壬午兵变时的驻朝清军

朝鲜对中国表面恭顺、里外不一，暗藏机锋、从中渔利，这是大清国“总理”恭亲王奕的看法。他在奏折中一针见血地写道：“朝鲜于上中国文件，居然自行抄给美国，全不隐避，窥其用意，其所谓求中国保护者，并非尽出真忱，不过欲借中国为卸肩地耳。”

1866年和1871年，朝鲜与入侵的法国和美国舰队分别发生冲突，史称“辛未洋扰”和“丙寅洋扰”。两次“洋扰”事件，将朝鲜的宗主国大清国推上了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法国、美国都要求中国发挥宗主国的优势，对朝鲜施加压力，一则是希望朝鲜在传教、通商方面“更加开放”，另一则也希望能获得相应的赔偿。但大清这个宗主国，其实对朝鲜内政外交的影响力并不巨大，至少不十分直接。

朝鲜一贯高举着正统儒学义理的大旗，清廷正在实行的改革开放（洋务运动），在奉行闭关保守政策、有着浓烈“中华情结”的大院君看来，就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也反衬了朝鲜孤守义理的悲情。何况，朝鲜已经用鲜血“捍卫”了自己的信念，取得了战胜法、美强权的“伟大胜利”。大院君在战胜法国之后，下令在首都汉城树立了一块“斥和碑”，碑文为“洋夷侵犯，非战则和，主和卖国”短短12个大字，不仅令朝鲜内部主张开放者不敢出声，也使清廷无从规劝。

朝鲜方面，依然延续一贯的谦恭态度，请中国以宗主国身份，对列强进行严正交涉。朝鲜拒绝列强通商的主要理由，正是其作为中国的藩属，不能单独对外缔结条约，且小国寡民，缺乏富余商品和足够的市场参与国际贸易——这与清廷早年自认“天朝无所不有”正好相反。一方面是实际上的“自主”，一方面是出事之后由中国出面善后甚至埋单，谙熟韬略的大院君，几乎将各大国玩弄于股掌之间。

在两难处境中，清廷继续奉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鸵鸟政策。清政府耐心地告诉法美，朝鲜虽名为属国，但“中国向来听其自为主持”。同时，也告诫朝鲜，凡事“自行处理”。这种琉璃蛋般的鸵鸟政策，令列强与朝鲜都难满意，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权威性不断削弱。同样的政策，也令中国在琉球、台湾问题上处处被动，越想韬光养晦，越是被人得寸进尺不断逼迫。

1873年9月，朝鲜江华岛守军再度与“测量航道”的不速之客、日本军舰云扬号发生冲突，日军随后攻占炮台。事件之后，日本照例与中国进行交涉。中国继续鸵鸟政策。这正中日本下怀，日本将中国撇在一边，与朝鲜订立《江华条约》，条约开宗明义指出：“朝鲜国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国平等之权。”大清国不敢理直气壮地行使宗主国的威权，后果逐渐显现。1879年，日本强行吞并了琉球国，大清国颜面扫地，朝鲜更是离心离德。不得已，中国开始大幅度调整朝鲜政策，一方面是帮助朝鲜建立与列强的条约体系，以国际势力的均衡制约来维持朝鲜半岛的现状，“以夷制夷”；另一方面是加强宗主国的权力，借朝鲜内乱之机，向朝鲜派驻军队，随后命令袁世凯统管朝鲜事务。

清廷既想维护宗主关系、又想“以夷制夷”，这一思路在建立条约体系的过程中并不顺利，美国坚决反对在条约中加入“朝鲜是中国属国，但内政自主”的条款。无奈之下，只能采取变通做法，在条约签订之后，以朝鲜国王的名义给美国总统发送照会，声明“属国自主”的内容，但这样的单方面声明，其在国际法中的地位和效力大成问题。

“壬午兵变”起义士兵与日本人交战情景

1882年的“壬午兵变”中，大清出兵“维和”，将侵夺了国王权力的大院君逮捕回天津软禁。从此，中国开始在朝驻军，重申“朝鲜永列藩封”，获得领事裁判权和海关监管权，帮助朝鲜训练新军、开展“洋务运动”，加强了宗主国的权力。中国还像列强一样，在仁川等港口城市设立租界，大批华商开始进入朝鲜。随军驻扎朝鲜的张謇，提出了《朝鲜善后六策》，主张废除朝鲜王国，设置郡县，纳入中国版图；朝鲜大院君也秘密建议，中国应效仿元朝，在朝鲜设行省、派监国。李鸿章看了张謇的建议，痛斥其“多事”。

最终中国依然采用将朝鲜问题国际化、中立化的“和平发展”政策，吞噬了自己本来充裕的外交回旋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