍法精明，不特足防邪教之染，万一变故，亦可无内奸勾引之虑……余观鸦片之乱，有知宗门之制固不可苟，而井田之法亦有可行矣。”(《随笔》，嘉永〈1850〉3年，定本一，第357—358页)在此，他不但肯定德川幕府一直奉行的禁止基督教政策(宗门之制)，甚至认为井田制也有现实可行之处，可见其制度论的保守性。

作为兵学者的松阴，虽然不会完全无视武器的力量，却坚信道德勇气才是克敌制胜的关键：“有独力以支天下驭百蛮之志，则炮不可不铸也，舰不可不造也。若今未也，练志以代炮，养气以代舰，是为急矣。”(《狱舍问答》，安政〈1855〉2年，定本二，第100页)作为危机对策，松阴尤其重视君主的道德。他早年曾作《异贼防御策》，先是提出问题：“方今远西猖獗，我有何所恃，而后待之?”然后提了种种建议，最后总结道：“然推其本，人才能弁而已，人才即弁，则六者(指武备边防等)亦举焉。又推其本，君心仁义而已。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余深信之。”(《异贼防御策》，弘化3〈1846〉年5月17日，定本一，第249、252—253页)十年之后，松阴依然坚持这一观点：“可忧者，人君无效死弗去之志，臣民无亲上死长之心焉耳。大抵策士之所忧，末也，君子之所忧，本也。(《狱舍问答》，安政〈1855〉2年，定本二，第99页)”因此，松阴反对中村道太郎关于学政改革的主张，强调：“学政不必改。唯有硕学钜师，文不得不兴，有材士良兵，武不得不隆，余策如斯，改政二字，万万可忘。”(《狱舍问答》，定本二，第100页)

未能形成作为制度制作主体的自觉意识的松阴，其制度观无法突破传统的限制。在关于长州藩的政治状况的评论中，他也反复强调对所谓“祖法”的尊重：“且以本藩之事言之。烈祖三灵之建置，实可谓千百世之重典。……故守成之君所贵者，在务尊祖宗之遗训，率邦家之旧章，杜纷更变乱之渐。学者于茲亦应注意。”(《讲孟余话》，第65页)这一认识在根本上还是把政治问题道德化的传统思路：“安石、孝儒皆谓，政之要在法之善恶，故务欲法度之纷更变易。是大非也。虽云道有污隆，德有厚薄，大凡创业垂统之主，必有传百世之制度者也。故为守成之臣子者，务须讲究祖宗之法制，且欲求不徒为法者，惟在修德而已。”(《讲孟余话》，第86页)松阴重视创业之君的传统，警告守成之君要重视道德修养，而不要乱事更张。

松阴其生命的最后一年写道：“今文恬武嬉，国家之纲纪，亦少弛矣。其在上者，果皆贤才乎。其在下者，果皆愚鲁乎。”(定本九，第304页)他依然只能是依据旧秩序的理想观念来批判现状，其矛头所向依然是当权者的个人资质，而非制度本身的问题。策划暗杀幕府高官，是松阴生前反对幕府的政治行动的极限，对幕藩制度的真正否定，还有待于其死后的历史发展。

3.草莽论

吉田松阴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提出了利用“草莽”的力量来推动政治进程的设想，此即被视为松阴思想发展顶点的所谓“草莽论”。这在幕末日本的确是非常大胆的建议。但是，松阴所谓的草莽，指的是有政治热情却没有官职的武士，不是庶民。松阴所关心的是民众治理，而不是民众启蒙。在松阴讨论太平天国运动的《清国咸丰乱记》中，充分显示了他对“愚民”掀起内乱的担忧(安政〈1855〉2年，定本二，第52—82页)。

松阴曾作《护民策一道》(嘉永〈1848〉元年5月6日，定本一，第364—365页)，认为在战争爆发时，为了防止民众的混乱，必要时可斩杀惊慌逃窜者以儆效尤：“夫愚钝无虑者，莫甚于细民。必也上有法，下有教，处置得宜，然后庶几补十分之七八。”关于战争，此文的基本观点是：“何事于细民?”在松阴眼中，庶民和武士是不同的两类人，他延续了身份制度下武士歧视庶民的传统，尚未形成国民或者日本人的意识。他虽然希望日本国内各封建势力能够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但并没有意识到，近代战争的本质是国民的战争，只有打破身份制度，才能够真正进行广泛的国民动员。

随着幕末日本所处国际形势的恶化，松阴逐渐认识到有必要突破“贵贱之别”，但其试图打破的是武士身份阶层内部的等级差别。他在给木户孝允的信中写道：“忧国之心不应因身份之贵贱而有所区分”(《与桂小五郎书》，安政〈1857〉4年10月29日，定本三，第233页)这里的“贵”，指的是能够参与幕府政治的人，而“贱”则是指不得参政的松阴自己及其同志。松阴主张任用人才不拘身份贵贱，不是主张庶民的权利，而是强调屈居于贱位的自己和同志们的参政权。这对封建门阀制度的确构成了一定的冲击，但远非主张打破身份等级制度本身。

作为支撑其论证的依据，松阴依然求助于传统的儒学。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抑天下之本，在国与家。足下左右臣僚，与邑中民庶，教以文武，示以勇方，皆可以成德达才，以供天下之用矣。天生之才，无择于贵贱，士之发志，无拘于少长，苟有才有志，其寂寞而已哉。古之道，盖云：君子思不出其位。故位卑而言高，罪也。当今当路之计，未见其甚得。然使足下傲睨采邑，可否一世，则君子之思，其出其位矣。使仆俯仰囚室，咄咄称怪，则位卑而言高，是其罪矣。二者皆非道也。然则何如，其子弟从之，孝悌忠信，是孟子所谓不素餐也。”(《复口羽德祐书》，安政〈1857〉4年10月28日，定本三，第232—233页)松阴强调有必要修正旧的道德要求以对应时代状况的变化，这的确有着不可低估的积极意义。但所谓“不素餐”，是揭示“士”的存在意义的逻辑，并非人人平等的伦理设定。松阴所谓的“志”，依然是武士独占之物。

主要向传统学问寻求资源，限制了松阴思想发展的更多可能。对于当时在日本已经得到一定程度传播的西洋学问，松阴主要还是以技术视之，并如此批判那些批判儒学的人：“近世修西洋究理学者，以孔子不知日食诽圣人，以天动地静之说议周易，至于有学儒者亦以是等之事为圣人之耻。其诽其耻皆琐事小节，其于道无所轻重者同也。”(《讲孟余话》，第236页)而且松阴虽然也曾一度有志于学习洋学，最终由于各种原因而未能实现(《送古助游学江户序》，安政〈1855〉2年8月22日，定本二，第35页)。松阴主要从传统学问中寻求思想资源，也与其最终放弃西学有关。他虽在临死之前，呼吁“草莽崛起”，却只是想对草莽的力量加以利用而已。如其所言：“非草莽崛起，何以取快。然有圣天子，有贤诸侯，草莽士何遽自取。况吾藩之士，亲知吾公之明者，最不可草莽是从也固矣。唯其假草莽之力，除小人，去邪人，使正人君子得其所焉。是为善报神州，是为善酬吾藩也。”(《要驾策主意上》，安政〈1859〉6年2月7日，定本四，第345页)

本节以松阴的开国论、倒幕论以及草莽论为例，讨论了其对内、对外两方面的认识。松阴制度变革理念的不成熟性，反映了其政治思想的历史局限。其强烈的道德主义倾向，妨碍了其制度变革意识的形成。他至死仍是为了恢复被破坏的传统秩序而积极采取行动的。

四、个人精神的解放

丸山真男曾论：“在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中，一方面是政治精神的集中，另一方面是纯粹个人精神的解放，确定这两方面的进程，是衡量其近代化水平的一个指标。”近代国家在主权集中的同时，对纯粹的私人领域原则上采取放任不管的立场。但是，松阴却坚持政教合一的传统理念，表达了对私人领域进行彻底控制的强烈意愿。下面将以此为焦点，考察在个人精神解放问题上，松阴思想的历史局限性。

松阴从安政三年(1856年)8月22日到10月6日，以亲戚子弟为对象，讲解山鹿素行的《武教全书》中的《武教小学》，讲义整理编定为《武教全书讲录》，亦称《武教小学讲录》。此书比较系统地体现了松阴的伦理观念，以下主要就此展开讨论。

山鹿素行是维护幕藩制意识形态的典型思想家，不承认私人领域的独立性，认为所有私的活动都与普遍政治价值的实现相关。《武教小学》的第一篇“夙起夜寐”，详细论述了从早上起床到晚上睡觉，武士所应该做的各种事情。松阴如此总结此篇主旨：“为士者，自朝早起，至夜迟寝，不可有片时闲暇。”(《武教全书讲录》，定本三，第103页)松阴与出席讲义的弟子等约定，都要按血指印，写日记，详细记录每天之行事，见面时互相出示，互相激励。松阴的日记后来被命名为《丙辰日记》。松阴继承并进一步强化了山鹿素行控制日常生活的主张。例如，关于饮食男女之类纯粹的私人生活，山鹿素行在“饮食色欲”篇中写道：“饮食男女者，人之大欲存也。饮食者，为养身体行礼节也。色欲者，为嗣子孙，止情欲也。”这是典型的封建伦理观念，松阴亦与此同调：“反复吟味此篇，可悟武士道。即自饮食至男女情欲，片时不忘武士之家业。”(《武教全书讲录》，定本三，第116页)

经常被学者高度评价的松阴的女子教育论，也显示了同样的思想倾向。《武教全书讲录》的“子孙教戒”篇如此论述了应该重视女子教育的理由：“今世往往闻淫泆之妇，而至于贞烈之妇则寥寥乎绝响。然则礼仪虽聊存其旧，其义已泯没。余常窃过忧之，以为乱亡之先兆。”(《武教全书讲录》，定本三，第128页)对松阴来说，女性道德不是一个私人问题，女性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国家的政治目标。而且松阴所提倡的道德要求完全是传统的封建道德，不但距离个人解放甚远，甚至有以理杀人之偏。他主张，如果女子出嫁之后在丈夫家待不下去而私自回到娘家，其父兄应责令她自杀(《武教全书讲录》，定本三，第128页)。

为了保证女子教育的效果，松阴建议设立女子学校(《武教全书讲录》，定本三，第128—129页)。有学者据此论述松阴对女子教育的热忱，但不可忽视的是松阴所自述的推行女子教育的目的：“凡禀生于天地间者，无论贵贱，无论男女，不可使一人逸居，不可使一人无教，然后始可谓合于古道。”(《武教全书讲录》，定本三，第129页)松阴对当时被忽视的女子教育的重视，依据在于不允许任何一个人脱离秩序的“古道”。全面控制私人生活，才是松阴理想中的社会。

德川时代为了加强对武士团的控制，推行兵农分离制度，武士离开土地，在城市居住。但也因此导致武士传统精神受到城市商品经济的侵蚀，出现新的问题。为了防止武士精神的崩溃，出现了提倡武士回归土地的主张，即所谓武士土着论。松阴却对武士的独立性有警惕之心，主张将离开城市的武士集中起来，严加管理。他建议在郊外修建房屋庭院，设立出入时限，将同志之士或修学之士集中起来，进行管理和教化(《武教全书讲录》，定本三，第114页)。他强调：“此事得一二有力有志之人谋之，甚为易事。扩充之则可行土着之制也。凡行土着之制者，士人散在民间之时，必百弊丛生，但以此制足救其弊。然此制若以官命俄然而行，亦不免生弊。只可有力有志之士相遇自成。”(《武教全书讲录》，定本三，第114页)这可以说是一种集中居住的武士土着制度。当时日本的掌权者令松阴失望，但他也并不完全信任武士阶层的自发性，他期望的是“有志之士”，采取积极行动，既能够避免“官命”的弊端，又能够激发武士的行动力，并对其保持有效控制。

丸山真男在论述日本早期民族主义的发展时，曾指出幕末日本政治的现代性发展，存在着两个契机：政治的“集中化”和“扩大化”，即“政治权力向国家集中”和“政治权力向国民扩散”。据此来考察松阴的话，可以发现其政治立场非常复杂：为了动员并利用武士的力量，同时追求“政治权力向国家集中”和“政治权力向国民扩散”这两个发展方向。然而，他瞩目于武士却又不信任武士的自发性，显示了其“政治权力向国民扩散”的局限;不信任“官命”，则显示了其“政治权力向国家集中”的局限性。找不到能够承担社会变革使命的现实政治势力，松阴将希望寄托于所谓“有志之士”。只要不能突破这种思路的限制，既无法建设真正中央集权的近代国家，也无法真正实现对国民的广泛动员。

松阴上述主张的背后，是其进谏的逻辑。进谏发自于臣下的立场。松阴无法摆脱臣下的立场，自然也无法通过赋予国民平等权利以进行全民性的政治动员。他的思路是将臣下的封建义务推到极端，以此谋求广泛动员：“吾退稽治乱之由，始信天下之事，一言可以断矣。孟子有言：‘人人亲其亲，长其长，天下平矣。’是故朝廷失权，罪在摄关将军，摄关专权，罪在其官属，将军攘权，罪在其臣仆，何也?臣属固失规谏之道，而有长逆之罪也。由是言之，今天下贵贱尊卑，智愚贤不肖，无一非失道有罪之人也。诚使人人各守其道，而远其罪，则为君者，以诫其臣，为臣者，以谏其君，为长者，以饬其属，为属者，以规其长，为父者，以训其子，为子者，以劝其父，智以喻愚，贤以导不肖，谋虑之长，积累之渐，上自摄关将军，下至农工商贾，终当归焉。兴隆之机，恢复之势，沛然孰能御之?”(《送浄土真宗清狂师应征本山序》，定本三，第41—42页)不难看出，无论松阴多么强调天皇的权威，他依然没有认识到近代中央集权的必要性，依然相信阶层制的、多元化的封建身份伦理的力量。他恪守“朝廷——将军——官属——臣仆”这一典型的封建等级身份序列，与近代“一君万民”(天皇之下，万民平等)的绝对主义思想之间存在着本质的不同。

丸山真男曾以松阴的忠谏思想来解释其行为的动力来源，实为洞见。然而，尽管这一行动伦理曾经有效地支撑起幕末志士的行动，其对私人领域全面侵蚀和控制的倾向却是不可忽视的重大缺陷。近代日本那种压抑了民主化的政治动员，与作为日本近代化先驱的松阴的思想倾向之间有着清晰的继承关系。

结论

行文至此，通过对吉田松阴政治思想的考察，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松阴的思想仅仅是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武士内部的阶层意识，但由于他强烈认同于封建身份制度，未能形成近代国民意识。 其行动的能量，来自于传统武士伦理和儒家道德。

第二，松阴未能形成作为制度制作主体的自觉意识。 他把当时的政治危机看作道德危机，试图把加强传统教化作为解决危机的对策。其政治论仍然受制于道德主义的思考方式，未能认识到从根本上进行制度变革的必要性，遑论“人”作为制度创设主体的近代性意识。

第三，松阴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了强化中央权力的必要性，却并未意识到建设基于国民政治认同的近代民族国家的必要性，相应地，他也完全没有把个人解放问题作为思考的对象。 他个性富于行动力，却并未形成真正的主体性人格。其设想的社会动员方式亦不承认国民权利，而是通过强制人民承担义务来进行社会动员。

总之，在幕藩制度下出生、成长并死去的吉田松阴，并不是因为形成了“新”的思想而为之采取行动。 恰恰相反，他是通过“旧”思想的极端化而将自身行动正当化，是一个典型的“激进的保守主义者”。所谓“激进”，指的是作为其思想表现形式的言行的激烈性质，而“保守”则是指其思想内容旨在服务于维护传统社会的理想秩序。如果不对这种保守意识进行必要的近代性的转换，就无法诞生新的社会政治思想。松阴的一生充满了行动性，却几乎没有取得任何具体的政治成果，这一事实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其思想发展的历史局限性。

就松阴来考虑“近代性”与“前近代性”之间的关系时，有着非常显著的复杂性。近代性和前近代性在本质上是相互冲突的，但在松阴这里，却同时又奇妙地地表现出一种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关系。尤其是，松阴思想的“前近代性”对其“近代性”的侧面的成长，有着非常吊诡的积极作用。为了维护锁国制度的根本理念而尝试偷渡出海，为了重建幕藩制的理想秩序而阴谋刺杀幕府高官。松阴在形式上富于近代性的行动，往往是从其满含着前近代性的思想中，汲取了巨大的能量。这一历史悖论，只能到幕末特定的时代背景中去寻找解释，却不应成为过高评价松阴思想本身近代性的理由。而克服松阴思想的前近代性，也正是近代日本社会的近代性成长的一个基本前提。有学者强调松阴门下对松阴的背叛，其实，如果完全没有这种“背叛”就不可能推动日本社会的近代化转型。

现有松阴研究所存在的问题之一在于，没有能够全面地把握松阴思想和日本近代之间的关系。一般所谓“松阴是近代日本的先驱者”，其实强调的是“松阴的近代性，是近代日本的近代性的先驱”。但是，如果考虑到日本的近代化是在西方的压力下推进的，就会认识到，日本近代化的展开，未必全然是松阴思想自然发展的结果。 不能简单地以松阴死后的情况，直接逆推松阴思想本身的近代性展开。另一方面，也必须充分注意到，松阴思想中浓厚的前近代性一面，对明治以后的日本也同样有着强烈的影响。为了正确地理解松阴思想与日本近代之间的关系，我们必须深入思考“松阴的前近代性”与“近代日本的前近代性”之间的关系。作为日本近代化的先驱者，松阴不仅仅是近代日本的“近代性”方面的先驱者，同时也是近代日本“非近代性”方面的“先驱者”。为了更好地认识近代日本发展道路的两面性，有必要认真分析作为其先驱者的吉田松阴的历史局限性，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思考吉田松阴门下对其先师思想的继承与扬弃。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全面地把握前近代日本与近代日本之间的复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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