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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窗口 中国早期现代化：与日本的比较
核心提示： 实际上，如果说18世纪以来中国和欧洲的发展道路出现了"大分流"，19世纪中叶起，亚洲内部也发生了现代化起步时段相同而发展结果却大相径庭的"大分流"现象，其中的代表性国家就是中国和日本。
朱荫贵资料图
朱荫贵教授荣休纪念专辑
编者按：
朱荫贵教授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史专家，也是我的老师，虽然不是我的导师。朱荫贵教授非常平易近人，很多时候碰到他，都是老师向我这个学生先打招呼，因为我还没有来得及向老师问好。他在我心中的经典形象是，他戴着椭圆形的宽边眼睛，穿着西服，略显花白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笑眯眯的，和蔼可亲地看着我，然后关心地询问我的近况。
朱荫贵先生，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硕士博士均毕业于中国社科科学院研究生院，在东京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师从日本著名中国史专家滨下武志教授。他先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经济所中国经济史研究室主任，兼任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客座研究员。1998年他担任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03年他被复旦大学人才引进，担任历史系教授。他在复旦历史系先后担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主任、历史系学术委员会主任。
朱荫贵先生1993年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颁发有突出贡献的社会科学家证书，并从该年度起终身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他的主要社会兼职有：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近代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商业史学会理事、副会长；中国日本史学会理事、全国 日本经济学会理事等。
朱荫贵先生主要研究集中在中国经济史领域，对中国、日本近代史其他学术领域也有深入的研究，著作等身，成果卓著。值此先生荣休之际，季我努学社特地联络先生，将其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经济研究》等顶级学术刊物发表的论文整理出来，组成朱荫贵教授荣休纪念特辑，与学界同人和广大读者朋友分享。
自18世纪工业革命爆发后，机器大工业的浪潮席卷四方，迅速被世界接受和效仿，形成了以机器大工业为标志的现代化潮流。此时世界上出现的一个明显趋势，就是农业文明逐渐向工业文明转化，东西方发展的差距日益明显。
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关注的重点，是1800年以来中国和欧洲呈现的差异，｛参见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亚洲内部的情况并非该书关注的重点。实际上，如果说18世纪以来中国和欧洲的发展道路出现了"大分流"，19世纪中叶起，亚洲内部也发生了现代化起步时段相同而发展结果却大相径庭的"大分流"现象，其中的代表性国家就是中国和日本。
如今我国正在进行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长时段角度看，某种程度上正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继续和发展，故而回顾这段历史，对于我们今天的现代化伟业，仍然具有启迪和借鉴作用。
19世纪中叶，中日两国分别开始了以"求强"、"求富"为中心的洋务运动和以"殖产兴业"、"富国强兵"为中心的明治维新运动，迈出了工业化的第一步，这是中日两国早期现代化的开端。但是，经过30余年的发展，到19世纪末期，中日两国却出现了明显不同的发展结果。日本生产力获得了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代了封建生产方式，不仅摆脱了沦为西方强国殖民地的危险，反而在1895年的中日战争中打败了同时起步的中国，以一个新兴资本主义强国的帝国姿态出现在东亚。相反，中国不仅未能摆脱亡国灭种的深重危机，在过去一败再败于西方强国的基础上，又败给几乎同时起步且国土面积比中国小很多的日本，不仅割地赔款，而且因"马关条约"的签订，使得西方强国随后掀起了划分势力范围、争夺中国权益的狂潮，从而陷入了更深重的危机。中日两国同为后发国家，在大致相同的时段里开始早期现代化的进程，结局却差异如此之大，个中原因引起学界广泛关注。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过去很少被人关注的政府干预经济（关于政府是否应该干预经济以及如何干预，是经济学界长期争论的课题。本文在此处提出中日两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政府不同的干预措施导致两国早期现代化出现不同结局，是根据当时两国实际的史实得出的结论。至于当时中日两国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与现代政府干预经济理论是否一致，并非是本文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因此没有涉及和讨论。这里主要是提出了问题，至于对此问题如何深入分析和研究，可以留待以后另撰专文加以解决。）角度出发，论证政府干预的不同是中日两国现代化发展道路出现"大分流"的根本原因。
一、现代化伊始两国国情的相似之处
中日两国在开始进行以工业化为标志的早期现代化时，历史背景、起步条件和发展进程中有许多相似之处，这些相似之处至少可以举出以下方面。
第一，两国在19世纪中叶被列强打开大门之前，都长期处于相对封闭状态，对外贸易很不发达，农业人口占极大比重。中日两国都是以农业和小手工业相结合的封建经济结构，这个经济结构奠定了两国的基本地位和物质基础。中国在1887年时，农村人口约占全部人口的80％；日本在1872年时，农业人口占全部从业人口的72％。（安藤良雄编：《近代日本绖泾史要痎》，东京：东京大出版仝，1990年，第6页表3。）两国人口相对于可耕土地面积来说，都处于高度密集状态，都有不利的人地比例关系。1887年，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不过为0.17公顷／人，日本为0.12公顷／人。（吴承明：《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世界经济研究室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统计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2年，据第372、379页人口与耕地面积计算。）以农户计算，1888年日本每户耕种不满0.79公顷土地的农户占全部农户的55％，耕种0.79-1.48公顷土地的农户占30％，二者合计占全部农户的85％。（安藤良雄编：《近代日本绖泾史要痎》，第15页表1。原表单位是"町"。为便于比较，笔者按樊亢、宋则行编《外国经济史》第三册附表每町合0.99公顷折算。中国缺以户数统计的数字。）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生产方式在两国都占据统治地位，且都存在人均收入水平低和资本短缺的状况。
第二，中国和日本都是在与西方诸强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后，开始各自的经济现代化。起步阶段和以后的几十年中，一直受着不平等条约的束缚。通过两次鸦片战争，英、美、俄、法等资本主义强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有26个。（参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目录"，第1-2页。）从1853年被美国培里舰队首先敲开大门，到1868年明治政府成立前的15年中，英、美、俄、法等强国迫使日本签订了25个不平等条约。西方列强通过订立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及其附属约款和协定等，从中日两国攫取了大批特权。在主要的条款如享有治外法权、关税不能自主、开设"租界"、开放通商城市等方面，两国都是相同的。这些不平等条约的订立，标志着两国过去闭关锁国时代的结束。
第三，19世纪60年代初期到90年代中期的30来年，两国都具有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相对和平时期。虽然19世纪80年代中期爆发过中法战争、日本出兵中国台湾和镇压本国叛乱的"西南之役"，但都是时间不长、规模不大、不影响全国的局部战争。在这个时期，西方列强正处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阶段，外仍以商品输出为主，中日两国政府仍然掌握着选择和发展的主动权。
第四，中日两国在被列强打开大门的时候，自身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都还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启动工业化的条件。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引进兴办的一系列机器生产企业，都不是这两个国家在自身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的自然产物，而是在内忧外患的危机中，作为自救自强的措施，由政府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引进和推行的。在这段时期的历史舞台上，中国清政府和日本明治维新政府都扮演了早期现代化组织者的重要角色。
二、现代化伊始两国国情的不同之处
在中日两国国情存在若干相同特征的同时，两国间的差异更多且尤为重要。综合起来看，中日两国之间存在的不同之处主要有以下方面。
1.两国政府主体的性质不同
1868年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只有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天皇，实权掌握在幕府首领征夷大将军手中。幕府之下全国有260多个藩，各藩的直接统治者"大名"负担幕府规定的各种政治、经济和军事义务，但在自己的领地上，却拥有财政、军事、司法和行政权力。"大将军"和"大名"手下分别豢养着大批"武士"，这些名为"武士"的世袭职业军人分别听命于"将军"和"大名"。日本社会实行严格的等级身份制度。居民被划分为"士（武士）、农（农民）、工（手工业者）、商（商人）"四个等级。此外还有被称为"秽多"、"非人"的所谓贱民，与四民之间存在严格的界限。由将军到贱民，构成日本封建社会世代相传不能改变的等级身份制度。显然，在幕藩体制下，日本实际上处于一种封建割据状态。
1868年，一批下级武士发动政变推翻了幕府统治，重新拥立天皇为国家元首，开始了著名的明治维新。新政府通过"奉还版籍"、"废藩置县"，实行土地制度、兵制和地税制度改革等一系列措施，破除了过去存在的封建割据状态，形成了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废除等级身份制度，取消从业限制和行会组织等一系列措施，为学习西方强国、实现经济现代化奠定了基础。1873年，赴欧美考察学习西方列强发展经验的"岩仓使节团"出访归来后，政府内部经过一场有关国策的辩论，主张先治理国内、发展产业、增强国力，再向外扩张的"内治优先"论者（主要为岩仓使节团成员）控制了政府的实权，形成了以内务卿大久保利通为首、大隈重信和伊藤博文为左膀右臂的领导核心。这个领导核心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制定、颁布和实施一系列向西方学习的制度规章，同时利用国家权力，自上而下地强力推行经济现代化运动。尽管中日学界至今对日本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运动的性质有不同评价，但无论持何种观点的学者都很难否定：这次运动实际上是代表日本反封建割据、反封建等级制和要求向西方强国学习、推行经济现代化的势力取得了胜利。这个胜利为日本经济现代化的顺利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相反，同期在中国推进的洋务运动，却始终未能形成一个全国性的、从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的强力运动。这首先是由当时中国统治阶级的状况决定的。当时的统治者清政府，是以原处东北一隅的满族地方势力入关后建立的、以满族为中心的政权。长期以来，为防范人数众多的汉族力量的反叛，实行了一系列特有的以满族为中心的控制政权的措施。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崛起了一批汉族新兴地方督抚势力，它们成为以后兴办洋务企业的主角。这种因汉族地方督抚势力崛起，导致的中央集权向地方分权的状况，对以后洋务运动的兴办和推进，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清政府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虽迫于内外形势的压力和稳固统治的需要，不得不同意兴办一些洋务事业，但却利用传统的政治平衡术，在朝廷中任用一批顽固派对洋务派形成掣肘，加上社会上顽固的封建传统势力的强大及其阻碍，使得中国推进的经济现代化运动不能不具有这样一些特点。第一，洋务新政中兴办的新式机器厂矿企业都是地方级的。其兴办和兴衰往往与某一个地方督抚大员的名字和命运紧紧相连，如曾国藩与江南制造局、左宗棠与马尾船政局、李鸿章与轮船招商局等。最典型的莫过于张之洞创办钢铁厂，因其调动职务而使工厂随之迁移兴办的事例。这些状况必然造成兴办的洋务企业之间缺乏应有的协调和联系，成为各自为政的孤立事例。第二，督抚无权决定重大的洋务建设措施。19世纪80年代对铁路的争议就很典型。第三，洋务企业的兴办常常与地方利益而不是国家利益相联系，洋务企业的兴办对增大地方督抚的权力和地位具有潜在价值，以致企业在兴办过程中产生种种矛盾冲突和利益纠葛，进而影响洋务运动的顺利进行。
2.中国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的目标不同
日本明治政府在推翻幕府夺取政权时宣布的《五条誓文》中，明确表示要"破旧有之陋习"，"求知识于世界"。（大久保利谦编：《近代史史料》，东京：吉川弘文馆，1969年，第51页。）为此，1871年12月，刚刚安定国内秩序的日本新政权，就决定向外派遣大型的学习考察团即欧美使节团，为日本具体学习西方强国求取经验。
岩仓欧美使节团的出访是日本近代历史上的一件大事。由日本政府首脑和实权派组成的岩仓使节团，以右大臣岩仓具视为正使，内阁顾问兼参议木户孝允、参议兼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参议兼工部大辅伊藤博文、外务少辅山口尚芳为副使，下属成员中包括大藏、工部、外交、文部、司法和宫内省的新政府骨干成员共51人。其中包括被誉为"维新三杰"中的木户孝允和大久保利通两人，相当于"日本行政部门的全体出动"。（大久保利谦：《岩仓使节之研究》，东京：宗高书房，1976年，第120页。）1871年12月，代表团离开横滨前往美国，半年以后转向欧洲，中经英、法、比利时、荷兰、德、俄、丹麦、瑞典、意大利、奥匈帝国、瑞士等12个国家，历时一年零九个月，到1873年9月才分批全部回国。通过对这些国家的调查了解，他们认识到发达的机器工业和繁荣的国际贸易、欧美式的学校教育和工商业的协调发展彼此促进，是西方国家富强的根本原因。其中，以煤铁为基础的工业生产乃是各国"雄飞的物质基础"。尤其是对英国这个"世界工厂"进行的4个月考察，他们所到之处，只见"但无有地上所产之一物，唯是煤炭与铁而已，制造品也皆自他国输入，又输出他国者。其制作所之盛，比前所传闻更多，每到一地，黑烟冲天，无不没有大小制造所，由此足以知晓英国富强之所以也"。（日本史籍协仝编：《大久保利通文书》第四册，东京：东京大出版仝，1983年，第468页。）
大久保利通回国后，就向日本政府提出向英国学习的《关于殖产兴业的建议书》。建议书中说："大凡国家之强弱，系于人民之贫富，人民之贫富，系于物产之多寡，而物产之多寡，又起因于是否勉励人民之工业，但追根溯源，又无不依赖政府官员诱导奖励之力"。为此，担当政府领导职务的人责任重大，需要深察熟虑"从工业物产之利到水陆运输之便"的一切事情，要根据日本的风土习俗和人民的性情知识，制定方策，"以为今日行政上之根本"。他要求确定政府发展的谋略："测量我国天然之利，可增殖之物产有几许，可劝奖之工业以何为主"等等，以便"劝业殖产，使一夫不怠其业，一民不忧其所"。如此实行，人民能够"殷富充足"，"国家也必然随之富强"，达到"与西方各个强国并驾齐驱"的目标，"亦不难矣"。他建议以英国为榜样，认为英国"是我国当为规范者"。
（以上所引均见日本史籍协仝编：《大久保利通文书》第五册，东京：东京大出版仝，1983年，第561-566页。）
于此，可以看出，岩仓使节团的出访不仅使日本找到了经济现代化发展的"模特儿"，认识到政府奖励诱导的重要作用，为以后利用国家权力，充分发挥国家干预经济的职能，促进和推动资本主义近代企业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树立了"与各个强国并驾齐驱"，最终也使自己成为世界强国的发展目标。
与日本相比，中国此时的国情却有很大的不同。对于几千年以来一直保持的大一统帝国的发展格局，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出来的灿烂华夏文明，长期延续下来的以华夷秩序为基础的朝贡贸易体制，以及建立在这三者之上的"天朝上国"和"万方来朝"的至尊观念，两次鸦片战争的炮火还远远不足以将其摧毁。清政府这时所能认识到的，能允许和实行的，只限于引进西方强国的生产技艺，也就是属于"机、船、路、矿"等器物层面上的东西。从最早睁眼看世界的林则徐、魏源等人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晚清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所说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管是"求强"兴办的军事工业还是"求富"兴办的民用工业，都没有突破"器物"层面。"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表面上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经济文化结构的坚固和此时对西方认识的不足，可是更深层次地看，实际上是过去高度发展的农业文明在自身活力尚未完全释放净尽时，即被外力强行打断的惯性表现。这一点，可以说是中国开创洋务事业和转轨变型难度远较日本为大的根本原因。
既然没有体制和统治方式上变革的要求，中国洋务事业兴办的着眼点便很自然地集中到"利"、"强"上。求富的民用工业和求强的军用工业便是适应这种情况开办的。针对当时中国利权大量外泄的状况，以及认识到无利而不强，举办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都需要大量经费支持的事实，洋务派在兴办洋务企业特别是民用企业时，首要的着眼点和着手点都围绕着与外国人"争利"而展开，希望通过兴办企业与洋人争利，以达到"保利权"的目的。这在当时洋务派兴办洋务企业的议论中屡见不鲜。
这里需要注意的还有两点。一是这些近代企业的兴办，除为了"保利权"、
"塞漏卮"、"利国"，与洋人争利权以保清朝统治外，没有更进一步的打算。二是要求不高，起点很低。设立机器织布局，只是"冀稍分洋商之利"；兴办轮船招商局，也只为"略分洋商之利"，"庶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10），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63页；《李鸿章全集》（6），第257页；《李鸿章全集》（5），第257页。）这种"稍为"、"略分"、"不致为洋人占尽"的考虑，一方面固然反映出当时洋人在中国势力强大，顽固派掣肘，洋务派在内外环境交困下不敢作过高期待的心态；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主持兴办洋务企业的洋务派从一开始就没有通过兴办现代机器大工业，使之在全国逐步推广，进而完全收回利权，走西方式强国道路的长远目标。
3．两国政府干预的措施和手段不同
这种差异，集中体现在对发展民间资本主义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措施上。日本政府围绕着扶持、倡导和鼓励民间资本主义发展，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和干预手段。
例如，明治政府成立时，首先就在法律上废除了人身等级差别和择业的限制，颁布鼓励兴办工商业的法规，发行巨额俸禄公债，帮助和促使封建领主及武士等向经营资本主义工商业转化，并提供各种特权和大量资金，扶持部分"政商"成长，使之在日本资本主义发展中起到带头作用。同时，政府还设立专门的机构工部省（1870年）和内务省（1873年）掌管这方面工作。工部省和内务省的中心工作都在于"劝奖百工"。（守屋典郎：《日本经济史》，周锡卿译，北京：三联书店，1963年，第62页。）"劝奖"二字，一是劝诱鼓励，二是给予奖励，集中体现了日本政府此时鼓动民间参与兴办现代机器工业企业的特征。
为达此目的，日本政府从上而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鼓励经济现代化的推进。
例如1873年，为改变资金困乏的局面，日本政府对地税进行了改革，依靠农业改革为兴办和发展现代大机器生产企业提供了稳定而有保证的资金来源。在社会风气未开、民间对兴办现代实业缺乏积极性时，明治政府利用国家权力，通过财政拨款，由政府首先兴办了一批"官营示范工厂"。这些官营示范工厂的"直接着眼处，不在获得利益，而在于依赖技术上的成功来移植欧美的产业"，（高桥帡吉：《日本资本主义窎达史》，东京：日本评论社，1928年，第79页。）目的是"示以实例，以诱导人民"。（守屋典郎：《日本经济史》，第64页。）另外，日本政府还设立"工业试验所"，举办"劝业博览会"，（到日俄战争前为止，日本一共举办过全国规模的劝业博览会5次，地方办的各种博览会不计在内。参见守屋典郎：《日本经济史》，第64页。）在民间介绍和推广新生产方法，以鼓励和激发民间投资办厂的热情。当民间兴办实业达到一定基础后，19世纪80年代初，日本政府又把官办的工厂（除部分军用工厂以外）以极低的价格出售给私人经营。通过这种措施，直接扶持和推动民间财团和骨干企业的兴起。为防止这些企业对政府产生过多的依赖，又由农商务省代表政府向全国府县发布谕告，明确宣布当前的重点是"要使人民脱离依赖思想而增强和扩大其自勉力"，政府将加强制定各种法律规章，"依赖法规公平不偏地作为管理上的重要手段"。（高桥帡吉：《日本资本主义窎达史》，第80页。）实际上是把干预手段从过去的以国家直接干预为主，改为现在依靠制定法律规章和政策制度等间接的干预为主。
此外，在对国家发展有重大关系的领域如海运业中，日本政府则实行国家扶持民间经营的办法，通过政府与民间企业订立明确双方"责、权、利"、具有法律效力的契约"命令书"，在保证企业按政府目标发展的前提下，使企业具有相当的自主性和活力。日本政府在资本积累、人才培养、国民教育等方面同样制定了相应的一系列配套措施，逐步积累和奠定了经济迅速发展的基础。
中国洋务运动实行的政策和措施，有如下致命弱点。第一，引进和兴办的洋务企业缺乏总体规划和统筹布局，没有相应的主管部门和与之配套的法规政策，没有自上而下强有力推行的积极措施，而是各自为政。第二，洋务企业的引进和兴办纳入朝廷控制，不能自由发展，不准危及清政府。第三，没有制定和采取鼓励、保护民间自由兴办现代大机器生产企业的措施和政策，更谈不上利用国家权力进行诱导和示范。在这种状况下，1894年中日爆发战争之前，中国兴办成功的大机器企业寥寥无几，相对于中国辽阔的国土和众多的人口，影响力更是极其有限。即使有兴办成功的企业，往往一个领域中也只能举出一家企业，如航运业中的轮船招商局，纺织业中的上海机器织布局，钢铁业中的大冶铁矿和汉阳铁厂，煤矿业中的开平矿务局，通讯业中的上海电报局等。某些重大项目，往往在清廷争论中难以通过而最终拖延耽搁。最典型的事例是，能够在社会经济中发挥重大作用的铁路，历经清廷1880-1881年、1883-1887年两次大讨论，最终也还是在种种反对意见中未能获得通过。以至于在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前，全国建筑的铁路里程不过447公里，（宓汝成：《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附录"表2。）不计台湾的99公里，整个大陆修筑的铁路只有三百余公里。其中绝大部分还是为运输煤炭而建，时间也在1890年后。至于民间自由兴办的机器生产企业更是屈指可数，规模和数量均无法形成气候，与日本同期的状况相比差距十分明显。
三、更深层次的影响：中日历史文化传统的区别
应该说，使得中日两国早期现代化出现"大分流"的原因，绝不限于上述所举的中日两国差异，还有更复杂和更深层的原因---历史文化传统的不同。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们不能够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也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历史，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70-471页。）
我们知道，历史上中华文明曾经历过多次外族入侵和外来文化的冲击，但为一种文明体系，却始终没有中断过自己的发展，成为世界几大古文明中唯一能延续不断的例外。产生和维系这个文明体系的生产方式和经济理论，反过来也必然使中国历代统治者越加确信，这是维护王朝中央统治的基石。这种信念还因以下几种因素而得到强化。第一是长期性。西欧诸国的封建社会历史，如果以西罗马帝国的灭亡（476年）算起，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1640年）为止，总计存在了1164年。而中国的封建社会历史，如果从春秋战国之交（前475年）算起，到鸦片战争爆发（1840年）为止，延续了2315年，差不多比西欧封建社会历史长一倍。尽管这种时间上的比较有局限性，但中国封建社会的延续时段远比西欧社会长却是可以肯定的。第二是坚韧性。中国小农生产方式的坚韧性不仅表现在它的历史时期之长和高度发达，还表现为农民具有强大的调节社会关系的力量。几千年中一次次周期性爆发的农民大起义，冲击和调整着生产关系中难以适应生产力的部分，使中国的这种小生产方式变得十分坚韧，富于弹性。第三是相对封闭性。在整个漫长的封建时期中，由于中国周围地理条件的限制和周围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平相对低下，加上与世界其他地区交通的困难，使得在中国这种生产方式上创造出来的灿烂文明长期一枝独秀。
在这种生产方式的主导下，历朝封建统治者还辅以种种相应的政策，使它更富于活力。如统治者动员国家力量，发展农业气象观测和大规模兴修水利灌溉事业；远在战国时期就允许土地买卖，使商业资本可以转化为土地资本，不至于成为小生产方式的"腐蚀剂"；政治上强调农业重要性，保障地主阶级成为国家统治力量的基础和支柱；文化和制度上以"重义理轻艺事"、"重义贱利"的儒家学说为正统；长期实行并逐步完善的科举制度，又使社会中最有知识的人才尽行纳入封建官僚的体制之中，保证了封建社会具有相当程度的活力，甚至包容和同化了各个时期外来的民族和外来的文化；等等。如此种种，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和长期对外闭塞的历史条件下，整个社会无论在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方面都形成了一套自成系统和行之有效的模式。无疑，这种模式由于上述种种特点，自然在历代封建统治者心目中占有天经地义的至高无上地位。
处于这种生产方式中，中国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本身虽不能做到完全的自给自足，但是对于整个国民经济体系来说，却具有高度的自给自足性。因此，当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叩开中国的大门时，面对的是历经几千年时间、自成系统和行之有效的、以农为本的小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连同在这基础上形成的统治秩序、社会制度等，都早已被一代代中国统治者作为传统和治国之要而视为不易的信念了。也因此，晚清中国封建统治者不可能主动放弃祖宗成法，并追随"洋夷"以"工商"立国，不可能承认这种与自己传统完全不一样的生产方式的优越和先进，并进而对其接受和倡导。
与中国相比，日本对待西方的态度就大不一样了。日本民族善于学习和模仿其他文明的这种民族传统，正如许多学者论述过的那样，是与日本作为岛国、身处亚美两大洲之间、民族单一、不容易遭受外族侵略等分不开的。但更重要的是，"日本人对外国所持的这种态度，是从历史上形成的。日本没有使它受到威胁的临近大国，只有一个给它输入文明的相隔较远的中国"，而"古代的中国拥有非常先进的文明，对日本来说，学习中国，是一个莫大的恩惠"。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我们的果断措施和奇迹般的转变》，孔凡、张文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第12-14页。）这一点，直到今天还在日本的文字、建筑、服饰、饮食和工业科技等各个方面表现出来。
日本形成的是与中国不一样的历史传统，当突然面对西洋文明的冲击时，然会产生不同的反应。日本近代重要的启蒙家福泽谕吉在他的著作《文明论概略》的序言中，对西方文明传到日本的初期情况如此描写："自从嘉永年间美国人来到日本，此后日本又与西洋各国缔结了通邮、贸易等条约，我国人民才知道有西洋，互相比较，才知道彼此的文明情况有很大的差异，人们的视听一时为之震动，人心仿佛发生了一场骚乱。"福泽谕吉进而认为，"人心的骚乱至今仍然在日甚一日地发展着，这种骚乱是全国人民向文明进军的奋发精神，是人民不满足于我国的固有文明而要求吸取西洋文明的热情。因此，人民的理想是要使我国的文明赶上或超过西洋明的水平，而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北京编译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序言"，第1-2页。）
总之，中日早期现代化发展出现的"大分流"，既有外因的不同作用，也有内因的种种差异。可就是这种种不同因素导致的政府干预之不同，使得中日两国在19世纪后半叶开始的现代化努力出现了不同的局面。也就是说，后发政府对本国的经济干预，相当于改变或重建一国经济演变的舞台，不同的干预措施和目的，必然给一国发展带来根本性的影响。鉴往思今，这一点，我们今天的现代化建设事业仍然要格外给予重视和关注。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责任编辑梁华，责任编审许建康。
季我努学社文字编辑：山东师范大学新闻系2015级本科生别毕卉。
朱荫贵个人信息
朱荫贵
出生年月：1950年12月出生于贵州贵阳
籍贯：河北景县
现在单位：复旦大学历史系
学术职称：二级教授
学术职务和荣衔：1993年起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颁发有突出贡献的社会科学家证书并从该年度起终身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3年5月至今先后担任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近代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商业史学会理事、副会长；招商局史研究会副会长；上海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2003年至今为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兼职研究员；2003年被南开大学经济学院聘为客座教授（任期3年）；2005年6月被日本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聘为客座教授（任期3月）；2011年7月被聘为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客座教授（任期5年）；2006至2012年任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主任；2006至2015年7月任历史系学术委员会主任。
电子邮箱：ygzhu@263.net
学术简历
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同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史研究室从事经济史研究。
198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在职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师从聂宝璋先生。
1990年，作为首批与日本联合培养的博士生赴日本东京大学学习1年。
1993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1995至1997年，再赴日本东京大学进行两年博士后研究，师从滨下武志先生。
1997年至2003年，先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经济所中国经济史研究室主任，并兼任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2003年，被复旦大学历史系引进。
荣誉及获奖
1996年6月专著《国家干预经济与中日近代化》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优秀著作二等奖
2000年8月论文《论晚清新式工商企业对政府的报效》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三届优秀论著二等奖
2000年合著专著《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著作奖，2002年分别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著作奖一等奖，吴玉章社会科学一等奖和郭沫若历史科学一等奖
2008年获复旦大学研究生院"优秀研究生导师"称号
2008年论文《中国近代股份制企业的特点-以资金运行为中心的考察》，获上海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2009年论文《中国近代股份制企业的特点-以资金运行为中心的考察》，获全国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历史类）
2009年获上海市2009年度高等学校育才奖
2011年获复旦大学研究生"我心目中的好导师"提名奖
2012年论文《抗战时期日本对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入侵与垄断》，获上海市第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010-2011）二等奖。
2013年论文《论近代中国实业界之"中国梦"》，获上海市社科联第十一届优秀论文奖二等奖
专著、译著、编著
1、《招商局与中国企业史研究》（与胡政、陈争平合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2、《民间契约文书与乡土中国社会：以清水江流域天柱文书为中心的研究》（与张新民合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3、《中国国家资本的历史分析》（与吴太昌、武力等合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4、《近代中国：金融与证券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5、《朱荫贵论招商局》，社科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6、《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1927-1937）》（与刘克祥、吴太昌等合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7、《中国近代轮船航运业研究》（简体增补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8、《中国近代股份制企业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9、《中国近代轮船航运业研究》，台湾高文出版社2006年出版。
10、《近代中国:经济与社会研究》（与戴鞍钢合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1、《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1895－1927）》（与聂宝璋合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12、《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与汪敬虞等合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3、《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与近代亚洲经济圈》（与欧阳菲合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14、《国家干预经济与中日近代化――轮船招商局与三菱o日本邮船会社的比较研究》，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修订增补版2017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再版）。
论文：〈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
1、《梁启超与时务学堂》1.2万字《近代史研究》1984年3期
2、《从戊通航业公司的历史看经营管理方式对中国近代企业发展的影响》1.6万字《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3期
3、《中国铁路与近代经济发展》3万字《平准学刊》第5期〈上〉1989年出版〈合著〉
4、《甲午战后日本轮运势力在长江流域的扩张》2万字《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第十辑1988年出版
5、《中国的近代经济史研究-数年来的回顾和展望》2万字日本〈近邻〉杂志19号1991年5月出版〈日文〉
6、《从轮船航运业的兴办看中日早期近代化的异同》1.1万字《中日关系史研究》1993年1期
7、《论清季轮船招商局的资金外流》1.6万字《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2期
8、《论中国早期现代化过程中传统文化的影响和制约》1.2万字《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年2期《新华文摘》1993年第7期全文转载
9、《晚清轮船招商局资金外流与盛宣怀"敛字诀"初探》1万字《招商局与中国近现代化-纪念招商局成立120周年论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10、《论国家政权在中日近代化过程中的作用-中日近代海技自立的比较研究》1.8万字《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2期
11、《从中日两国近代航运业发展状况的不同看国家政权在近代化过程中的作用》1万字《教学与研究》1994年2期
12、《试论影响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的内在因素》1.2万字《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4年4期
13、《引进与引进后的管理-清轮船招商局与日本轮运业发展的比较》0.6万字《经济导刊》994年6期
14、《计划经济结出的苦果-我国交通运输业成为"瓶颈"的原因》0.8万字《经济导刊》1995
15、《轮船与长江流域近代经济的演变》1.3万字收入《近代市场与沿江经济发展战略》〈论文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出版
16、《论晚清中国新式工商企业对政府的报效》1.2万字《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4期
17、《论晚清轮船招商局的对外投资》1.5万字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2000年出版。〈英文稿〉
18、《近代上海证券市场上股票买卖的三次高潮》1.8万字《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3期
19、《朝贡贸易与近代亚洲经济圈》――〈评滨下武志教授的《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1.8万字《历史研究》1999年2期
20、《1927――1937年的中国轮船航运业》2.5万字《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
21、《中日早期现代化进程中资金问题的比较研究》1.8万字《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22、《近代中国的第一批股份制企业》1.8万字《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
23、《从大生纱厂看中国早期股份制企业的特点》，1.6万字《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
24、《引进与变革：近代中国企业"官利"制度分析》，1.8万字《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4期
25、《近代交通运输与晚清商业演变》，1.8万字《近代史学刊》第1辑，2001年12月出版
26、《"官利"制度及其他：近代中国企业的资金运作》，1.5万字《现代化研究》第1辑，商务印书馆2002年9月出版
27、《两次大战间的中国银行业》，2.2万字《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
28、《"官督商办"与"命令书"--中日近代工商企业管理形态的比较研究》，1.8万字，《纪念依田熹家教授诞辰70周年论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出版
29、《论近代中国股份制企业中制度的中西结合》，1.5万字《企业发展中的制度变迁》，上海上海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8月出版
30、《抗战前钱庄业的衰落与南京国民政府》1.7万字《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1期
31、《China'sBankingIndustrybetweentheWorldWars》，SocialSciencesinChina,Summer2003
32、《"孤岛"时期的上海西商众业公所》，1.5万字，《民国档案》2004年第1期
33、《抗战爆发前的外国在华银行》，1.8万字，《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4期
34、《抗战时期的上海华商证券市场》，1.6万字，《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35、《从老股票看五十年代的股份制企业》，1.8万字，《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年3期
36、《试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家资本股份制企业的形成途径》，1.8万字，《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5期
37、《近代中国股份制企业的资金运作》（日文），《中国经济月报》（东京）2005年11月版
38、《20世纪初的轮船招商局－体制变动与军阀战争的干扰影响》，《招商局与近代中国研究》（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11月出版
39、《1927－1937年的中国轮船航运业与招商局》，收入《招商局与近代中国研究》（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11月出版
40、《1918－1937年的中国证券市场》，《复旦学报》2006年2期
41、《近代新式交通运输业与中国的现代化――以铁路轮船为中心的考察》，1.8万字，收入论文集《近代中国：经济与社会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
42、《论中国近代股份制企业的特点――以资金运行为中心的考察》，1.9万字，《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5期
43、《论抗战时期上海的华商股票推进会》，1.7万字，《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4期
44、《支撑近代化的"中国式金融"》，1万字《国企》杂志2007年6期
45、《晚清新式工商企业：在"报效"中沉沦？》0.8万字，《国企》杂志2007年7期
46、《论晚清轮船招商局的对外投资》，1.7万字，《汪敬虞教授九十华诞纪念文集》，人民出版社2007年7月版
47、《"年少志高，头角初现"――论抗战前董浩云先生对发展中国航运业的构想和活动》，载《董浩云――中国现代航运业先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版
48、《论近代中国企业商号吸收社会储蓄》，1.6万字，《复旦学报》，2007年5期
49、《国家资本企业历史图景变迁之晚清起步篇》，0.8万字，《国企》第14期，2007年12月
50、《国家资本企业历史图景变迁之北洋政府篇》，0.8万字，《国企》第15期，2008年1月10日
51、《国家资本企业历史图景变迁之南京国民政府篇》，0.8万字，《国企》第16-17期，2008年2-3期合刊
52、《从招商局的发展历程看近代中国的政企关系》，1.8万字，收入张忠民、陆兴隆、李一翔主编《近代中国社会环境与企业发展》（论文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3月版
53、《试论近代中国证券市场的特点》，1.6万字，《经济研究》2008年3期，2008年3月20日出版。《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8年8期收录3.5千字。
54、《论中国近代企业集团内部的资金调拨流动》，1.6万字，《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
55、《从1885年盛宣怀入主招商局看晚清新式工商企业中的官商关系》，1.8万字，《史林》，2008年3期
56、《上海华商证券市场研究（1927-1945年）》，1.8万字，《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6辑，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3月出版。
57、《论日本早期现代化进程中政府的干预作用》，1.3万字，《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9年4期
58、《试论近代中国社会传统力量对早期现代化发展的障碍作用--以穆藕初引进推广现代西方科学管理理论的实践为例》，1.7万字，《近代中国》第19辑，2009年11月出版
59、《论抗战时期的杭州钱庄业》，1.4万字，《安徽史学》2010年1期
60、《论研究中国近代资本市场的必要性》，0.8万字，《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1期
61《近代中国のセメント产业と资金调达--刘鸿生企业集团と上海华商水泥公司》，1.4万字，载田岛俊雄主编《中国セメント产业の发展》（第二章），2010年6月出版
62《对近代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心线索的再思考》，0.9万字，《社会科学》，2010年6期
63《从'商务官报'看晚清国人对世博会的认识》，1.4万字，《学术月刊》2010年6期
64《中国儒家传统股份制企业典型：张謇与他创办的大生系统企业》，1.8万字，收入崔之清主编《第五届张謇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张謇与海门-早期现代化思想与实践》，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2月出版
65《论抗战时期日本对华轮船航运业的侵袭和垄断》，2万字，《历史研究》2011年第2期
66《论抗战时期上海的华商房地产公司》，1.9万字，《安徽史学》，2011年第3期
67《从上海水泥厂看1937年前中国民间资本企业集团内部的资金问题》，1.8万字，收入田岛俊雄、朱荫贵、加岛润主编《中国水泥业的发展：产业组织与结构变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3月出版
68《论钱庄在近代中国资本市场上的地位和作用》，1.7万字，《社会科学》2011年8期
69《甲午战后列强对中国矿权的攫夺与清政府的经济地理认识》，1.5万字，《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10辑，2011年6月出版。
70《论近代中国民间金融资本的地位和作用》，1.6万字，《北京大学学报》2012年3期（5月20日出版，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经济史》2012年5期全文转载）。
71《甲午战后外国列强在中国沿海航线上的争夺（上）》，1万字，《许昌学院学报》2012年3期（5月30日出版）。
72《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1.8万字，《学术月刊》2012年7期（7月20日出版，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2012年11期全文转载）。
73《甲午战后外国列强在中国沿海航线上的争夺（下）》，1万字，《许昌学院学报》2012年4期（7月30日出版）。
74《从轮船招商局的债款看近代中国的资本市场》，1.7万字，《社会科学》2012年10期（10月10日出版）。
75《辛亥革命前后の中国经济》，1.6万字（日文），辛亥革命百周年纪念论文集，日本岩波书店2012年9月出版。
76《试论穆藕初在近代棉纺织业方面的贡献》，1.8万字，《邦计货殖》（论文集），台湾万卷楼图书公司2013年1月版。
77《论近代中国实业界之"中国梦"》，《安徽史学》2013年6期，该文获上海市社科联第十一届优秀论文奖二等奖
78《近代中国的资本市场与企业筹资》，1.3万字，收入王宽诚教育基金会《学术讲座汇编》，2013年版
79《从贵州清水江文书看近代中国的地权转移》，1.4万字，《贵州大学学报》，2013年6期（人大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2014年4期全文转载）
80《管理之初》，1万字，《清华管理评论》，2013年4期
81《晚清社会经济制度之改变：从内在角度进行的考察》，1.4万字，《清史研究》2014年2期
82《戊通公司的兴与亡》，1万字，《清华管理评论》2014年5期
83《试论轮船航运业兴起前的清代木船业》，1.8万字，《国家航海》第8辑（2014年8月出版）
84《清代木船业的衰落和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1.8万字，《安徽史学》2014年6期
85《试论清水江文书中的"股"》，1.7万字，《中国经济史研究》2015年1期
86《试论汉冶萍发展与近代中国资本市场》，1.8万字，《社会科学》2015年4期
87《抗战胜利后的轮船招商局与民生公司》，1.7万字，收入《招商局与中国企业史研究》，社科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88《论贵州青溪铁厂的失败原因》，1.5万字，《贵州社会科学》2015年9期
89《抗战时期的国统区农村金融--以农村合作金融事业为中心》，1.8万字，《安徽史学》，2015年5期
90、《"调汇"经营：大生资本企业集团的突出特点-以大生棉纺织系统为中心的分析》1.8万字，《广东社会科学》2016年2期
91《关于行业史的笔谈》，1万字，《近代史学刊》15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4月出版
92《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证券市场与企业之间的关系》，2万字，《社会科学》，2016年6期
93《从江南机器制造局财务角度看晚清军用企业的经营（1865-1894）》，1.7万字，《上海档案史料研究》20辑，2016年8月出版
94《中国早期现代化：与日本的比较》，1.2万字，《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9期
95《试论近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与体现》，1.7万字，《承先启后-王业键院士纪念论文集》，台湾万卷楼图书股份公司2016年11月出版
其它（文章、译文及小论文）：
1、《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一辑简介，《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第一辑1983年12月
2、《卢作孚的成功-技术、管理、人才》，《中国青年报》1984年5月20日
3、《应该扩大考察的范围》，《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3期
4、〈译文〉《十九世纪下半叶在华外国银行操纵控制金融市场的历史本质》，《近代中国》第二辑1991年12月出版
5、〈译文〉《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一些问题的再思考》，《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4期
6、《聂宝璋先生传略》，《近代中国》第一辑1991年4月出版
7、〈译文〉《转承包关系》，〈合译〉《经济研究资料》1990年5期
8、《章有义先生传略》，《近代中国》第三辑1993年4月出版
9、《兼容众法，切入热点-如何深化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讨论》〈笔谈〉《学术研究》1994年4期10、《研究传统市场重视国家干预》〈关于传统市场与市场经济的笔谈〉，《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2期
11、《彭泽益》，《历史年鉴》1995年三联书店1995年12月版
12、《从传统文化角度看"乱收费"现象》，《改革内参》1998年18期
13、《第三届中国商业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述评》，《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四期
14、书评《我国首部优秀完整的经济通史――评介《中国经济发展史》，《全国新书目》2000年第5期
15、《新旧儒商漫议》，《经济学家茶座》第二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出版。
16、《泡沫经济的中国版――近代橡胶股票风潮》，《经济学家茶座》第四辑，2001年4月出版《文汇报》2001年5月25日第11版全文转载
17、《近代商战第一捷》，《经济学家茶座》第七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
18、《"学而优则贾"--晋商大院考察随感》，《经济学家茶座》第十集2002年12月出版。
19、《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经济史研究室介绍》，台湾《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34期，2002年9月出版
20、书评：《科学阐释中国近代经济历史发展的演变过程》―《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评介《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第80期，2002年10月29日，第2版
21、《评"晋商研究"》，《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3年第4期
22、《近代中国银行界的海归派》，《经济学家茶座》，第12辑，2003年4月出版。
23、为日本学者久保亨著《走向自立之路--两次大战之间中国的关税通货政策和经济发展》一书中文版作"序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5月出版
24、"近代中国第一股"，《经济学家茶座》，第18辑，2004年12月出版。
25、为宋美云《近代天津工业与企业制度》一书作"序言"，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
26、"导致晚清政府倒台的股票"，《经济学家茶座》，第20辑，2005年3月出版
27、招商局史研究会编《招商局印谱》，"序言"，深圳海天出版社2005年9月出版
28、《大生企业股票：晚清状元张謇下海办实业的见证》，《经济学家茶座》，第22辑，2006年2月出版。
29、《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纪念《中国经济史研究》杂志诞辰20周年》，《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2期。
30、《如何评价近代中国的国家资本企业》，《学术月刊》，2006年第8期。
31、《"申报"上的揽储广告》，《国企》杂志2006年11月创刊号
32、"山西保晋矿务公司股票"，《经济学家茶座》第26辑，2006年12月出版
33、"中国航运业与金融业研究文献的介绍"，日本《中国企业史研究会编《中国企业史研究的成果与课题》，汲古书院2007年4月出版
34、《汪老吴老九十寿诞感言》，《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年2期
35、《经济参考报》2007年7月6、13、20日12版，8月17日12版连载"老股票的故事"（1－4辑）。
36、《钱庄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背后的故事》，《经济学家茶座》第30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9月版，经济参考报2007年11月23日12版全文转载
37、《19世纪80年代首现股票买卖高潮》0.6万字，经济参考报2008年1月4日12版
38、《1910年上海橡胶股票买卖高潮》0.5万字，经济参考报2008年1月11日12版
39、《1921年：上海爆发滥设交易所风潮》，0.6万字，经济参考报2008年1月18日12版
40、《"信交风潮"后遗症：股票遭冷落，公债偏红火》，0.6万字，经济参考报2008年2月1日12版
41、《昙花一现的沪外证券市场》，0.6万字，经济参考报2008年2月15日12版
42、《众业公所缘何成上海投机家的大乐园》，0.6万字，经济参考报2008年2月22日12版
43、《抗战八年：上海华商证券由陪衬转入主角》，0.6万字，经济参考报2008年2月29日12版
44、《详说上海华商证券市场的三大特点》，07万字，经济参考报2008年3月21日12版
45、《老股票的故事6-从老股票看50年代工业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0.6万字，《经济学家茶座》第37辑，2008年10月出版
46、《老股票的故事7-从老股票看50年代的农村股份制企业》0.5万字，《经济学家茶座》第40辑，2009年5月出版
47《老股票的故事8-从老股票看大跃进时期的城市街道办企业》0.6万字，《经济学家茶座》第43辑，2009年11月出版
48、《老股票的故事9-中央苏维埃根据地的老股票》0.5万字，《经济学家茶座》第48辑，2010年9月出版
49、《近代工业化进程中活跃的民间金融》，0.6万字，《经济学家茶座》第54辑，2011年12月出版
50《怀念吴老》，0.5万字，《中国经济史研究》2012年2期。
51《与时俱进，继往开来--祝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创刊三十周年》，0.5万字，《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3年1期。
52《中国的市场经济始于何时？》0.5万字，《经济学家茶座》62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11月版）。
53《回忆和感念汪敬虞先生》，0.7万字，《中国经济史研究》，2013年4期。
54《十九世纪中国的股票买卖》0.4万字，《中国金融》，2014年13期
55《近代中国的第一次股灾》0.4万字，《中国金融》，2014年16期
56《1921年的"信交风潮"》0.4万字，《中国金融》2014年20期
57《轮船招商局：新兴企业的早期历史》，0.6万字，《清华管理评论》，2015年3期
58《早期中国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官商关系》，0.5万字，《清华管理评论》，2015年7-8期
59《太平洋战后上海证券市场与企业的关系》，0.3万字，《金融博览》，2015年10期
承担及已结项的课题：
1、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卷，汪敬虞主编（人民出版社已出版）
2、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近代经济史1927-1937》卷，吴太昌、刘克祥主编（人民出版社已出版）
3、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近代经济史1937-1949》卷，刘克祥主编，（进行中）
4、集体项目：国家经贸委九五重点课题《中国企业史》第二卷（近代部分，任副主编，承担交通、金融领域企业的写作，已出版。）
5、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国家资本的历史分析》（与吴太昌、武力等合著，已出版）
6、集体项目：中国社科院重大项目《中国近代企业史》，承担金融和股份制企业部分（已结项）
7、国家社科基金2004年项目《中国近代的股份制企业研究》（已出版）
8、主持国家清史工程项目《清史·近代工矿志·矿业篇》（2011年已结项，22万字，另提交100万字史料长编）
9、主持国家清史工程项目《清史·近代工矿志·航运篇》（2012年已结项，18万字，另提交80万字史料长编）
10、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9年度重大项目《近代中国资本市场现代化历程研究-以证券市场为中心的分析》（进行中）
11、主持复旦大学985三期项目《贵州清水江文书研究》（已结项）
12、上海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上海通史（新修）子课题：晚清中期（1863-1899）》，（进行中）。
13、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近代金融市场发展与运行研究》燕红忠主编，主持子课题四"近代资本市场的运行机制研究"，（进行中）
14、主持招商局招标项目《招商局之弊》，（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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