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的形象，今人看来，一般多以为与大漠驼铃相关，很少与大洋波涛联系在一起。与那漫漫5000公里的中俄陆上商路不同，当年晋商还曾活跃在并不遥远、却更充满了凶险的海上商路：从日本采购铜。

陆上晋商被称为“驼帮”，海上晋商则被称为“船帮”。晋商下海，开始于康熙朝。

随着经济发展，大清国的货币供应严重滞后，需要大量铜钱。而国内铜矿产量，一时难以满足需求。货币的紧缺，导致物价的上扬，铜钱升值高达30%以上，已经成为影响维稳大局的不安定因素。

大力进口铜，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早在满清入关的第三年(顺治三年，1646)，政府就下令：“凡商贾有挟重资愿航海市铜者，官给符为信，听其出洋，往市于东南、日本诸夷。舟回，司关者按时值收之，以供官用。”

以介休范氏为代表的晋商，则主动找到了政府，要求承揽这项业务。他们看重的，当然首先是利润。当时，东南沿海一些商人从日本采购铜，其中60%由政府按照官价收购，其余40%则可以自由出售。贩铜利润，本来就已经高达1倍，而市价则比官价高出30%以上，获利更丰。范氏等人提出了远比民商更为优厚的条件：所有采购的铜全部由政府收购，价格是每斤“给银一钱、脚价银五分”，合计每百斤价格为15两，比政府给予民商的收购价还低了2.5两。政府自然笑纳，将采购日本铜的业务，一股脑儿改归皇商垄断。

最初几年，每年的购铜数量，在600万-700万斤，若以利润对半计算，则每百斤铜可获取7 .5两利润，皇商们因此获得的年利润总额高达45万-52.5万两(折合人民币9000万-1.58亿)。晋商的“船帮”，自此形成。范氏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其最多时拥有7只船，占一半以上进口量。

大清国对于铜作为铸币原料的需求，有过多次反复，逐渐形成了进口铜与国产铜并重的格局，而进口铜则由皇商、民商并举———彼时，皇商只余范氏一家，民商则有12家，合称“办铜商人十三家”。

进口日本铜，很快就变成一场灾难。在中国的巨量采购下，日本铜矿供应无法维系，日本政府下令限制中国的采购，甚至限制中国商船在日本的贸易额———每船每日不得超过6000贯铜钱的价值，违者一律遣返。范氏“船帮”，在日的交易周期被迫拉长、成本加大；与此同时，随着国内铜矿的开采，大清国政府大大缩减了进口铜的配额，到1750年，仅余区区50万斤。至此，进口日本铜已经成为亏本生意，但是，大清国僵化的“计划”体制却拒绝了范氏退出这个行业的要求。范氏被迫继续从政府接受贷款，维持亏本生意，终至元气大伤，破产抄家而结束。

“船帮”至此退出历史舞台。(雪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