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司马戡，网易历史频道专栏作家，民国八卦掌故爱好者，著有《关山悲歌·太原保卫战》、《碧血千秋·抗日阵亡将领录》（均与胡博合著）等。

1948年10月20日晚上，东北重镇长春一片混乱。守城国军第1兵团第60军、新编第7军先后宣布起义，把兵团司令官郑洞国将军丢在了城市中心，同时也是两军防区分界线上的原伪满中央银行大楼里。

如果郑将军负隅顽抗、拒不投降，还是有机会的。伪满中央银行大楼体积庞大，占地达3万平方米，地上4层、地下2层，楼体采用钢筋混凝土构造，使用钢筋达5000吨，足可抗击一般炮击。特别是大楼还拥有通风设备完善的地下金库，库门重达25吨，关门躲避进去，外面的人无可奈何。

放眼长春市区，同样坚固精美的大楼不只一栋，与良好的道路规划和分布合理的公园、广场，虽然在当时长春人眼里不顶饭吃，却也构成了独特的城市风貌。这样一座城市是怎样出现的？还要从头说起。

傀儡皇帝有了首都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建立起傀儡政权“伪满洲国”，推举逊清废帝溥仪担任“执政”，继而登基称帝。

伪满洲国的“国歌”唱到“天地内有了新满洲，新满洲便是新天地”，自然需要一个新门面。关东军早就替它考虑好过：东北城市中，哈尔滨距离苏联太近，大连、旅顺已经割让给日本，奉天、吉林又是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统治重心，地下反日力量聚集，都不是好选择。最后选定了长春，这座城市位居东北腹心，且临近南满铁路，附近铁路附属地还有1万多日本人聚居。

溥仪在1932年3月8日从旅顺抵达长春。他回忆“我的心又被仇恨和欲望燃烧着，全然没有注意到长春街道的景色是什么样子，被恐怖与另一种仇恨弄得沉默的市民们，在用什么样的眼色看我们”。

即使他留心窗外，也不会看到什么新鲜景致。那座日后号称最现代化的城市，当时还是南满铁路附属地与长春旧城之间的村庄和田地。溥仪的“行宫”是旧城里的前清吉长道尹衙门，“在长春算不上是最宽敞的地方，而且破旧不堪，据说因为时间过于仓促，只好暂时将就着”。

3月9日，溥仪在长春举行“就职典礼”，次日宣布定都长春。3月14日，伪满政府公告将长春改称“新京”。4月，“国都建设局”在长春挂出牌子，推翻满清20年后的中华大地上，竟然又冒出了个“帝都”。

征地卖地建设现代都市

傀儡政权的首都建设怎能自己做主？主持新京建设的机构共有三方：关东军特务部、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调查会和国都建设局。伪满洲国是关东军的私生子，新京又是预定的军部驻地，自然分外上心。关东军参谋次长冈村宁次少将、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大佐等武夫也亲自参与新京规划，与一众文官、技术人员争论不停。

最终决定，新京城市规划为控制区域200平方公里、城区建设100平方公里，近期规划人口50万。在当时的中国，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不过北平、上海、南京、广州、天津五座，平地起高楼的新京已经不算小了。

1932年7月，在预定作为城市中心的“大同广场”举行了奠基典礼。出席典礼的日伪官员都是一副奇怪的模样：身上衣冠楚楚，却一个个挽起裤腿，光着双脚。原来这一片区域没有道路，前日下雨后地面成为泥潭，与会者连长筒雨靴都陷进去拔不出来了。

预订建设“新京”的区域虽是田野，却都是有主土地，日伪政权也只能花钱征地。不过，关东军武夫颇有小聪明，早在1932年2月就通过伪吉林省政府下令冻结了长春方圆40公里土地交易。日本驻长春领事馆、满铁长春办事处意识到此举将使他们错失圈地良机，纷纷斥责关东军“马鹿野郎”。

“国都建设局”建设新京的方法在今天已成经典：低价征地，规划整理之后卖地挣钱。因为土地交易冻结，加上所给地价还算不低，没有动用日伪军强拆就完成了预计的征地范围。据统计，新京第一期建设成型时，共收购土地107.6平方公里，支付1057万日元，但卖出了80.4平方公里，收获高达3340万日元。

国都建设局在日本官员主持下，吸取了日本城市规划建设的经验教训，并请来曾任东京都知事和关东大地震后东京重建规划机构“帝都复兴院”总裁的后藤新平参与指导。新京的不仅规划建设皇宫、政府机关大楼、公园、广场，还有高尔夫球场、赛马场和面积达2平方公里的人造湖。

同时，为未来发展做出相当程度的预留，从皇宫延伸出来的轴心道路顺天大街宽度达到60米，城市骨干道大同大街、新安大街也有54米宽，甚至为初期规划只有50万人的城市，准备了一座容纳40万人的“协和广场”。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些规划并非纸上谈兵，大部分都落实了。

新京虽然由侵略者主持建设，但规划思路颇为新锐，八十年来一直得到肯定。2009年，长春官方“地情丛书”中的《长春，以共和国的名义》一书中，仍然对新京是亚洲第一个全面普及管道煤气的城市、第一个主干道电线入地的城市、第一个全面普及抽水马桶的城市和第一个规划地铁的城市津津乐道。

日本人也爱好“大屋顶”

伪满洲国以“五族共和的王道乐土”自居，自然也要在新京风貌，特别是新京各部官衙建筑上体现这种意识形态。

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佐野利器有日本现代建筑先驱的美誉，他当时也是国都建设局的顾问，对新京建筑提出的意见是“虽说其内部应以方便为主，外形应以质朴为宜，但是，鄙人还是希望以满洲的氛围为基调”。

究竟什么是“满洲的氛围”，建筑师心里也没有底，只好从日本本土照抄照搬。当时的日本已经形成了西洋建筑加和式屋顶的“帝冠式”建筑，腾挪到新京，将屋顶式样模仿中式宫殿调整之后，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兴亚式”建筑。此外，还有一些具有蒙古、朝鲜风格的建筑。

日本建筑师对这些在伪满兴建起来的新式建筑颇为不屑，战后设计过京都塔、日本武道馆的建筑师山田守就评论“在日本只能拿到预算为1万多日元项目的人，到那边却去做50万日元的项目，水平又能高到哪里去呢？”。

负责伪满中央银行的建筑师西村好时也有同样观点，他将这座大楼设计成了立柱包围的正统西洋式会堂建筑。他回忆“当时的要求是，将中央银行设计成一个像样的银行，因此，就设计成那个样子”。至于所谓“满洲国的概念”，西村承认“一点也没有……”。

但是，“兴亚式”建筑相当符合日伪官员意识形态的需要，不仅伪满“八大部”都是这种风格，连伪满“本生父”关东军在新京的几座建筑也是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伪满时代的建筑风格也得到了中国人某种程度上的认可，一直使用到了今天，甚至成为长春的城市地标，关东军司令部日后成为吉林省委驻地。

日本人自豪于建设了“亚洲最现代化的城市”，但是对自己的来路不正还有自知之明。1938年1月，新京一期工程完成后，国都建设局准备解散，计划科科长沟江五月建议“是否应该考虑在大同公园内建一个石碑，刻上国都建设局的业绩和局、处、科长的名字？”，遭到技术处处长近藤安吉的强烈反对，“还是悄无声息的解散为好”。最后，全体人员都同意近藤的意见。

参考资料

解学诗著《伪满洲国史新编》、王新英等著《长春建筑寻踪》、越泽明著《伪满洲国城市规划》、杨家安等著《伪满时期长春城市规划与建筑研究》、溥仪著《我的前半生》、郑文芝主编《长春，以共和国的名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