匿名为兰陵笑笑生所著的《金瓶梅》与明代《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并称为“四大奇书”之一，却又顶着“天下第一淫书”的恶名，在明清两代屡遭查禁。神奇的是，这样一本帝国统治者眼中的“非法出版物”，最后居然漂洋过海，传到了东邻日本……

禁不了的禁书

所谓“禁书”，顾名思义是封建统治者通过行政手段而禁止流通之书，流通涉及阅览。收藏。刊刻。抄写等方面。中国的禁书现象可上溯至秦始皇时的“焚书坑儒”，而在清代的“文字狱”时登峰造极。

至于“禁书”的理由，无非两种。一种是政治上的。譬如明末崇祯十五年（1642年）山东爆发了李青山农民起义，起义军以梁山为根据地，攻破附近城邑，断绝漕运，对明朝当局构成极大威胁。起义被平定之后，刚愎自用崇祯帝总结教训，认为李青山的起义皆是模仿宋江所为，遂迁怒于《水浒传》“诲盗、贻害人心”，行文各地督抚将坊间或家藏的《水浒传》版本速行烧毁，不许隐匿。而《大义觉迷录》的命运可以说是最为典型的出于政治目的，先是被雍正帝下令全国组织学习，乾隆帝上台发现这本书的内容其实不利满洲统治者，结果这本“皇考”遗著就立即变成了禁书。

作者身份最高的禁书：雍正帝著《大义觉迷录》

另一种则是道德上的，所谓“诲淫”是也。在中国，提起“禁书”二字，相信很多人脑海里首先闪现的书名，会是《金瓶梅》，便是这个缘故。由于这部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巨著对主人公性心理、性行为等淫秽糜烂生活的大胆露骨的描写，《金瓶梅》在问世之初，就是以禁书的面目出现的。因此，作者真实姓名一直深藏不露，而且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作品仅靠抄本在文人学士的狭小圈子里流传，即使是最初的那批读者，尽管极口赞誉，但大多仍视之为“秽书”，并主张焚毁。蒲松龄就称《金瓶梅》为“淫史”。而有清一代针对小说的禁令前后有20次之多，其中《金瓶梅》也是屡屡榜上有名。

明清两代，对于传播禁书的惩罚应该说是相当严厉的。《大明律》就规定，凡是收藏“应禁之书”，“杖一百”。甚至因作奸犯科等原因而被流徙的人，有时也会酌情减轻处罚，但是对因造刻淫词小说而被流徙的人，则不减刑。这些都充分体现出统治阶级对于淫词小说的深恶痛绝以及禁毁、惩罚的强度。

神奇的是，《金瓶梅》居然在这种形势下流传了下来。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封建统治者上行而欲下不效，自然底气不足。清廷一面禁绝《金瓶梅》，一面将其翻译成满文供自己阅读。据说，现藏于大连图书馆的“本衙藏板翻刻必究”版《金瓶梅》，为皇族世家藏书，卷首还盖有恭亲王藏书章，甚至“宫中所藏的成册的《金瓶梅画》，上面俱盖了乾隆御览之印”。

《金瓶梅》的读者之一乾隆皇帝

另一方面，“物以稀为贵”，既然刊刻售卖《金瓶梅》之类的淫词小说的禁书，能给书商带来更大的经济利润，在这种利益的驱使下，他们往往对严厉的禁令熟视无睹，铤而走险。这些人的一个常用办法就是为书籍改名，《金瓶梅》在清代就有好几个马甲，比如《绣像八才子词话》、《四大奇书第四种》、《新镌绘图第一奇书钟情传》、《多妻鉴》、《校正加批多妻鉴全集》等等。

结果，到了道光年间，《金瓶梅》依然堂而皇之在市面上公开出售。封建朝廷的禁毁不仅没有使《金瓶梅》在社会上销声匿迹，反而在某种程度上促进其在社会上的流传，有的人说《金瓶梅》的名声是被“禁”出来的，确实有一定的道理。

体面的阅读理由

而《金瓶梅》开始传入日本，大约是在江户时期的元禄、宝永年间（1688-1704年）。据考证，在日本发现的所谓原本，其实不是原本的手抄本或刻印本，只不过是接近《金瓶梅词话》的版本。而《词话》是按原本《金瓶梅》改写的，即是在我国各地扩散的印本，因为真本早已失传。

1941年，在日本日光市的轮王寺慈眼堂，发现了一部百回《新刻金瓶梅词话》完本，共十六册，卷首有欣欣子序和明万历丁巳东吴弄珠客序。它与我国在1932年于山西省发现的《新刻金瓶梅词话》（即原北京图书馆藏，抗日战争期间寄存于美国国会图书馆，1975年归还台湾）版式相同，可能刊刻时间有先有后，正文旁圈点有异。包括这部《词话》在内的慈眼堂藏书，均盖有“天海藏”的书章，天海系江户前期权势熏天的一位天台宗僧侣，大约生于天文五年（1536年），逝于宽永二十年（1643年）。鉴于这批藏书中有一部分是在天海圆寂后收藏的，因而无法考证《词话》是天海在世时所购，还是他辞世后所藏。若为前者，则可将《新刻金瓶梅词话》传入日本的下限时间确定为1643年。

《金瓶梅词话》

与传入日本的其他明、清白话小说类似，《金瓶梅》进入日本社会的第一步，是从语言解析、释疑开始的。最早尝试译介《金瓶梅》的译者是作为著名汉学家的江户时代儒学者泽田重渊（1701－1782年）。此人精通汉语言文化，对中国白话小说情有独钟。他著有《俗语解》（又名《清语释解》）一书，共5册。书中辑录了《金瓶梅》、《水浒传》、《肉蒲团》等中国古典小说、传奇、随笔、杂记、辞书等书目中的俗语，按日文假名字母顺序排列并加以解释。

日本鹿儿岛大学附属图书馆玉里文库还藏有一部手抄全本《金瓶梅》（1828-1832年），书内题“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其抄写底本应为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据抄本内记录的署名和年代判断，它可能是按荷塘一圭的训读、语释和讲授内容加以抄写，并用日文字母断句、注音、注释而完成的。荷塘一圭，字远山，名圆佗，号一圭，又称荷塘道人。他以出家人的身份云游四方，与当时在长崎的中国人江艺阁、李少白、朱柳桥等人交往甚密，因此对中国古典文学知识十分熟悉。该手抄本历时五年方完成，书中注释举一反三、旁征博引，十分有利于读者对《金瓶梅》文本内容的理解，可惜其流传的范围十分有限。

然而，这一时期《金瓶梅》的译本主要以注释本、抄写本、改编本的形式流传，基本上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远远没有《水浒传》、《西游记》那样受到日本读者的欢迎。这其实是件有些奇怪的事情。在江户时代的日本，情色文化本就已经十分发达，譬如1823 年从荷兰远赴日本长崎， 在商馆担任医师达六年的的西伯特，前往江户谒见幕府将军时，在江户近郊见到全裸嫖客自由进出妓院，不禁哑口无言。他在著书《江户参府纪行》中指出，在日本 妓院如餐馆般，同是日常生活的必需品，白天公然进出于妓院和进出于咖啡厅般。就此而论，虽然《金瓶梅》在大陆有“天下第一淫书”的恶名，但在日本社会却不应该被视为“另类”才是正常的事情。

江户时期的情色浮世绘

这恐怕还是与最早接触到《金瓶梅》的人群都是一些受到孔孟之道影响的“儒学者”有关。在这些人看来，《金瓶梅》仍是一部“淫书”，故而耻于公开谈论和阅读，所谓“《金瓶梅》是淫书中的顶级作品，君子是不肯或不敢去看它、谈它”的。整个江户时代，日本都没有出现《金瓶梅》的全译本，可能也是这个原因。当然这不过是道学家们的表面文章（否则早就应该失传了），当时日本儒学者私下里秘密阅读《金瓶梅》的一个体面理由就是——“学唐话（汉语口语）”……

模仿与解禁

比起这些守旧的“假道学”，只关心迎合读者兴趣（因为关系稿费收入）的江户后期高产作家曲亭马琴就坦率多了。他花费了十六年光阴，借鉴《金瓶梅》中的主要故事情节，写出改编版《草双纸新编金瓶梅》，全10集40册，由江户和泉屋市兵卫（甘泉堂）出版社刊于1831年至1847年。他的模仿原则是，将《金瓶梅》书中的主要人物统统换成日本名字，例如西门庆换成西门屋启十郎，潘金莲换成阿莲，武松换成大原武松，武大郎换成大原武大郎等，只保留主要故事情节，并适度删减原书中的猥亵场景描写。这部改编译书耗费了作者十六年的光阴，晚年近乎失明，只能一句句口述，由别人记录整理。不过这本书的质量比起作者的其他改写中国白话小说而言似乎逊色不小，日本人对《草双纸新编金瓶梅》的评价就是，“质量很差的改写本”。

明治维新之后，虽然逐渐出现了日文翻译的《金瓶梅》。但这部小说总的来说仍旧不曾翻身。日本大正时期的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的说法就是一个例子。芥川从七岁开始就学习汉文，到了中学芥川的汉文水平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在芥川的汉书藏书中，约有一半藏书是志怪传奇类的文艺类藏书，他也有能力阅读《金瓶梅》这样的白话小说，这从他说的“如果用像品萧，后庭花，倒浇烛这样的《金瓶梅》《肉蒲团》里的词作一篇小说的话，又有几位检阅官能看破它的淫秽呢”也能看得出来。1918年11月20日芥川龙之介曾经拜托当时在上海的西村贞吉为自己买“淫书”，他在信里承认，“以《金瓶梅》为首，从我读过的《痴婆子传》《红杏传》《牡丹奇缘》《灯心奇僧传》《欢喜奇观》等淫秽书籍来看，支那人的开化的野蛮性让我觉得很有趣。听说在上海的书店这样的淫书有很多。如果有我没有读过的给我邮来。”

另一位二战前在北京任职时读到《金瓶梅》的日本记者村上知行也发现，当时他周围的“日本留学生几乎人手一册”。他印象最深的是一本《金瓶梅词话》匿名序中的一段话：“读此书，持侧隐之心者是菩萨；持恐惧之心者是君子，感到高兴者是小人；模仿者是畜生。”

芥川龙之介

村上知行作品

不过，根据芥川龙之介作品里的记载，虽然“《金瓶梅》《肉蒲团》就不必说了，我所知道的支那小说中，如果列举一下淫秽的书籍的话……凡是已经运来的书都已经被翻译成了日语”，但是的《金瓶梅》在日本依然是“禁书”，“如果想读一下这种艳情和译本，那就请您去敲被称为当代照魔镜的那些检阅官的门，恭敬的借来看看吧”。至于稍后的昭和时期，在好战的日本军国主义者眼里，就连《红楼梦》也被归类于影响士气的“软性小说”，《金瓶梅》遭遇禁绝的命运更是不足为奇了。

至于《金瓶梅》在日本真正翻身要到二战之后，军国主义的垮台带来了文艺创作的空前自由。一时间，文学作品中出现了有关性及官能享受的描写。田村泰次郎的《肉体之门》开其先河，随后代表作家有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等，以及川端康成的部分作品。总体来说，它是一种追求感官刺激的文学，日本学者丸山真男称其为“肉体文学”。此类作品的特性很容易使读者在《金瓶梅》的阅读体验中找到共鸣，因此它开始受到欢迎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文/郭晔旻）

转自澎湃新闻：http://www.thepaper.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