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认识到了西方先进的同时又深刻感受到了西方霸悍的近代日本人，想要对现实的中国有一个更为全面的把握。于是，在军部派遣的所谓留学生的调查报告和各路访华人士所撰写的旅行记的基础上，在明治中期诞生了一部卷帙浩繁的综合性研究著作《禹域通纂》。

近代日本为何对中国发生了兴趣？

在近代之前的江户时代的大部分时期，日本人对中国的认识是有些模糊的。1630年前后，日本开始实施严厉的锁国政策，除了早期还曾有朱舜水（1600—1682）和隐元和尚（1592—1673）等极少数有影响的中国人登陆日本及有限的中国商船得以进入长崎港指定的区域之外，两百多年中两国间的人员往来几乎处于完全断绝的状态。不过，18世纪以后兰学开始传播，西方人通过大航海时代所获得的全球地理知识已经为大部分知识阶层所了解，日本由此获悉中国虽是大国，但并非天下的中心，1857年刊行的《万国一览》，按国家的强弱分别将俄国和英国排在了东西最上位的“大关”，而“满清十八省”则被排在了比较下面的表示行将退役的“年寄”一列。鸦片战争失败的消息，一方面促进了中国形象在日本人心目中的逐渐低落，另一方面，也使日本人很想了解现实的中国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国度。

1862年，已经被西方打开国门的日本首次派出官方商船“千岁丸”航行上海，一个目的是试图重开官方贸易关系，另一个重要目的则是实地考察中国的近况。青年武士高杉晋作(1839—1867)等人在上海期间与中国朝野广泛交往，将所见所闻一一记录，行之于文。这一时期恰是西方势力在上海日益扩张、同时又是太平天国军攻打上海周边造成大批难民涌入城内的非常时期，《上海杂记》《赘肬录》这些札记和报告记录了西方势力在中国的横行以及现实中“猥琐”、“肮脏”、“贫弱”的中国人形象。

明治以后，日本决定仿效西方，将日本建成一个欧美式的文明国家，这也决定了它将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对于当时的日本而言，中国依然是西边的一个庞大存在，朝鲜半岛和越南北部基本上依然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内，它若要向外伸展，必然会触及到中国。同时在文化渊源上，日本毕竟与中国有着两千余年的历史维系，基于地理和文化上的某种认同和对于西方强势的危机意识，“日清提携”的思想也始终没有泯灭。在这样的背景下，1870年7月底，日本派遣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一行出访中国，主动向李鸿章提出希望签订和亲条约，翌年《清日修好条约》签署，两国正式建立邦交。1874年日本武力干涉台湾获得成功之后，向中国本土扩张的倾向便日益强烈。明治12年（1879），刚刚升任参谋本部管西局长的桂太郎（1847—1913，后曾三度出任日本首相），提出向中国派遣陆军留学生的建议。所谓留学生的使命，主要是两项，一是在中国本土学习口语体中文（明治时期受过传统教育的日本人一般皆可阅读并撰写汉文），二是时机成熟便深入中国各地调查山川形胜和人文社会的实情，同时探察中国的军事情形。第一批被派往中国的青年军官共有11人，军衔多为少尉和中尉，分别派往汉口、天津、北京、广州、厦门，同时还有一名监督联络官驻守上海，在中国共待了3年，分别深入派驻地邻近的内地作巡回调查，如担任监督官的志永直在改驻汉口期间，曾深入四川进行了4个月的调查旅行，日后撰成报告书《蜀道指掌》。这些各地的调查报告，后来被汇编成集供军部的高层参阅。

明治中期，随着渡海前往中国的日本人渐趋增加，记述现实中国的书刊也时有付梓。早期较为重要的有曾根俊虎（1847—1910）的《北支那纪行》（前后编，1875—76年刊行）和《清国漫游志》（1883年刊行）。曾根的背景比较复杂，他有旧学和新学两方面的根基，后入海军担任少尉，1873年3月作为舰船随员随副岛种臣外务卿出使中国，在北方滞留数月，后又至上海办理军需物资，居住一年有余，遂于1975年撰成《北支那纪行》一书，对以天津为核心的直隶、山东、辽宁一带的地势、人口、兵备、产物、人情、风俗、贸易乃至清朝宗室的积弊和鸦片烟的危害都做了详尽的记述，并配有各种示意图，整个著述的风格更像一部情报志。此后他又奉命在中国居留数年，撰成《支那近世乱志》和《诸炮台图》向上司呈报[东亚同文会编《对支回顾录》（下）“曾根俊虎传”，298-305页]。但他的《清国漫游志》，却极富文人骚客的情调，不乏凭吊古迹、吟咏山水的场景。这大抵典型地表现了这一时期来中国的大部分日本人的复杂心境：现实中颓败的社会和昏暗的官场屡屡让他们感到失望，并激起他们改造、征服中国的野心和激情，同时与日本关联如此密切的中国的悠久历史、尤其是与古诗文交织在一起的自然和人文场景，又常常勾起他们内心的感动。后者在竹添井井的《栈云峡雨日记》（1876）和冈千仞的《观光纪游》（1884）中具有更明显的体现，因为这两部旅行记的作者都是汉诗文造诣深湛的文人，他们在中国的游离也并不负有官方的使命。相对而言，1884年作为《报知新闻》特派员来中国踏访的尾崎行雄所撰写的《游清记》，就带有比较明显的社会考察的色彩。

明治天皇

在认识到了西方先进的同时又深刻感受到了西方霸悍的近代日本人，一方面企图联手亚洲尤其是东亚的中国来共同抵御或抗衡西方势力的侵入，一方面又力图仿效西方来削弱和打杀中国在东亚地区的传统影响力并进而改造、控制中国，从而为日本在本地区的崛起和扩张谋得足够的地理空间。无论出于哪一种动机，都需要日本人对现实的中国有一个更为全面的把握。于是，在军部派遣的所谓留学生的调查报告和各路访华人士所撰写的旅行记的基础上，在明治中期诞生了一部卷帙浩繁的综合性研究著作《禹域通纂》。

《禹域通纂》的作者井上陈政

如果说黄遵宪在1887年完成、1890年由广州富文斋刊行的《日本国志》是近代中国研究日本的第一部综合性大著，那么，由井上陈政（1862—1900）撰写、1888年由日本大藏省刊行的《禹域通纂》可称得上是近代日本研究中国的第一部综合性专著。

与黄遵宪相比，除了为数寥寥的研究者偶尔会提及之外。井上陈政（以下称陈政）的名字在今天的日本几乎已经被人忘却。陈政文久二年（1862）9月25日出生于江户，其父楢原义兵卫原为江户幕府的幕臣，江户幕府倒台后大概也随之失去了俸禄，生活颇为艰难，就将其过继给井上陈光，因而改姓井上（陈政在晚年又归姓楢原）。日后他到中国，即以陈政为中国姓名，字子德。但井上家后来也是家道中落，在读完了一个时期的新式小学之后，1877年4月，年仅15岁的陈政进入了大藏省造币局制版部当了一名幼年三等技生，也就是印钞工。好在当时主持造币局（当时称印刷局）的得能良介（1825—1883）是一个很有识见的人，为提升少年员工的素质和技能，在局内开设了一个教育机构——幼年技生学场，学习的科目有洋学、数学、图学、汉学、机械运用等。陈政因为勤奋努力加上才智过人，考试成绩屡屡获得满分，频频受到奖赏，尤其是其出色的汉学水准为得能所大力赞赏，1878年10月，他获得了“汉学专门修业”的调令，让他进入中国驻日本公使馆驻地跟从何如璋公使、参赞黄遵宪等潜心修习汉学和语言，历时四年。这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他与中国正式结缘的一个始发站。

1882年3月，何如璋公使期满归国，陈政决定随何如璋去中国留学。是以何种身份去中国，有限的传记文献中大都语焉不详，估计受大藏省派遣的可能性很大。陈政本人日后在《禹域通纂》正文前的《留学略记》中如此说：

临出发之际，故得能局长训诫曰，日清联交之必须，已无须赘言，然于彼邦之风土事情若不能通达，于其始终若不能通观，安得联交乎？所谓事，皆由人立，所谓人，皆由事显。汝此行，愿善体吾意，勿虚鞠育之劳。[井上陈政《留学略记》，原文为汉文，载《禹域通纂》，大藏省明治二十一年（1888）刊行。本文据东京汲古书院1970年版影印本]

他在《留学略记》中还有如下记述：

三月二日，与何氏自横滨启程，经上海，抵广东潮州府，巡历惠州等粤东诸郡。七月，出广东，航经厦门、芝罘至天津，八月抵达北京。尔后，随何氏治制度掌故学。（明治）十六年十一月，何氏转任船政大臣，赴福建。于是，欲视察内地事情，考求贫富饶否，独身自北京出发，巡历直隶、山西、陕西、河南、湖广、江苏、浙江、福建各省，抵达福州。时为（明治）十七年五月。此行于实验最有益。

陈政与清末大儒俞樾间的师弟之谊，历来也一直为人所称道。经何如璋介绍，陈政于1884年10月至杭州正式拜俞樾为师，在门下前后三年。俞樾后来自己在《曲园自述诗》二十八之六有如下自注：“甲申岁，日本东京大藏省留学生井上陈政字子德，奉其国命，游学中华，愿受业于余门下，辞之不可，遂留之。其人颇好学，能为古文。”（《春在堂全书》，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635页）在另一首自述诗中还有如下注释：“余年前选东瀛诗，见其国诗人无不盛赞樱花之美，思一见而不可得。乙酋春，井上陈子德，以小者四树，植瓦盆中，由海舶寄苏，寄到之时，花适大开，颇极繁盛，历一月之久始谢。移植地下，则皆不活。”（同上）1890年，适俞樾七十大寿，陈政作为发起人在日本广为征集贺寿诗，即有政要名流数十人响应，集成《东海投桃集》刊行，俞樾本人收悉后大为感动，堪称中日间的一大风雅事[关于井上陈政的生平事略，本文主要参考了东亚同文会编《对支回顾录》（下）“楢原陈政传”，东亚同文会1936年，244-247页；米泽秀夫撰《楢原陈政》，载其所著《江南杂记》，上海内山书店1944年出版，88页等]。

《禹域通纂》是一部怎样的书？

然而陈政在中国的更重要的使命，即是当年得能叮咛他的“通达彼邦之风土事情，通观其始终”。这一使命他恐怕一刻也未能忘怀。他在中国前后总共6年，不仅阅读各类典籍书志，且南起广东，北至直隶北京，东起上海江苏，西及山西陕西，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时时注意以典籍稽考实地的勘踏，以实地的考察来修正典籍的记载，呕心沥血，最后撰写成皇皇两大卷《禹域通纂》，上卷正文1220页，下卷正文774页，附录353页，总共2347页。从卷帙上来说，远远超过了黄遵宪的《日本国志》。

《禹域通纂》正文分为政体、财政、内治、外交、刑法、学制、兵备、通商、水路、运输、物产、风俗十二个大部，每部设总论一篇，再设若干子项目。附录为当今政坛重要人物略传，并特设曾国藩和胡林翼的详细传记。本书开首，有一汉文的“序”，但对于撰写目的，有些语焉不详，只是提到“我邦毗邻，永矢联谊，利济通商，莫切于此”，另外，从“承命编此”的表述来看，此书应该是奉大藏省之命而编撰，并非个人的述怀之作。在“凡例”中，作者明言此书的内容“以留学中之见闻经历记载为主”，但在少数的篇目中，作者也提到了所参阅引用的既有文献，主要有《大清会典》《皇朝通典》《皇朝文献通考》《历代官职表》等。以下，按照正文中的十二个大部，概述其主要内容。

对当时中国的整体认识

在第一部分的“政体”中，作者将当时的中国分为“支那本部”“满洲部”和“蒙古西藏部”三个部分，“本部”即为中央政府八部（除传统六部外加上新设的总理衙门和海军部）直接管辖、下设省府州县地方政府的所谓早年“中华十八省”的概念：

支那本部土壤膏腴广衍，人民聪颖众多，为清国境域内最重要之根基，该国政府认定此地为本国之干部，外人亦以此为该国之要部。满洲之土壤疆域人口之额数，固然远逊于支那本部，然其为帝室发祥之地，与支那本部有密切之关系。但此地土地颇为荒芜，缺乏补益国力之势。近年来孜孜实施整理，或开矿，或垦田，诸务举行，渐显富庶之状。内外蒙古西藏，地方广漠无涯，但多系游牧种族，清国拥有此地，与其为增进国力，毋宁视其为羁縻之地，但求不叛不乱、臣属中央而已。（《禹域通纂》上卷，5-6页，引文均为笔者所译）

在谈到中国的国民性时，该书在风俗部的总论中说：“若概论清国风俗，或可以俭啬一词以蔽之。然审察实际，大有所悟。盖清国向来信重礼法，庶民感染是深，铸成自然范制。”但是作者在接触中国实际时，发现中国“民庶贫富之度悬隔殊胜”，“富者拥有财产巨万”，而“贫者难得一亩栖身之屋”。贫富悬殊的现状，令作者颇为震惊。

作者根据自己的经历，对各地的国民习性做了如此的概括，尤其注意到了南北风土习俗的差异：

清国风俗，随地异同。论其大别，则西北各省，民俗惰偷，东南一带，民习勤励。盖西北各省，农工业衰颓久矣，物产不兴，且困于旱潦，民力竭蹙，缺乏进取气象。唯山西省民，习仪俭朴，勤勉异常，尤长于营商。清国内地要市殷都，无论远近，皆前往营商，勤勉超众，以致孳孳富殷，乃北地罕有，可与南人俦匹。直隶陕甘地方，风俗荒怠，无奋励之望。山东河南两省，民性稍锐敏。此为北方各省风俗之概略。南方各省，农工之业隆盛，物产殷富，财资流通，百事无不便。江浙两省，民习奢靡，民性优柔。福建民俗轻躁，缺乏持重。广东广西风习彪悍，富于敢为之气，尤其广东地方，通商以来日久，通外国事情者不在少数，担当翻译通事、从事外国贸易者颇多，其原因盖出于此。江西人性温柔，尤适宜从事农业。湖广安徽，风俗鸷勇不屈，充兵勇者颇多。云南贵州人朴质醇厚，四川人勤劳。此为南方各省风俗之概略。（同上，下卷，762-763页）

对中国的兵备及相关新事物的关注

陈政也许意识到日本在东亚的扩张，最后难免会与中国交手，他在进入中国后就开始进行有关兵备情况的收集，在书中设有“兵备”一部，详细叙述了当时中国的兵备体系、八旗的现状、北京城内及各省的驻防兵额，甚为详备。同时，对于洋务运动后出现的新事物，陈政也给予了相当的关注。

铁道建设。陈政在中国期间，中国的铁道建设还相当有限，但他已注意到， “铁道工事，乃近年来清国锐意断行之领域”（同上，41页）。书中介绍了正在开工的京津铁道和台湾巡抚刘铭传的台湾铁路计划等。

海军建设和兵器制造所。在本书的“兵备”部分，制作了非常详尽的“舰队表”，对中国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各路舰队的所有舰船的吨数、马力、速力、乘员人数、配备的枪炮、制造年月、制造地等都做了详尽披露，另有南洋舰队各舰船的详细资料，包括各军官水兵的薪水、枪炮的具体尺寸和使用的弹药种类等，可谓最为详尽的军事情报。此外，对天津、上海、四川、吉林各地的兵器制造所也有详略不一的介绍，对上海的江南制造局叙述最为详备。另外，对天津武备学堂、福建水师学堂、广东水师学堂等新式海陆军学校也都有介绍。

新式教育。在“学制”这一部分作者在对原有的科举考试的沿革和现状进行详尽介绍的同时，对当时中国的教育体系批评抨击颇多，“清廷取士，全凭科举，以文章末技鉴别人才，不治实学。”（下卷，339页）作者还是注意到了在中国新出现的一些官办新学校，诸如北京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天津医学校、天津电信学校等，但同时指出即使新式教育机构也不讲授西洋的政治法律，同文馆等仅止于外语教育，且成效不显著。

对中国通商情况的考察

陈政撰写本书，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应该是考察了解中国的通商现状，以试图打开日本在中国的贸易渠道，拓展日本经济在中国的比重。他在“通商部”的《清国农工商况略说》中说：“余在清国游历间，窃对彼邦富庶之源加以观察，可断言，商业之发达扩张，实为该国民业效力之显著者，农业次之，工业又次之。”（同上，575页）就工业品而言，工业地域狭窄，制品也较上代沉滞衰废，但作者将原因理解为明代皇室生活奢靡，宫内用度浩繁，政府对工业品有间接的奖励政策，而至清朝，帝室倡导节用，禁止奢侈显贵，自然对工业成长影响不小。至于农业，以南方所出为盛，但江浙赣湘一带，人多地少，民众利用山林湖泽之地养蚕制茶，所余出口海外，为一巨大财源。而中国商业的发达，由来已久，因国土广大，各地物产不同，利用舟楫运输，互通有无，形成字号、行商、商铺三种业态，其中以字号的实力最为雄厚。且商人之间，有稳固的组织加强彼此的团结，同一个省或同一个府有各自的商会组织，在各地开设会馆，保护彼此的利益，形成了成熟的行规和商业习惯。

在“通商部”中，陈政又对当时中国的各主要海港和内陆港口分别作了详细的考察，认为大致可分为南部、北部和长江三大区域。北部的天津、芝罘、牛庄为皮毛豆类草帽等的输出地，总体而言，北部物产寡少，人民朴鲁不擅于经商，缺乏殷商巨贾；南方海港主要有宁波福州厦门汕头广东（即广州）等，这一带物产富饶，很早就与海外通商，人民敏于商机，台湾的鸡笼（现称基隆）、打狗（现称高雄）等诸港近年来亦呈繁盛之兆。长江沿岸的镇江芜湖九江汉口宜昌等，是蚕丝茶叶等各种物品的集散流通地，经历了太平军的兵灾之后，虽元气大伤，近来已明显恢复，呈蒸蒸日上之势。书中随后对各港口的地理环境、依托的腹地、港口的吞吐规模、进出口贸易额以及招商局所拥有的船舶吨位等一一作了详尽的介绍。

作者由此得出结论说，日本与其倾全力远涉重洋与欧美诸国展开贸易，不如就近重点开展东亚贸易，因地理人情不熟，纵然一时会有风险，但只须坚忍长久，不投机取巧，以诚意取信于当地民众，日后定有可观的业绩，“然在支那扩张贸易，非一朝一夕之功，据一般观察，支那乃吾一苇带水之隔之邻邦，言语虽不同但文学相同，风俗亦类似”。政府当在各商港开设领事馆，收集商业情报，鼓励日本商人在当地扩展贸易并提供各种便利（同上，593-595页）。

陈政编纂此书，目的当然是为日本当政者提供一部全面介绍中国的通览，作者的日本人立场也是很明显的，但纵览全书，我感到他的国家主义意识还不是很强烈，叙述的语言也比较平实，对中国的称谓基本上使用“清国”和“支那”两种。陈政曾拜在俞樾门下，对由诗文酝酿起来的中华文化，在内心上无疑具有深刻的情结，但他对中国社会的实状心里也非常清楚，私下在汉文体的《西行日记》中，对中国官吏的凶狠腐败多有记录：

（明治十六年二月）二日。……数日来，每抵客寓，辄杜门而应曰，客满矣。强入无客。询其故，（答曰）每吏来，饫肆饮食，不偿一钱而去。民畏吏如虎。……晋省军兴已有三十余年，而库藏绌乏，民困未愈者，非财力不足，蠹吏侵蚀之过焉耳。（田中正俊《〈禹域通纂〉和〈西行日记〉》，《西行日记》仅有手稿本，田中的论文中部分收录了该日记，《田中正俊历史论集》，东京汲古书院2004年，405页）

对于这样一个现实的中国，他内心的失望恐怕也难以掩饰。归国后，他撰成此书由大藏省出版，然后转入外务省担任翻译试补，翌年以交际官试补的身份赴伦敦公使馆任职，1891年辞去外交官以留学生身份进入爱丁堡大学学习，三年后的1895年1月学成回国。此时恰值中日甲午战争进入尾声，陈政被推举为日方首席谈判代表伊藤博文的通译参加与中方的谈判。未知坐在谈判桌上的陈政心境如何。这一年9月，以一等通译官的身份至北京公使馆赴任，后升任二等书记官，1898年陪同伊藤博文在中国游历。1900年7月义和团之乱中，左脚遭遇枪弹，终因破伤风于7月23日凌晨去世。有关中国，他还曾著有《支那历史》和《支那内治要论》，尤其后者，颇多有益建言。

（作者为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