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柠，网易历史频道专栏作者。作家、艺术评论者。先后在两岸三地出版图书十余种，主编《东方历史评论》日本特辑“理解日本”，译有内山完造《花甲录》等。本文为网易历史频道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二战结束，日本被置于美军的单独占领之下。GHQ（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对日本的大政方针是所谓“3D”政策：Demilitarization（非军事化）、Democratization（民主化）和Decentralization（直译为财富和权力的分散化，即解散财阀）。其中，一和三是明确的，但围绕如何推进民主化的路线图问题，GHQ内部存在分歧。而最主要的分歧点，就是天皇制的存废。在新宪法的骨架成形之前，革新派与保守派在水面下的角力一刻也未停止。而在角力的不同阶段，充满了种种不确定性，也包括天皇从日本消失的可能性。

昭和二十年（1945），圣诞节当天，以GHQ民间情报局（CIE）局长、戴克·肯尼斯（Dyke Kenneth Reed）准将为首的GHQ官员和美国记者一行六人，从东京搭乘军用列车到达名古屋。从名古屋车站换乘一辆军用吉普，穿过空袭后的废墟，在瓦砾间迂回蛇行，最后停在了名古屋市千种区今池町的一间杂货屋的门前。杂货屋的主人叫熊泽宽道（Hiromichi Kumazawa），正是一行要访问的对象。

熊泽宽道一家

据一行中的《星条旗报》记者凯利描绘：“宽道其人个子很高，橄榄色的皮肤，有种威严感。与其说是日本人，倒有些像朝鲜人。”在玄关脱鞋进屋，一家人跪坐在帷幔前，宽道逐一把妻子和三个孩子介绍给客人。长子尊信在满洲被俘，后被苏军押送至西伯利亚战俘收容所，彼时的情况是“去向不明”。在代表统治者的异国客人面前，宽道像被邪灵附体了似的，喋喋不休地讲了近五小时，反复强调南朝后龟山天皇的继承者是他，延续了北朝血脉的裕仁天皇，实际上是距今六百年前，凭借阴谋与暗杀篡夺皇位的仇人的子孙。边说边展示相关资料，无非是摹写的家系图、某寺庙的记事帐一类。最后，宽道手捧乃父的骨灰盒，边垂泪边说道：“1915年父亲去世。生前曾留下遗言，在夙愿达成之前，不起谥号，不建墓地……”其演技显然感动了在场的记者，表示“会尽力，但对能否恢复皇位，则没有信心”。但对宽道所担心受到日本警察骚扰的问题，美国记者则安慰他说：“只要被海外，特别是日本的报纸广为报道，料警察也会有所忌惮，不至于轻易出手。”

果不其然，一行人离去后，警察闻风而至，把熊泽夫妇带走问话。GHQ方面得到线报后，当即照会外务省，“如熊泽家族发生任何不测事态的话，占领军将感到非常为难”，有效地牵制了日本警方的作为。

一个月后，此次采访的报道，配以身穿和式礼服的宽道携家人在十六瓣菊花纹章（日本皇室的象征）帷幔前的合影，陆续见诸报端：《星条旗报》和Life均大篇幅报道了“Another Emperor”（另一个天皇）的消息，欧美各大媒体争相转载，“标题党”们极尽炒作之能事，诸如“五十六岁的商店主，向裕仁要求皇位”“光复被窃取的皇位，已经等了五百五十四年！”“裕仁天皇是头号战犯”“国民被裕仁骗了”“麦帅是上天派来的使者”，等等，吸睛无数。煽情的同时，也微妙地传递了占领军方面的立场——显然，这一时期，GHQ是“挺”熊泽“天皇”的。海外媒体一报，日本报纸迅速跟进，熊泽“天皇”支持团体（如“南朝奉戴国民同盟”）纷纷成立，一时间，“熊泽天皇骚动”甚嚣尘上。

这场骚动的直接起因，是几个月前，熊泽宽道致麦克阿瑟的一纸请愿书。在信中，熊泽陈情道：“俺才是南朝正统的皇胤，俺有权继承皇位。理应让北朝系的天皇裕仁退位，尽快把皇位让给寡人才是。”对这份陈情书，在GHQ内部，有各种各样的看法，有人当成是精神异常者的呓语，也有人看作天皇家族的丑闻，怀疑代代相传的天皇历史“有诈”。但彼时，通过打倒天皇制建立民主制度的意见占主流，熊泽“天皇”的诉求刚好提供了一个动摇天皇制的绝好机会，GHQ岂有不利用的道理？一向被看成是“不可侵”之神圣存在的天皇出现了两个，这对“不言自明”的天皇权威的消解作用也是“不言自明”的。

但利用归利用，究竟利用到何种程度，达到何种目的，GHQ方面一边观察动静，一边操纵着手中的提线，同时并未放松对熊泽“天皇”的暗中监控。据GHQ的《情报日志》（Daily Intelligence Summary）1946年9月21日记载：（熊泽“天皇”）“大约是由于颂扬占领，批判现天皇的缘故，受到共产党的追捧。他有一些偏执狂的特征，并未构成对现天皇的实质性威胁。但惟其目的是‘革命’，务须予以持续监视。”

GHQ对熊泽“天皇”所谓“偏执狂”的评价，虽说言中却有失全面。事实上，宽道既执拗，而又懂得审时度势，智商和情商都很了得。眼瞅着第一波美、日媒体曝光潮退温后，宽道又展开了对GHQ的新一轮公关。1947年8月，宽道对麦帅发出了第二通请愿书：“窃以为，我南朝再兴之宏愿终于迎来了最后的阶段——此即近来日益增幅的裕仁天皇退位说。”显然把美占领军主导的天皇退位舆论当成了自己的机遇。他甚至质疑裕仁天皇的出身：“现天皇是邪统的伪主，素有足利氏的私生子之嫌疑。”在请愿书中，他还附上了一纸《对世界宣言》，并把请愿书同时寄送杜鲁门总统和盟国对日工作的两个重要机构——对日理事会和远东委员会，其认为易位时机已到，急于收官的焦虑溢于言表。

请愿书的措辞，也充分说明宽道绝非一介乡野粗人。如他开宗明义，率先引用占领军关于保护公民信仰和言论自由的指令，然后再巧妙地切入其对于现天皇制的议论。在行文中，对近六个世纪前南北朝乱的历史，也多以诸如“足利军阀”“北朝军阀”等新时代的表述，刻意迎合主流意识形态、“借力击球”的意图相当露骨。不过，就事论事地看，宽道之皇位继承的要求也并非毫无道理，甚至还很有说服力：

1392年，在皇位由大觉寺统（南朝）和持明院统（北朝）“两统迭立”的约束下，南朝的末代皇帝后龟山天皇亲赴京都，将作为皇室象征的三种神器（八尺镜、八尺琼勾玉和草雉剑）连同皇位让渡给北朝的后小松天皇，南北朝实现统合（明德和约）。史书记载，由于北朝天皇未履行“皇帝轮流做”的约定，大觉寺统的皇胤被彻底消灭，继而，长禄之变，南朝的皇统又被根绝……可是别忘了，还有熊野宫信雅王。

接着，端出了自己与信雅亲王“血脉相连”的“证据”：“‘熊泽’的‘熊’字，正源于熊野宫，‘泽’则取自奥州地名泽邑。俺虽然是养子，但在族谱上，与养父熊泽大然同属后龟山天皇的直系子孙……”

熊泽家族的皇位继承权请求运动，确非自宽道始。早在明治四十一年（1908），宽道的养父熊泽大然（Hiroshika Kumazawa）便从名古屋上京，访问内大臣府，向内大臣德大寺实则侯爵递交了“执奏愿”。其主旨为，“拟于尾州时之岛玄曾旧延命寺遗址上的八幡神社，正式合祀信雅亲王”。鉴于亲王系后龟山天皇的曾孙，而“自己虽忝为信雅亲王的后裔，但熊泽家在亲王以降的四个世纪中，已混同民伍”的事实，“吾等自己总不该随意合祀，由皇室之手来实施才顺理成章”。因此，“速请皇室调查认定为盼”。与此同时，国内各地的南朝彰显运动也所在多有，旨在强调自己及家族的南朝血统，以跻身华族，享受特殊待遇。

但对明治官府来说，熊泽大然的诉求不可与各地的彰显运动等量齐观。因为，如果调查结果证明信雅亲王的出身与熊泽家族有任何关联性的话，事态便有可能直接转化为皇位请求权问题——事儿可就大了去了。于是，只好按兵不动，消极以待。可大然哪里肯消停，一再造访内大臣府，催问调查结果和合祀问题，俨然成了一“缠访”户。后在其百般逼问之下，内大臣府一位叫宫本的属官不触及信雅亲王合祀的原则问题，而以其个人“私见”的口吻，透露了“可把大然氏追加为皇族一员”的解决方案。大然表示：“若追加为皇族的话，希望把俺列在序列的首位。”对此，宫本很警惕，因为明治天皇只有一位皇子（即后来的大正天皇），搞不好，皇统偏移到熊泽家，可不是闹着玩的，当即拒绝了大然的要求。至此，朝廷与熊泽大然的正面接触全面中止。大然开始走入地下，一面募集同情者，伺机再起。

据1945年秋，熊泽宽道对麦克阿瑟的请愿书中所附的资料目录，熊泽家族上奏内大臣府和宫内厅的请愿，战前就有七次之多。从权倾一时的军政首脑、国之重臣，到拥有举足轻重影响力的实力派人物，如近卫文麿、牧野伸显、中野正刚、头山满、德富苏峰、东条英机、荒木贞夫等，均曾收到过寄自熊泽家族的愿书。据宽道自己记述，大然死前曾对他亲口说，“明治天皇本人听说了奏折的事，曾命德大寺内大臣酌处”，但真伪不知。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从大正八年（1919）起，家族名义代表人换成了养子宽道。其实大正四年（1915）1月，因大然病殁，关于熊泽家族名义人继承的问题，宫内厅就曾得到过照会。可除了熊泽宽道之外，同族中，还有熊泽忠三郎等四人也发来过继承家族名义人的愿书，宫内厅虽未做任何回应，静观其变，但显然默认了宽道一系的继承权。继承了大然衣钵的宽道，从大正八年到昭和十六年（1941），五次上奏，但均遭无视，只吸引了一些狂热的南朝研究者和右翼思想家的关注。

不过，一些自认为是南朝后裔者的历史悲情不断升温，加上部分南朝粉学者和民众的共同加持，人们对熊泽家族的不懈维权，虽不尽信，却也多少有种“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倾向，乃至形成了一种所谓“南朝意识形态”的舆论。如明治四十三年（1910）12月，在“大逆事件”的庭审中，审判长劝诱主犯幸德秋水认罪，说“你谋弑圣德至高的今上陛下，犯了天人难赦之大罪”。秋水不屑地反问道：“今天的天皇不就是那个杀了南朝的天子，夺走了三种神器的北朝天子的子孙吗？既弑如此不堪之君，何至于罪愆至此呢？”审判长竟被问得张口结舌，语无伦次，致庭上大乱。这种舆论，在战前虽然也没少被利用，甚至在策动“2·26”事件的陆军皇道派青年将校中间，亦曾出现过“熊泽天皇拥立论”的声音，但基本被置于“特高”警察和军部的监控之下，宽道其人也很懂见风使舵，该低调时则低调，“南朝意识形态”始终未发酵。直到GHQ介入，状况才为之一变。

自从上书麦克阿瑟，被美国媒体曝光之后，熊泽宽道的生活节奏便失去了往日的平静。对美国来说，从最初关于天皇制存废的检讨，到“文化天皇”方针的确立，熊泽“天皇”是绝好的道具，对现天皇从神格天皇“降格”到人间天皇的过程中，妥妥地起到了一种“制冷剂”的作用。因此，熊泽宽道——这位名古屋出身的小业主开始马不停蹄地奔走于南朝彰显运动，在全国巡回演讲。且无论走到哪儿，都有美军MP（宪兵）的“保护”。宽道也深知自己在美军方面的“身价”，不惜对GHQ提出各种要求。当然，GHQ不会照单全收，但面子会给足，对“Emperor Kumazawa”的一些狮子大张口式的要求，则假装没听见。如1983年，早已退休的戴克·肯尼斯准将在与日本历史学家秦郁彦的通信中坦陈：

对于熊泽所要求的从占领军包租数架飞机和数辆汽车，组成日美混成的调查团”，然后“由GHQ总司令官（即麦克阿瑟）发布新天皇大政奉还的命令”等一些异想天开的条件，“我们基本只作为幽默的范畴来理解，从未付诸过正经的讨论。

但诸如此类的后台布景，宽道自然不可能了解。他哪里会想到，当自己在美军护卫和大群粉丝的前呼后拥下，候鸟似的在各地飞来飞去，享受着新闻媒体的曝光和南朝拥护者们追捧时候，GHQ正密切关注着民众对天皇制的态度，一边统计着支持率。而与此同时，“人间天皇”裕仁为了强化自身的存在感，也踏上了全国巡幸的征途，所到之处，受到民众狂热的拥戴——在GHQ的精心策划下，有意无意地，“两个天皇”形成了一种PK局面。裕仁天皇巡幸至名古屋时，一行从熊泽宽道的杂货屋门前经过，侍从指着店幌对天皇说：“这儿就是熊泽天皇的家。”而熊泽“天皇”在游说途中，也曾与裕仁天皇大驾不期而遇。熊泽请求会见裕仁，但被宫内厅的侍从挡驾，未能实现。当然，GHQ也绝不容许发生那样的事态。

熊泽“天皇”与GHQ的蜜月期并不长。首先，出于“冷战”的现实需要，日本必须成为远东反共的“桥头堡”。为此，美国的对日占领方针经过最初的摇摆，很快便实现了战略转型——从废除天皇制，到维持天皇制前提下的民主化。其次，当美军看到裕仁天皇的支持率逾90%，巡幸所到之处的狂欢场面之后，深知取而代不仅几无可能，反而会带来负面效果。加上裕仁天皇本人相当配合，在美军的授意下，发表《人间宣言》，走下神坛，与皇太子一起读《星条旗报》的照片刊登在《朝日新闻》上，已无需再节外生枝。而相形之下，熊泽“天皇”的支持者除了一些别有用心的政客、学者和南朝狂粉之外，多是纯粹出于好奇心、热爱八卦的吃瓜群众，满足了一时的好奇心之后，觉得熊泽“天皇”无非是一个“夸大妄想狂”而已，遂四散而去。而且，熊泽“天皇”被新闻媒体曝光，走上前台之后，短时间内，又冒出多位“天皇”，无不否认熊泽宽道的皇统，强调自己才是如假包换的南朝正统的皇胤。如此野心勃勃的“候补天皇”，仅宽道的宗家，就出了四五位。甚至有人还借菊花纹章的威光，招摇撞骗，偷税漏税，作奸犯科。据历史学者保阪正康统计，从昭和二十年（1945）秋到二十五年（1950），包括熊泽宽道的宗家在内，日本各地共出现过南朝“天皇”十九人，其况之夥堪用“雨后春笋”来形容。在这种情况下，GHQ看破了熊道“天皇”的利用价值，并迅速切割。

而一朝被GHQ抛弃，粉丝纷纷作鸟兽散，昔日前呼后拥的熊泽“天皇”，几乎顷刻间重回孤家寡人境地，只有一位重臣——被宽道任命为“北畠亲房役”的南朝深度脑残粉、民间历史学者吉田长藏留在了“天皇”的身边。他曾一度组织“南朝奉戴国民同盟”，试图挽回失地，却已无力回天。然而，困兽犹斗，吉田所能想到、且只有在战后民主化了的法治国家才有可能实现的一招制敌的最后战术，是与熊泽宽道联名起诉“现天皇不适格”。昭和二十六年（1951）1月，在东京地方裁判所立案时，诉状的原告人是吉田长藏和熊泽宽道，而被告人栏中则赫然写着：“东京都千代田区丸之内宫城内 天皇事裕仁”，这在日本司法史上是破天荒的事件。但起诉四十五天后，原告二人收到了一纸由东京地方法院民事第一部裁判官安武东一郎署名的书面司法通知书：“天皇不服裁判权”，起诉被驳回。至此，天皇梦破碎，熊泽终未能东山再起。

晚年的宽道生活潦倒。昭和二十九年（1954）秋，与家人别居，独自一人上京，在位于池袋车站前人生横町的一位女推拿师的家中栖身，在玄关旁边只有两张榻榻米大的隔间里起居。后来，竟连这个蜗居也不保，被板桥区莲根町法华经道场的女主人收留。昭和四十一年（1966）6月，孤独地死在志村桥外科病院的一间病室中。死因是胰腺癌。得年七十八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