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11月5日，乌云密布的日子里，末代皇帝溥仪正在紫禁城内打网球。

忽然，一群不速之客闯进球场——他们是民国士兵，长官一声令下，他们把枪口对准了溥仪。军官勒令清逊帝溥仪在3个小时之内离开紫禁城。1987年奥斯卡最佳影片《末代皇帝》，出演了这让人难忘的一幕。

这段秋日传奇，打动了无数影迷，也让后人为末代皇帝的悲剧人生叹息不已。然而，艺术终归是虚构的，溥仪的教师庄士敦在回忆录《紫禁城的黄昏》里，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细节，关于这次溥仪出宫，事实远比剧情更为紧张。

图为溥仪在紫禁城里的网球场边。电影《末代皇帝》表现1924年溥仪被驱逐出宫时，正在打网球的情景，就是根据这张照片虚构出的。当时的真实历史是溥仪在皇后婉容房中吃水果。

1924年10月23日一早，庄士敦的仆人兴奋异常地跑来告诉他，北京发生兵变，吴佩孚派部下冯玉祥去古北口抵御奉系张作霖的进攻，没想到冯玉祥半路撤回北京，背叛吴佩孚，宣布自己脱离直系军阀，自封为国民军。

事情缘于1920年，北洋军阀中的直系吴佩孚和皖系段祺瑞彻底分裂。为了抗衡一家独大的直系，段祺瑞联络北方奉系张作霖和南方的孙中山，组成“反直三角联盟”。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

直系的军阀冯玉祥在辛亥革命时，只是低阶军官，所以他与深受满清皇恩的北洋高层军阀不同，他深受南方共和革命的影响，一向痛恨封建帝制，以反清、反复辟、排满和维护共和国体为己任，孙中山多次派人联系冯玉祥，鼓动他反对吴佩孚。此次政变就是在国民党人的策划下发生的。

显而易见，这样一位厌恶皇室的军人上台，长达13年的紫禁城黄昏，将会进入夜幕。

全北京的电话已被切断，庄士敦无法与宫里联系，他马上亲自驱车赶往紫禁城。紫禁城门旁站着荷枪实弹的士兵，他们穿的不是皇宫护军穿的那种军装。庄士敦的轿子进入了御花园，这里是溥仪和他见面的固定场所。

溥仪也正急切地等待他信任的老师。见庄士敦进来，他立刻把仆人们打发走。他说：

“他们未经允许就到了那儿（指景山）”，接着说，“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内务府大臣）绍英给他们送了茶和吃的，他们觉得我们应该把他们当做客人对待。”庄士敦问那些士兵有没有表示感谢。“不仅没有”，皇帝说，“而是要的更多。”

原来，景山上的军人是基督将军冯玉祥的盟友孙岳将军的部队，他们对皇宫外的护军越来越傲慢无礼。这些事情在庄士敦看来，预示着将有更大的动作。

图是冯玉祥政变前夕，溥仪的老师、英国人庄士敦与溥仪兄弟在御花园中的合影。从左至右依次为庄士敦、溥杰、润麒（皇后婉容之弟）、溥仪。

11月5日早晨，国民军士兵禁止想见溥仪的庄士敦和皇叔载涛进入宫里。庄士敦预感大事不好，掉转车头，直奔使馆区求助。

荷、英、日3国公使听了庄士敦的诉说，义愤填膺，二话不说，决定立即去见新政府的外交部长王正廷。王正廷是代表南方国民党阵营的著名外交家，素以革命外交而著称，对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素无好感。因此，面对外国公使的质问，王正廷起初的态度傲慢而又沉默，并暗示这属于中国内政，与国际关系无关，外国使团没有发言权。

但是，3位公使不肯罢休。他们争辩说，不想干涉中国内政，只是出于人道的缘故才出手抗议。他们强调，他们的政府将对任何虐待中国皇帝的行为感到很不满。

3位公使正在与王正廷尖刻的争论时，文章开篇的那一幕发生了。庄士敦在事后综合了多名在场的内务府官员，才知悉了事情的全过程。

原来，就在庄士敦和载涛离开宫门后不久，上午9点，冯玉祥的参谋鹿钟麟带着一支队伍来到神武门，突然解散皇宫护军，并把他们缴了械。鹿钟麟带人进了宫，同行的还有一个名叫李石曾的文人，李石曾是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是中国赴法勤工俭学的带头人，他在学术界思想界也很出名，故宫“收归国有”后，他是故宫博物院的创始人。

鹿钟麟要求与“溥仪先生谈话”，要溥仪出来见面。被内务府大臣绍英婉拒。鹿钟麟随即放肆地喊，“我是来命令溥仪先生和他的妻子，以及两位太妃在5小时内离开紫禁城的。如果他们多停留一分钟，出现什么后果，他们就不负责了”。

绍英气得说不出话来，但他看出眼前这些人既有动武的念头，又有动武的实力，他只好放下大臣的架子，向皇帝禀报。

接下来的情节，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有更为细致的回忆。《我的前半生》共有三个版本，其中最早的内部发行版本，是溥仪和胞弟溥杰在狱中撰写的反省材料，虽然文法不甚通顺，但却是最具有史料价值的。溥仪回忆说：

那天上午，我正在储秀宫和婉容吃着水果聊天，内务府大臣们突然跑了进来。为首的绍英手里拿着一件公文，气喘吁吁地说：

“皇上，皇上，??冯玉祥派了军队来了！还有李鸿藻的后人李石曾，说民国要废止优待条件，拿来这个叫，叫签字，??”

我一下子跳了起来，刚咬了一口的苹果滚到地上去了。我夺过他手里的公文，看见上面写着种种修改过的优待条件。

“给我交涉去！”

“嗻！”

这时，光绪的妃子端康太妃刚刚去世不多天，官里只剩下敬懿和荣惠两个太妃，这两位老太太说什么也不肯走。绍英拿这个做理由，去和鹿钟麟商量，结果允许延到下午三点。过了中午，经过交涉，父亲（醇亲王）进了宫，朱、陈两师傅被放了进来，只有庄士敦被挡在外面。

听说王爷进来了，我马上走出屋子去迎他，看见他走进了宫门口，我立即叫道：“王爷，这怎么办哪？”

他听见我的叫声，像挨了定身法似的，粘在那里了，既不走近前来，也不回答我的问题，嘴唇哆嗦了好半天，才挤出一句没用的话：“听，听旨意，听旨意??”

我又急又气，一扭身自己进了屋子。后来据太监告诉我，他听说我在修正条件上签了字，立刻把自己头上的花翎一把揪下来，连帽子一起摔在地上，嘴里嘟囔着说：“完了！完了！这个也甭要了！”

我回到屋里，过了不大功夫，绍英回来了，脸色比刚才更加难看，哆哆嗦嗦地说：“鹿钟麟催啦，说，说再限二十分钟，不然的话，不然的话??景山上就要开炮啦??”

其实鹿钟麟只带了二十名手枪队员，可是他这句吓唬人的话却非常管用。溥仪答应鹿的要求，决定先到他父亲醇亲王的家里去。

这时国民军已准备好汽车，一共五辆，鹿钟麟坐头辆，溥仪坐了第二辆，婉容和文绣、绍英等人依次上了后面的车。

与电影情节不同的是，鹿钟麟并没有出动装甲汽车，溥仪是被两辆卡车的士兵押到醇亲王府的，士兵欢呼胜利的情景的确是有的，只是不在紫禁城，而是在醇亲王府。

醇亲王自己的卫兵也被赶出营房，冯玉祥的部队住了进去。虽然革命政府把皇帝“废为庶人”，但是仍然没有行动自由。这是为什么呢？溥仪猜测，冯玉祥怕他跑到使馆区避难。

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冯玉祥根据满清退位优待条款，武力胁迫清逊帝溥仪离开紫禁城。同时，大量宫中太监也被驱逐。图为在警察监视下离宫的逊清内务府人员。

已经逊位12年的前皇帝，会成为革命者的死靶子，这真是中国的悲剧。庄士敦为此说：“使用武力的人不知道，并且也许永远不会相信，皇帝自己也急切地希望放弃特权。如果被人强制驱逐，也希望是合法的议会做出的裁决。”共和派政治家、皇帝和普通百姓，谁都不理解别人的真实想法，这或许是中国政局乱相的重要原因。

政变的政客想使全世界相信，他们在紫禁城采取行动时没有使用武力威胁，但庄士敦让他们的希望落了空，因此，他们认为庄士敦是危险的帝国主义分子。此后，庄士敦有3个星期没有见到溥仪。而且，禁令被扩展到所有的外国人。

由于冯玉祥的背叛，吴佩孚一败涂地，张作霖反败为胜。冯玉祥加入“反直三角同盟”，他通电拥戴段祺瑞为国民军大元帅，并电邀段祺瑞、孙中山入京共商国是。11月中旬，冯玉祥、张作霖在天津碰面，决定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以段祺瑞为临时执政。

冯玉祥和张作霖本该是盟友，但是，有消息传到北京说，两人在天津的第一次会谈就吵得不可开交，主要原因就是紫禁城事件。

1924年11月17日，段、张、冯三人在北京的段祺瑞府邸再次会面。段祺瑞在接见冯玉祥时非常冷淡。段对北京的媒体表示，他对任意取消“优待条件”极为不满。第二天，中外报纸刊载：“昨天，段祺瑞大帅就任临时总执政之职。他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撤消了曾引起极大争议的对满清皇帝的诸多限制，并宣布允许皇上的家庭教师庄士敦先生访问他的学生。”当天晚上，庄士敦就走进了醇亲王府，冯玉祥的士兵也撤走了。

溥仪被赶出紫禁城后，避居醇亲王府，图为避难期间，溥仪与生父醇亲王在王府中。左一为醇亲王载沣，左二为溥仪。

孰料，两三天之后，阴云又重新笼罩了天空。谣言四起，传说很快将有另一次打击落到皇帝身上。

原来，段祺瑞和张作霖互相勾结，联手排挤冯玉祥。李朝阳编写的《冯玉祥与近代中国政治》一书记载，此时，皖系军阀卢永祥企图恢复江苏地盘，怂恿奉军南下，而吴佩孚又企图北上报仇。冯玉祥面临着奉、直、皖几方面的军事压力。这时，他才意识到拥段出山是个错误，所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断送了北京政变的全功。冯玉祥十分懊悔，精神非常消极，一直在扬言要辞职，退隐到西山的一所佛寺里。

这时冯的部下、国民军第二军将领岳维峻、邓宝珊向冯玉祥献上一计：趁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俩只带少数卫队在北京之机，举行暴动，把他们父子俩捉住枪毙，以快人心！冯认为这样做会激起奉军异动，酿成混战，日本会趁机进占东三省，不同意此计。但是，他们的谈话不胫而走，传到了北京的上层社交圈里，引起无名的恐慌??

内务府大臣一直阻止溥仪出宫，担心溥仪的生命安全也是原因之一。

就在谣言满天飞时，外国报纸也报道了北京将要发生一次政变的迹象。庄士敦努力安慰溥仪一家人，但是于事无补。最后，大家商定还是进使馆区避难。

第二天（11月29日）上午，溥仪的中文师傅陈宝琛告诉庄，据他得到的“最新消息”，冯玉祥正在往城里增调部队，并突然把他的一批高级军官召集到西山他所在的寺庙里开会。看来，冯玉祥随时可能动手。这次，醇亲王府恐怕也保不住皇上。

他们和溥仪商议，最好现在就动身。溥仪毫不犹豫地同意了。庄士敦强调，不要把计划通知醇亲王府的任何人，包括皇后和皇上的父亲醇亲王，皇上一个人先走。

为了避免引起猜疑，溥仪未做任何“起驾”的准备。就在溥仪跨上汽车之时，有人发现了异常：醇亲王的管家张文治突然走出房门，问他们到哪里去。陈宝琛回答，我们只是出去兜风。

张文治有些怀疑，他问是否可以陪着一起去。没有人接他的话茬儿。皇上坐到他的位子上之后，让庄士敦坐在他身旁，并要求庄为司机指示行车路线。幸好这位司机是最忠实于皇上的仆人之一。陈宝琛与张文治也一起坐上了庄士敦的汽车。

两辆汽车开出大门。幸运的是，门口警察好像是奉命护驾，不但没有阻拦，反而有两名全副武装的警官跳上了溥仪轿车两旁的踏脚板，与皇帝一起出行。

为了避开国民军，庄士敦曾两次让司机改变方向，避开了所有主要街道，走了一条曲折的路线。

天公也很作美，那天秋风刮起，尘土漫天。汽车向南驶进哈德门大街。忽然，溥仪对庄士敦说，他想要看一眼庄以前曾对他提起的某个照相馆橱窗里的几张照片。那家照相馆是一个德国人开的。“我知道那个地方，”司机说，“那地方在使馆区里。”“我想是的”。庄士敦大声说，故意让外面的警察听见，他又说：“一直向南走就到了”，汽车晃晃悠悠地开进了使馆区，停在照相馆外面。两名警察无动于衷地下车站着，这使溥仪一行大感宽慰。

原来，进这家照相馆是庄士敦与溥仪早就商量好的，只要找到开车出来的机会，中途就改道去照相馆——也就是偷偷溜进使馆区。

张文治显得不知所措，他对庄士敦说：“我们到这儿来干吗？”他问话的语气有些激动，庄士敦没有理他，而是转向溥仪：“禄柏医生的诊所离这不远，我们去看看他吧。”禄柏是一位有名的德国医生，过去一两年里，他经常应召入宫。他所在德国医院，就在使馆区的腹地。

汽车很快就到了德国医院。张文治悻悻地下车离去，去给醇王爷报信。接着，庄士敦留下陈宝琛陪着溥仪。他先去日本公使馆，他认为日本公使是所有外国公使中最有可能也愿意接纳溥仪的人。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溥仪与日本使馆的渊源。1923年9月，日本发生了关东大地震，人民伤亡惨重。溥仪从报纸上得知后，向日本捐献了30件故宫文物，希望日本用拍卖后的收入赈济灾民。日本的大正天皇收到文物后，赞不绝口，担心这么珍贵的文物流入民间保存不当，便以皇室收藏的名义高价收买。日本政府为了表达对溥仪的谢意，特派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去紫禁城拜见致谢。芳泽走了庄士敦的“后门”，溥仪才在御花园接见了他。此外，日本一直鼓励驻华人员结交中国权贵，以备日后之用。因此，庄士敦确认日本政府最有可能庇护溥仪。

不巧的是，日本公使不在家，无奈之下，庄士敦只好去英国使馆碰运气。不过，做过英国外交官的庄士敦知道，英国政府当时的态度是坚决反对英国公民卷入中国内政。因此在和英国公使麻克类交谈时，庄士敦试图尽可能地冲淡他在皇上出走一事中的作用。不出庄士敦所料，麻克类态度暧昧，不大愿意接收溥仪。

庄士敦只好又折回到日本使馆，日本的芳泽公使刚好回来了。对于庄士敦的避难请求，日本公使没有马上答复。芳泽思索着，在屋子里来回踱步。房间里的空气暂时凝固了。芳泽好半天才说，他准备接纳溥仪，但是需要安排得更得体一些。因此，他请庄士敦先回德国医院等他的消息。

庄士敦好一阵失望，他担心日本公使也是委婉的拒绝。后来他才知道，为了所谓“更得体一些”，芳泽公使和他的妻子把他们自己的房间——使馆中最好的房间腾给了皇上。

但是，当庄士敦高兴地回到德国医院时，溥仪却不见了！庄士敦焦急地折回日本使馆，意外的是，溥仪已经在日本使馆里了。这又是怎么回事，难道是溥仪自己偷偷跑进去了吗？

这是郑孝胥干的。溥仪的亲信郑孝胥与日本使馆的卫队长竹本大佐很熟悉，竹本也对溥仪的不幸境遇深表同情，并十分愿意帮助他。于是，看到“出门无方”的溥仪，郑孝胥想到了竹本。

或许，关于冯玉祥军队的情报，以及各种威胁溥仪安全的谣言，都出自日本人之手。日本人正等着溥仪自投罗网。而且，二战前的日本军人，均受日本军部指挥，并不受外交机构和政府的控制，日军独断专行，远比外交官更热衷于干涉中国内政。

谈妥以后，郑孝胥折回德国医院，他用自己的马车把溥仪接到日本使馆。但是路上又出了岔子，马车迷路了。车夫对使馆区的路况不熟，走着走着，郑孝胥才发现车窗外的景色不对，车子沿着长安街行驶，也就是说马车走到了使馆区以外的地方去了。幸运的是，满天风沙越来越大，已刮成了沙尘暴，街上的国民军士兵，忙于避风，没人盘查。马车重新拐进使馆区，竹本司令官正在公使馆门前张望。

芳泽公使见到溥仪，一口一个“陛下”地叫着，像个仆人一样忙前忙后照顾溥仪。后来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说，日本公使的恭敬，与本国政变军人的无礼，形成严重的反差，正是在那一刻，他对日本产生了深深的好感。

第二天，皇上出走的消息在北京城里引起轰动，其轰动程度不亚于先前他的被驱逐。

几天以后，在日本公使的抗议下，段祺瑞才同意放走皇后婉容等人，溥仪和他的忠实臣仆都在日本使馆里居住。从此，溥仪一直处于日本政府的“保护”之下，直到1945年在机场被苏军俘虏。

1924年11月29日，众多满清遗老畏惧民国政府对他们的惩罚，遂怂恿溥仪躲进日本使馆避难。上图为溥仪在北京东交民巷21号日本公使馆，与来访的中日名流人士合影，中间戴黑墨镜者为溥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