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日本社会的发展与其历史上几次成功的社会大改革密切相关。论文着重从日本哲学思想在日本历史三次大改革中所起的作用看其内在联系，加深对日本改革的理解和认识。日本的改革，都不是固步自封地在固有传统中做文章。每次改革都瞄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文明。改革的基准不只是以自己的过去和现在为参照，而是以世界水平为衡量标准。

日本社会的发展与历史上几次成功的大改革密切相关。在任何社会发展进程中，哲学思想都必然地、不同程度地以不同形式起作用。本文着重从日本哲学思想在日本历次三次改革中所起的作用看其内在联系，加深对日本改革的理解和认识。

一、纵观：日本历史的三次大改革

日本社会历史发展中的改革有千百次，其中对社会发生重大影响和质变的有三次，即大化革新（645年）和明治维新(1868)、战后改革(1945)。

首次社会大改革史称大化革新，是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制度的变革，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领域进行的全面改革。由新兴封建贵族出身的中大兄皇子领导的。于603、604年间圣德太子所进行的推古朝改革并为大化革新提供了客观基础。这次改革由上而下进行通过政变夺权、发诏书、确立了公地公民的四大方针，思想上主要是以中国儒学为样板，结果建立封建天皇制。

天智天皇推行大化改新，使日本开始走向法制化道路

第二次大改革1868年的明治维新。由资产阶级化的武士与贵族出身的开明的领导者领导的社会大改革，他们通过宫廷政变、革命武装推翻封建幕府统治，建立了本质上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明治政权。这改革发表了政改方案、改革政策，以五条誓文为开端颁发了各种诏书、布告等等对社会全面的改革方案。在政治制度、国家体制的改革和经济、文化、教育上的改革涉及到建立起天皇制君主立宪政体的近代资本主义国家，成为东方第一个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

明治维新

第三次大改革发生在20世纪中叶，历史上称为战后改革。战后改革分为广义和狭义。就广义而言是指战后全面的改革。是日本在美军占领下，由资产阶级政府具体领导的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改革。从改革意义上来说，是继续完成明治维新时期应当完成的资产阶级任务。例如：议会政治、政党政治、国民权利、民主自由等等，这都以经济上为动力，思想上为先导的意识形态贯穿整个改革的进程中。总之，上述三次大改革形成了日本历史上的两次生产方式的变换。它们既存在共性，又具有个性。

战后改革

首先，上述三次改革都是伴随着向外学习的拿来主义，这是其共性之一。

日本的历次改革，都不是固步自封地在固有传统中做文章。每次改革都瞄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文明。改革的基准不只是以自己的过去和现状为参照，是以世界水平为衡量标准。大化革新的榜样是中国，明治维新的样板是西洋，战后效仿的则主要是美国。学习效仿外国不是单纯的拿来主义、囫囵吞枣，而是拿来后，分其部位，吸取精华，去其糟粕，经过痛苦的磨炼，研究创新为我所用。一句话，结合自己的实际采外部文明之长，补自己所短是日本能够以改革为主轴取得发展的重要原因。

世界是由相互作用的各个国家所组成，文明是在相互交流中得以进步的。一个落后国家要想通过改革取得发展就必须实行对外开放，向外学习。改革过程同时是一个深层次的全面学习先进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教育、思想文化的过程，这是日本改革的特色。当然，由于历次改革有其不同的背景，从而学习的对象也就不同。但勇于和善于拿来主义的学习、研究、赶上、超过则是日本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美德。特别是在改革时期这种精神表现得更为突出。大化革新时，遣隋使、遣唐使曾几乎把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大唐文化全盘搬到日本。而以后，特别是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迅速发展起来，中国还在固守封建文明，日本则毅然实行了新的改革，选择新的学习目标。尽管日本没有创造出更多的、突出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文明，但却享受了世界最先进、优秀的文明成果。日本民族谦逊好学的精神推动了改革，勇于且善于学习的传统又在改革中被巩固，二者互相影响，融于日本社会发展进程之中。这也可以说是独具特色的包括日本哲学思想史的日本文明。

遣唐使

其次，都具有自上而下改革的强制性，这是其共性之二。

日本民族性格中有许多让人不可思议的地方，他们有时表现得非常狂暴，有时又显得彬彬有礼，客套得令人举足无措。这种矛盾性格有人认为可以追溯到日本严格的等级观念和报恩意识。了解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日本改革何以多是自上而下强制推行并能获得成功非常必要。

大化革新是颁布革新诏令的方式进行的；明治维新的一系列改革也带有强制性推行的特点；战后改革一度则更是唯美国占领军的意志是从。由于日本传统哲学思想中有着严格的等级观念唯上是从，所以自上而下改革是具有绝对权威。这种权威有利于集中意志。此外，日本的教育一直灌输一种报恩思想，它促使日本民族形成了特有的道德观念。也许正由于这一点，才使得日本民众能够与开明的改革者相沟通。历史事实是自上而下的强制性改革，适应并利用了这种民族传统心理而取得了成功。

不过，这三次改革的社会背景及性质有所差异。时在7世纪中叶发生的大化革新和明治维新一起被认为日本历史上“两个划时代的事件”。大化革新正值日本社会处于奴隶制向封建制社会转化的剧烈动荡时期，此前，日本社会经济上，奴隶制土地所有制已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由于大唐封建文化主要是佛教和儒学的传入，促使了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政治上，以天皇为首的姓氏制日趋反动和腐朽，日本的神道教和儒学思想逐渐影响到日本当权者，也加剧了社会矛盾激化。当时主要以广大奴隶和部民同奴隶主和贵族的斗争，再一矛盾主要表现在私有土地的扩大和地方豪强势力的增强，统治阶级内部新兴的贵族和守旧的奴隶主斗争，这两大矛盾交织在一起，出现以中大兄皇子，中臣镰足为首的积极要求改革的上层贵族。645年6月他们采取宫延政变的手段灭苏我氏，拥戴孝德天皇，发布《革新之诏》，646年元旦正式开始了一场废除奴隶制确立封建制，变革社会性质的全面改革运动。

大化改新

史称第二次社会大改革的明治维新则是开始采取资本主义制度。由于日本长达700年的封建专制制度，闭关锁国的政策受到外国列强用炮舰的冲击和西洋思想文化的影响，促使当时日本有识之士面对美、英、俄等国的军事、经济侵略的同时，也发现了随着侵略带来的西洋文明，意识到日本与世界的差距，于是岩仓具视、西乡隆盛等倒幕派利用新登基的明治天皇，推翻了实际统治日本的将军幕府，开始了全面改革。

日本战后改革史称第三次社会大改革，它的背景更为复杂。1945年日本的败战给日本人民物质上造成了极大损失，精神上遭到打击，原来的信念破灭了，特别是原来一般人所接受的军国主义教育，即相信战争的正确性，战争必胜的神话等等如同肥皂泡沫一样转瞬即破，人们终于觉醒这场战争是害人害己的法西斯主义战争。日本人民奋起斗争，释放政治犯，工人罢工、建立工会，民主势力高涨。饥饿疾病笼罩各地，一片混乱，统治阶级不甘心失败，不愿交出权利和财富等思想意识交织在一起。在美国占领军的导演下，一场全面改革日本的计划开始了。美军占领者通过民主化的指令，于1946年12月颁布了长达103条的新宪法，亦称日本宪法。在经济体制方面进行的改革有解散财阀，农地改革，金融财税改革，产业结构改革，科学技术体制的改革等，使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开始向非军事化、民主化目标迈进。终于使日本成为美国模式的一个现代意义上资本主义国家。

以上三次大改革形成了日本历史上两次生产方式的交换。大化革新是使日本社会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制度转变的一次封建性改革，明治维新是日本社会由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飞跃，直至战后改革使日本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发展。明治维新和战后改革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

纵观日本的改革，似乎外因起了推进的、决定的作用。三次改革都是由强大的外来压力对日本发展起了特殊的作用。但实际上日本社会的发展主要是生产力的发展内因起决定作用的。改革的成功与进展主要取决于国内领导集团思想意识的开明。“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不推举出自己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①列宁的这段话当然也包括日本及其社会历史的发展，它们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总而言之，在政治上，日本的前两次改革，形式上都建立了天皇绝对主义的政体国家，第三次改革建立起资产阶级政党的内阁体制。经济上，第一次改革由奴隶制进入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以至第二次改革最终走向军事法西斯主义道路。第三次改革日本从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成为世界上经济强国之一。从思想上看，大化革新是日本统治者按照中国儒学的政治理念，以唐帝国为典范自上而下地推行改革。明治维新在思想上突出表现东、西方哲学思想的撞击与融合。战后日本则成为各种思想的试验场和竞争场。这就说明，社会历史的发展，改革是必然的，哲学思想理论是以生产力为原动力，成为改革的先声与指导，尽管它表现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的各个领域。

二、日本三次改革中哲学思想的地位与作用

1.哲学思想的理论先导作用

一般来说，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改革的历史，在改革过程中，哲学思想的存在和发展，不仅依存于社会矛盾运动，并给予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以重大影响，而且哲学也给予一定历史时代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以促进或阻碍作用 。

在欧洲历史上，西欧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统治的需要，曾利用经院哲学进行理论指导。在封建社会末期，欧洲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经院哲学已不适应其社会需要，在批判神学和经院哲学的斗争中，以人和自然为中心的人文主义，自然哲学思潮则成为主流。在这个时期广大的农民、平民等劳动群众是反封建、推动历史前进的主要力量。他们不仅积极参加了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封建、反教会的斗争，而且又进行了反映本阶级要求独立的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上，他们也通过一些特殊的形式表达了自己的特殊的要求。德国农民战争领袖闵采尔（约1490-1524）的神学哲学理论接近于无神论。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莫尔(1478-1535)和意大利的康帕内拉(1568-1639)以幻想小说的形式揭露了资本原始积累的掠夺本质，初步提出了财产公有的空想共产主义思想。他们利用这些思想在其斗争中为其服务。

那么，日本又是如何呢？

以儒家思想的所谓“以孝治国”论为例，即儒家“孝”宣扬“君为臣纲”、“夫为子纲”、“夫为妇纲”的“三纲”，其要害是把家庭关系中的“孝”移到君臣关系中的“忠”，忠以孝为本，由孝促忠，以强化“忠君”意识。日本统治者利用儒家伦理道德来约束臣民，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从圣德太子的《17条宪法》到近代的《教育敕语》《国民修身教科书》都贯穿了这种思想，前后长达1300年之久，成为日本统治阶级理论指导的一条主线。用井上哲次郎的话的来讲，它已成为“日本国体之特色”，不过应该指出，日本汲取中国儒家思想是按照日本历代统治阶级的需要把它“日本化”，以适应日本的政治社会结构的，并非照抄照搬。

圣德太子

再如，日本代表劳动人民早期唯物主义农民思想家安藤昌益提出了“自然世－－法世－－自然世”思想，反映了广大日本劳动人民反抗剥削和压迫的革命精神。他尊重“直耕”强调农民的劳动道德，反对封建等级制度，这些思想在18世纪中叶农民中较有影响，可以说是一种天才的预想。这些思想也为日本社会由近世向近代的转变培植了深厚的社会基础。

然而另一方面，哲学思想又在改革进程中有时起阻碍作用。

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这些宗教思想，在历史上曾经被劳动人民利用来作为动员和组织自己革命队伍的旗帜，但到一定阶段却成为革命队伍的腐蚀剂，也是以往农民起义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宗教使劳动群众迷信神灵而不相信自己的力量，把希望寄托于天国和来世，放弃为自身的解放而斗争。马克思指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②，那么以日本“武士道”思想为例，日本的武士道特别强调忠君和武勇，武士要对主君无条件地绝对忠诚，以死尽忠，做到忘我忘家、不畏死，有“不成功便成仁”之说，这些思想致使日本侵略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犯下了滔天罪行。同样对它的本身也是巨大的残害。二战中冲绳的全体官兵剖腹自杀就是很好的明证。再如大川周明、北一辉等主张的法西斯主义的理论亦如此，这些哲学思想在一定时期内阻碍了日本社会正常发展。

哲学思想不仅起一种理论先导的作用，而且在改革进程中往往统治阶级把它作为一种理论工具为其服务；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则把它作为一门思想武器指导人们的实践。西欧中世纪封建统治者为了教化人们，利用基督教和神学思想长期束缚人们的头脑，使人们服从他们的统治。无产阶级利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全世界无产者进行解放斗争，我国革命者运用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具体地解决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过渡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当前我国进行的改革开放正在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而向前发展。作为东方的一个岛国——日本自古代大化革新至明治维新前，始终把儒学中的伦理道德思想扩大为治国的政治思想。明治维新时，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侵入，日本的当政者在启蒙思想开拓下也曾利用上述传统的哲学思想，推行了“富国强兵”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自上而下地灌输“一国一家”的这种儒学的忠孝思想意识。1890年《教育敕语》发表后，井上哲次郎解释说，“一国乃一家之扩充耳。一国之君主指挥命令臣民，与一家之父母以慈心吩咐子孙无异。”到了本世纪初，日本政府为了进一步在教育中灌输“国民道德”，在编撰的《国民修身教科书》中宣扬“我等国民以子爱父母之情崇敬万世一尊之皇位，是以忠孝合一而不相离，‘忠孝’一致实为我国体之特色也。”③另外，日本无产阶级也宣传马克思主义，并进一步壮大自己的势力。

2.“拿来主义”：日本移植外来哲学思想

哲学思想在日本还有其特殊作用。“拿来主义”是日本移值哲学思想的特点。在日本三次社会大改革中清楚地看到哲学思想（尽管一时拿来主义），它都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大化革新的榜样是中国；明治维新的样板是西洋；战后效仿的则主要是美国；随着仿效的成功，哲学思想因时因情况变换而发挥着作用。古代日本主要是移值了中国的儒学以及由中国、朝鲜传入日本的佛学及日本的“神道”学等成为指针。在近代明治维新伊始则以英法的实证主义哲学和功利主义为核心的启蒙哲学和德国的康德、黑格尔等唯心主义观念论哲学以及法西斯主义哲学等等活跃在统治者的头脑。战后改革时则主要是在战前就传入日本的实用主义哲学、存在主义哲学、逻辑实证主义哲学……资产阶级思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等等在不同时期与条件下各自发挥其作用。拿来主义是日本人思想表现的一个特征。他们对外来事物（包括思想）以拿来迄始，即以学习－吸收－研究－改造－创新的路子进行的。

儒学移入日本，日本化的儒学思想改变了中国儒学的“仁”为核心日本变为以“忠”（忠君）为轴。西学传入后有的也改变了原有功能。例如：实证主义传入日本成了日本明治维新启蒙思想，反对虚学的武器，客观上起了“实学”的作用；实用主义在日本也成了对抗天皇主张“有用”就是真理的客观作用。东西方思想在日本撞击与融合下，在思想界产生了新的产儿－－西田哲学。

3.新旧哲学思想冲突及其作用

“新”思想是相对于“旧”思想而言的，它是指在思想发展过程中针对那个时代适应时代发展的思想，比如说，孔子思想针对奴隶社会而言就是新思想，针对资本主义社会而言就是旧思想。旧思想可以说是传统思想，新旧思想的质的界限是根据那个时代适应其生产力发展为基准。

日本古代哲学史的主要构成部分，是儒、佛、神道的复合本。儒、神道、佛本来是互相对立的－－儒学创造理想的人格，道教追求自我的超越，佛教达到无我的意境－－它们传到日本经过相当大的改造，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进行相当复杂的组合，使之互相补充，成为一种追求个人与社会，个人与自然之间的外在和谐，以及追求摆脱任何欲念要求的内在平衡，而在日本的哲学思想和日本人的现实生活中得到统一，形成“和为贵”的思想意识，成为统治阶级的精神支柱。如推古朝改革和大化革新的宪法，律令制度中有不少“和”的思想。到了江户时代，儒学趋向日本化，它不论在表现形式或具体内容方面，都更能体现接受与推行儒学的日本诸社会集团，社会阶层的需要，更能符合他们的利益要求。以藤原惺窝和林罗山为代表的正统儒学与中国儒学相比，表现为一种更加直观的政治伦理学形态。下面从其在意识形态上的明显特征去把握儒学在江户时代这一社会变革进程中所起的作用。

朱熹

第一，他们从中国朱子学的道学性质的史学中，获得了一种符合武士本位和敬神本位的需要而严格认定身份制度的理论。 中国儒学，历来重视为历史事件给予“正名论”的道义评介。朱熹在“正名”伦理观上，集儒家之大成，他编撰《资治通鉴纲目》，林罗山仿朱子《纲目》之法，根据所谓“大义名分”编撰《本朝编年》。“盖上下定分而君有君道，父有父道。为臣而忠，为子而孝，其尊卑贵贱之位，古今不可乱，谓之上下察也。”④于是，罗山通过《本朝编年》，“定君臣上下之分”，“华夷内外之辩”，从而确认儒学的阶位等级制度在日本社会生活中的伦理道德意义。

第二，他们变异中国儒学的忠孝伦理观，推出以“忠”为本的武士道德。 日本自8世纪《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初，便倡导天皇“万世一系”说。（神道思想的作用和意义后述。）迨至镰仓时代，武士阶层崛起，他们以效愚于主子而获其利。德川幕府本是在将军武士的征伐战中建立起来的一个政权。这种政治势态，自然要求社会依据阶位等级制度，提倡观念上的绝对忠诚。罗山提出“忠孝”原本不二，然一旦冲突，则忠孝之比，便是重轻取舍的原则问题。他以战场的“阵勇”与“偷生”作比喻，为主人而阵勇战死，大忠亦大孝；若偷生苟免，则忠孝俱灭。这样以“忠”为本的日本儒学，成为武家精神的理论支柱，造就了以后的武士道德。⑤

第三，他们把儒学与神道结合起来，并且确认其本位哲学思想的地位。 藤原惺窝作为江户儒学的主要创始人，一开始便把儒学（朱子学）与日本本土的神道相结合，倡导儒神一致论。藤原氏说：“日本之神道以正我心怜万民，施慈悲为奥秘；尧舜之道亦以此为奥秘也。唐土曰儒道，日本曰神道，名变而心一也。”⑥罗山步其后，主张“神道即理”，从而为日本神道寻找到了一种更为精辟的理论表述形式。“神道”与“理”同在，“理”与“心”同在，因此“神道”与“心”同在⑦。这样儒神合一的日本儒学，在意识形态中排斥一切异学。藤原氏指佛学为“异端”⑧，罗山指佛学为“虚学”，指耶稣教为“妖狐。”⑨他们习惯于把外来思想判为“异端”的名义下，予以扫荡，尽管儒学原来也是外来思想，以维护儒学本位哲学思想的权威性统治地位。

上述诸方面特征，互相渗透，彼此默契，构成了一个独立形态的具有强烈的封建性、道德性和封闭性的政治伦理体系。由于德川幕府的政治力量，这一政治伦理体系，便在17世纪初期至19世纪中期，成为日本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可见，日本统治阶级传统的意识形态是多元的，有佛教，儒学、神道教等。一般说来，大化革新前后以佛教和儒学为主，中世纪朱子学成为江户时代的官学，而日本固有思想“神道”也发挥着作用。神、儒、佛既相斗争，又相融合，共同在不同条件下为其统治者利用。大化革新之前推古朝改革领导人圣德太子既拜士觉哿为师钻研儒学，又拜高句丽的僧惠慈为师通晓佛教。他颁布的《17条宪法》中既包括儒家思想，又包括佛教思想，足以证明他在理论上是儒佛一致的倡导者。《经国集》一书中，收集了空海等佛教大师的诗歌作品，其中问：“天地终始”、“宗庙帝谷”、“调和五行”、“治平民富”，“忠孝以何为先？”这些对策里充满着儒家思想。而日本的神道教与佛、儒共存互学，一直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在古代和中世纪，它虽然不象佛儒那样居于显要地位，但因它是在固有信仰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国粹”，具有潜在的优势。事实上，不仅神道受佛儒的影响，而且神道中的皇国史观，日本中心主义思想在促使佛儒“日本化”以及牵制外来思想影响方面起到了重大作用。例如，日本佛教一开始就突出其政治作用，作为“镇护国家”的意识形态得以传播，护国主义传统贯穿于最澄、空海、荣西、日莲等日本佛教大师的思想之中。佛教与神道共存互学，又产生了“护法神”观念，认为神道诸神守护佛法，因此，在日本，神社建在寺院门前的现象到处可见。又如，神儒结合、神主儒从的思想在日本朱子学创始人那里早已有之。罗山说：“本朝神道是王道，王道是儒道，因无差等。所谓唯一字源，理当心地，最当尽意。”⑩后来，国学派的雨森芳洲（1618-1755年)就干脆将神道比作“本经”，儒学比作“脚注”，说：“所谓三器（镜、剑、玉）者本经也”，“邹鲁（指孔子）之所述者脚注也(11)。水户学继承国学的皇国史观和神儒合一思想，宣扬“尊皇攘夷”，为明治维新做好了思想准备。“尊皇”思想在历史上的重大变革时期以及在抵御外力、推动民族一体化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因其中也包含着民族扩张和排外主义等反动思想，在近代史上最终使日本走向军国主义道路。不过，“尊皇”思想意识的弘扬，可以使日本民族对内一体化，对外一致行动，这是日本历代统治阶级保留天皇制，尤其是近代统治者拚命宣扬所谓“国体”(12)论的原因所在。

4.日本改革与朱子学、阳明学、国学

纵观日本古代思想史，江户时代主要存在三种哲学思想流派，即朱子学、阳明学、国学。在广义上，这三种思想都属于儒学范围。江户幕末，洋学的传入和隆盛形成了儒学与洋学的这对新旧思想的冲突。明治维新这一近代资产阶级改革进程中，其思想基础的改革斗争中也明显看出哲学思想的作用。

关于日本朱子学

中国的朱子学移植日本以后，成为江户时代影响最为长久的官学思想。这一学说在认识论上以其独特方式为明治维新做好了思想准备，对日本近代化的形成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朱子学的基本原理是“格物致知”观，其核心是穷理观念所谓穷理，就是要弄清事物之中存在的“理”，日本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下级武士受到这种思想的陶冶，使他们倾心于追求“终极”和“一劳永逸”的真理，用理性的力量来超脱有限的现实并获得精神上的无限支柱和圆满解释。这种执着追求，勇于进取的精神，使朱子学找到了东西方科学的结合点，从中孕育了走向近代社会，实行明治维新的文明思想。对此我认为佐久间象山解释得好，他认为朱子学之意在于凡天下之物，穷其理，尽其知识之量。西方穷理之科目，亦合程朱子意。但它又指同二者的相异之处，即在认识自然的领域中应承认西洋的“穷理”，而在哲学的精神领域里信奉传统观念即儒学。因而他提出了“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精粗不遗，表里兼核”的思想，从理论体系上解决了儒学与洋学之间接合的课题，开创了当时研究洋学的一代新风，后来则成了日本近代化发展的理论思维模式。

关于日本阳明学

阳明学作为实践的哲学，极为重视“行”的观念，即“体究践履，实地用功。”这种实践观特别符合下级武士的心理需求。他们把训古之学、词章之学、老佛之学等统统斥为无用的“曲学”，而主张“义理经济之正学”。认为“以知废行非真知，以废行知非实行，故行知二而一，先后亦相待而相济也。”从这种观点出发他们反对空谈书本，不联系实际，提倡“知行并举。”这种以理性思辨为基调的务实精神，陶冶了下级武士苦干实行，有信必行，坚毅奋进、执着实践的性格，从而为下级武士渴望新知，追求近代文明、勇于实践注入了思想推动力。使“实学”和“洋学”建立了自然契合的区域，两者的结合促进了开港倒幕和维新革命。

关于日本国学

国学最初是作为与儒学对抗而兴起的，主要是以新兴的商业资本阶层为背景，以城市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封建体制下改良主义思想体系的产物。国学从批判儒、佛思想出发，主张恢复丧失了人的“直心”，恢复“天地自然”的古代精神，反对儒学的封建身分制和尊卑观念，提倡人的自我感性，在这一点上表现了某种平等思想。平等，作为个性发展的一个条件，也就是启蒙运动的哲学思想的含义，对日本的人性解放起到了促进作用，为接受西方民主思想作了准备。

国学更重要之处在于它的“神道思想”，即日本优越论和尊皇观念。认为日本是天皇神国，皇统一相承，皇祚万世。日本的“大和魂”有无穷的力量，这种强调人的作用和以神国观念为中心的国体论，增强了日本民族的内聚心理动力，铸成了强烈的自我崇拜意识，为尊王攘夷运动和后来的日本走上法西斯主义道路提供了思想基础。

一言以蔽之，朱子学的“穷理”观念，塑造了下级武士的认识伦，使他们孜孜不卷地追求富国强兵之路；阳明学的“知行合一”观念决定了下级武士渴求近代文明并付诸行动的实践观；国学的“神道”思想，宣扬日本至上主义，形成了下级武士的攘夷观。由此可见，日本古代哲学不仅在那个时代发挥了其应有作用，而且在外来危机的强烈冲击下，经过内外因素的整合，使他们与“洋学”这新旧思想相互交融，汇成了推动日本通过改革走向近代化的巨大思想动力。

关于幕末“洋学”，一般是指日本近世移植、研究的西洋学术的总称。起于日欧交涉之始，一起到幕末。广义的洋学可划分为三个时代：一是以葡萄牙南蛮系学术为主的蛮学时代（16世纪中叶至锁国前）；二是以荷兰系学术为中心的兰学时代（锁国时代）；三是幕末开港后，除兰学外，还有英学、法学、德学等诸学术的狭义的洋学时代。

我们知道，整个德川时代，在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的是朱子学。幕末，洋学与朱子学相比作为一种新思想，这种先进思想的移植，需要一定的科学土壤，而日本自身哲学思想的发展为洋学奠定了基础。1853年，美国伯利将军率军舰入侵日本浦贺港，幕府被迫开港。为巩固海防，抵御外来列强的入侵，于1856年设立了“蕃书调所。”通过翻译外国书籍来输入欧美军事技术、培养技术人才的官方洋学研究机关，他们培养的洋学学者的知识远远超过科技范围，涉及到政治、哲学、法律等各个领域。他们的思想渐趋开明，因此打下了以西方近代哲学思想来批判封建主义的基础。当幕府崩溃明治政府成立后，从这一批洋学学者为首开始移植引进西方哲学思想，并逐渐与日本已有的东方哲学思想互相斗争、互相融合成一场思想变革。

注释：

①《列宁选集》第一卷，第210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页。

③石田雄：《近代日本政治结构的研究》。未来社。1980年版，第37页。

④⑤⑦⑨⑩《罗山文集》卷18，第68、32、55、3、21、7页。

⑥⑧《惺窝文集》卷4。

(11)朱廉之：《日本的朱子学》，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79-180页。

(12)这里所说的“国体”是指国家形式、政体形式，特指天皇制政体形式和与此有关的“尊皇”意识形态，与政治学所讲的国体概念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