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科举制，日本曾经顶礼膜拜，以为“最先进的选拔干部制度”。在黑暗的中世纪，科举制可谓世界政治迈向“三公”（公开公平公正）的伟大创举。效仿中国科举制，日本曾于公元701年颁布《大宝律令》，搞了“贡举”，从形式到内容与唐朝科举几乎无异。

然而，与中国科举长达1300年寿命不同，日本的“贡举”很短命，寿命只是中国科举零头，满打满算，三百年。在中国南宋灭亡、全境被蒙古征服之前就不搞了。尤其到了明朝，科举甚至不再为日本研论，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科举自诞生起，就有两个先天问题。

一是主考官问题，二是考试内容问题。

众所周知，就完善的文官制度而言，中国首创科举制，但这只是解决了普通官员选拔问题，“最大的官”及“主考官”问题并没有解决。在“最大的主考官”——皇帝，天马行空的情况下，科举考试左右不了特权皇族的沉浮，而保证的只是平民阶层入仕的相对公平。

科举制比起没有“准考证”、公平竞争形式都没有的贵族政治世袭制来，是进步。所以能在中国延续1300余年寿命，但在“强盗”（明唐甄《潜书》语：自秦以来，凡为帝王皆贼也）主考的情况下，它毕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最大公平。

这是第一个问题，最大的主考官不是考出来的，也不是选出来的，而是打出来、生出来的，科举考出来的不是国家主人，而是主人的侍从。

第二个问题就是考试内容，考出什么样的人才。

科举因这项制度自诞生以来，就有一个考试范围问题。考什么？

与今天的高考比较起来，科举虽然所过关口甚多，但科目比较单一，就是语文，且是语文中的单项——作文。在唐宋时代，虽然作文命题，也多以儒学为主，但毕竟在体裁和范围上没有圈死，考生们有一定的思考创造空间。然而到了明朝，固定八股文形式，考试内容圈定四书五经，且以儒教保守理学为标准答案，如是，考生学子们就成了四书五经的复读机，为“存天理灭人欲”之程朱代言，毫无自己的独立思想空间，这就基本扼杀了他们的思想个性。试想，一个没有思想和个性的人才，算是哪路人才？

终明一代，官员极其守旧。他们只是墨守成规而不敢有任何逾越；同时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更不愿做任何革新。所以，保守就成为近代中国政治克服不了的共性。

十七世纪，当西方文艺复兴开花结果之时，东方保守的华夏大明王朝失去了创造力和战斗力，再次被“鞑虏”轻易征服。入关的女真奴隶主对没落的封建科举制度颇感兴趣，以为这是驾驭汉民族文人士大夫的最好工具，因而承袭明制，大兴八股取士。

但是，清朝的科场，培养出了什么人才呢？竞争来临，一试便知。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战争爆发前，以翁同龢为首的科场英雄（翁是咸丰六年即公元1856年丙辰科状元）对日本也进行了评估，翁同龢还写出《倭事杂记》。积极主张对日作战，而且应该早战速战，认为凭大清之力可以一举扫平日本舰。

战争的结果，说明科场英雄们对于中日战争的认识相当肤浅。

甲午战争尾声时，大清国败局已定。日本海军围攻刘公岛，海军统帅伊东佑亨致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劝降书，一语道出了中国科举人才不能救国的根本原因：

至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通变之所由致也。夫取士必以考试，考试必由文艺，于是乎执政之大臣，当道之达宪，必由文艺以相升擢zhuo。文艺乃为显荣之梯阶耳，岂足济夫实效？当今之时，犹如古昔，虽亦非不美，然使清国果能独立孤往，无复能行于今日乎？

伊东佑亨这封信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伊东佑亨说，大清国之所以今天败给我们，不是君臣某一个人的罪过，而是墨守成规，一成不变的结果。你们招揽人才必经过考试，而科举考试考的是什么呢，作文，文艺。当文艺成为升官晋级的台阶，那么这种才华这种人物救国实用吗？今天中国，如果不去旧迎新，在政治上革新图变，可能屹立于世界强林吗？

常言道，旁观者者清，而有时对手看对手更清。伊东佑亨一语道破中国在近代蒙受耻辱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所选拔的人才，不是不学无术的流氓混混，就是坐而论道的文艺青年！

关于八股儒士不能救世的原因，日本近代思想家福泽谕吉在他的著作《文明论概略》《劝学篇》里说得通透——

世上的事物千千万万，教师不可能将它们全部传授给学生，因此，发展能力比传授知识更为重要。所谓能力，即研究和处理事物的能力。而能力不是单一的，它包括记忆能力、推理能力、想象能力。这些是独立的人与独立的国家最需要的有用东西，而落伍的儒学是提供不了的、无用的。

中国科举制在没有比较、没有制度竞争的情况下延续了千年。但是，世界迈向近代，已渐次进入伟大的科学启蒙时代，只靠道德学说、诗词歌赋立世的科场人才，面对思想暴风、坚船利炮，情何以堪？！（文/程万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