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5月18日报道 日本《经济学人》周刊3月28日刊登评论家中野刚志文章《“自由贸易带来成长”的谎言 战后日本靠“保护贸易”发展至今》称，贸易自由化不一定能带来经济成长。战后日本的经济成长是冷战这一特殊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带来的侥幸结果。冷战时期日本属于西方阵营，处于美国庇护之下，如果没有这一地缘政治环境，能否实现战后经济的成功令人怀疑。

文章称，如果认为日本的经济发展是自由贸易带来的成果，这种想法也太过单纯了。

“自由贸易带来经济增长。战后日本是多亏自由贸易才得以成功的。”这曾作为不容置疑的论调被广泛相信。

然而，凭这种对通常说法囫囵吞枣地接受的认知惰性，无法渡过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的混乱时代。自由贸易和经济成长的正“相关”关系，并不一定意味着自由贸易会带来经济成长的“因果”关系。经济成长的因素除贸易以外还有很多。

自由贸易会带来经济成长，这并不是理所当然的。

被管理的自由贸易

文章称，战后自由贸易和经济成长呈现出正相关关系。不过，在黄金与美元的交换比率固定在1盎司=35美元的1950至1973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自由贸易，即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体制下的贸易的实际状态，与经济理论上的纯粹自由贸易有很大不同。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体制下的贸易自由化与今天的世界贸易组织（WTO）体制不同，是相当稳妥和渐进的。即，农业领域和服务领域基本被排除在自由化对象范围外，在工业领域也承认各种例外措施，包括反倾销税、多边纤维协定、出口自主限制和紧急进口限制措施等。各国都有采取政策缓和因贸易自由化带来的激变的空间。

文章称，以出口自主限制为例，日本1955年加入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由于来自日本的产品急剧增加，美国提出了要求，日本1956年进行了棉产品的对美出口自主限制，1969年是钢铁，1972年是纤维，1977年是彩电，1981年是汽车。

文章称，受到对来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各国的进口的数量限制（决定一定时期内对某品目的进口量，不允许进口超过这一数量的非关税壁垒）的工业品目数方面，1963年是欧洲共同体（EC）76品目，日本132品目，到1970年分别是65品目和81品目。从全世界范围来看，日本是明显的进口限制国。

相比之下，英国和美国在1963年分别是10品目和7品目，品目较少。但到了1970年，英国是28品目，美国是67品目，贸易管制得到加强。

像这样，一般认为，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推动了战后贸易自由化，但实际状况大大偏离了自由贸易理论。

另外，各国对因自由贸易化而遭到损失的产业和阶层采取补偿性措施，如发放补贴或推出福利政策等，减少了对国内收入分配造成的负面影响。因此，这一时期看到的现象是，随着贸易自由化的进展，政府干预的规模越来越大。

总之，取代关税保护的是通过社会政策加强保护。这可以说是“被管理的自由贸易”，或者可以说是保护贸易的一种。不管怎么说，战后的自由贸易与战前自由贸易不同，政府的干预和保护大幅增加。

文章称，有关战后自由贸易和经济增长呈现正相关关系一事，美国经济学者迈克尔·克莱门斯和杰弗里·威廉森指出，在战后良好形势下，得以进入实现了高速成长的国家市场的那些国家取得了迅速成长，而且这些国家为了进入外国市场而达成相互下调关税的协议。这是战后自由贸易与经济成长正相关的最大因素。

也就是说，不是因为下调关税才实现了成长，而是因为实现了成长才得以下调关税。战后自由贸易化得以成功，是多亏了市场的成长。而且，这些自由贸易化伴随着政府管理和保护。

文章称，自上世纪80年代以后，贸易自由化进一步发展，1995年成立世贸组织，自由化对象扩大至农业和服务领域。另一方面，以“小政府”为理想的新自由主义理念抬头，政府的管理和保护大幅减退。

然而，世界经济平均实际增长率由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4.8%减少至3.2%（1980至2009年）。2008年以后，世界经济停滞，世界贸易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也呈现不增不减状态。

文章称，由此可以推出，可以说经济增长会使贸易扩大，但无法说贸易自由化会使经济增长，也不能说保护主义是经济增长的障碍。倒不如说，彻底推行贸易自由化可能给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

冷战的恩惠

文章称，如果探寻带来战后日本繁荣的原因，则应该把目光投向冷战结构这一地缘政治环境。由于冷战是意识形态的对立，美国的战略目的不仅在于针对当时苏联的军事攻击采取防卫措施，还有阻止共产主义化的意图。

美国为防止亚洲的共产主义化而干预了朝鲜战争，这创造出了“特需”，日本因此抓住了战后复兴的机会，也被拉入了西方经济圈。

文章称，美国为让日本留在西方经济圈，对日本积极开放本国市场。为此，美国在广泛范围内下调了关税，对日本维持主要关税的情况也采取了宽容允许的态度。

自60年代后半期以后，东西紧张局势得到缓和，日本成了经济大国，美国经济实力相对下降，美国无法再对日本的出口采取宽容态度，日美贸易摩擦产生。

不过，1979年苏联进攻阿富汗，美国再次转而加强与西方盟国的关系，经济政策也发生了变化。为增强军备，美国支出巨额财政，为强化经济霸权，美国采取了美元升值政策。由于美国内需扩大和美元升值（日元贬值），日本再次享受了对美出口的恩惠。

总之，战后日本的经济成长是冷战这一特殊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带来的侥幸结果。冷战时期日本属于西方阵营，处于美国庇护之下，如果没有这一地缘政治环境，能否实现战后经济的成功令人怀疑。

但是，自上世纪80年代后半期开始，苏联威胁大幅减弱，冷战最终结束。美国认为已没有必要对日本采取宽容态度，因此通过日美结构协议等强硬要求开放市场。日本也响应美国的要求推进市场开放和自由化，但在此期间的日本经济陷入了被称为“失去的20 年”的长期低迷局面。

战后日本取得显著经济增长是在冷战时期，而失去的20年与冷战结束后的20年时间是一致的。这不会完全只是偶然。

文章称，从战后日本的成功经历明显可以看出，得出“自由贸易才是通往经济成长的道路”的教训是多么错误。贸易自由化不一定能带来经济成长，战后日本成功的最大因素是冷战。冷战结束四分之一世纪了，在美国霸权正走向终结的时代，有关执拗于自由贸易的认知惰性，已无需多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