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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猫外交:武则天时期曾将"白熊"送往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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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丁当 文章来源:北京日报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8-2-12 12:21:09 文章录入:贯通日本语 责任编辑:贯通日本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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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熊猫被誉为中国的“国宝”。说起大熊猫似乎每个人都耳熟能详,然而它背后的故事,很多人却并不一定了解得那么清楚。 中国古代对大熊猫有多种称呼 “大熊猫”其实是近代西方人给起的名字。学过英语的人都知道,熊猫在英语中叫Panda,英语中它还有一个名字叫Cat Bear,中文译为猫熊,因为它的脸像猫,体似熊。当1944年12月大熊猫首次在重庆北碚的中国西部科学博物馆里展出时,展板说明文字的标题采用横书,名为“猫熊”。但当时汉字一般采用直书,从右往左读。这样一来,前来参观的群众凭习惯将横书的“猫熊”读成了“熊猫”,于是只好随俗,将错就错了。只有在我国台湾地区还叫“猫熊”。 而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对于熊猫的叫法有很多,比如貔貅(píxiū)、貘(mò)、白熊等等,当地的藏族同胞叫它杜洞尕(gǎ),彝族同胞叫它峨曲。在史籍中也有很多关于它的记载。 据我国古代博物学著作《山海经》记载,它很像熊,但毛色是黑白的,产于邛崃山严道县(今四川荥经县,并仍有熊猫分布)。还说它吃的东西很特殊,专吃铜和铁。因此,把它称作食铁兽。 两千多年前的汉代初期,我国出现了一部解释词义的专著叫《尔雅》。这本书里对貘的解释是像熊,出产在四川,它的毛皮很厚,坐卧时垫上,可以防止湿气侵入人的躯体。 早在公元前二世纪,秦代曾遗留了一个古宫苑叫上林苑(今西安市西及周至、户县界),至汉初曾荒废,到汉武帝时又收为宫苑,周围有200多里,苑内放了很多禽兽,供皇帝射猎。汉代文学家司马相如在《上林赋》中列举众多异兽时,貘也名列前茅。 从自然历史来看,早在三四百万年前,大熊猫曾生活在云南和广西等地的潮湿热带森林里。在四五十万年前,当人类还处于猿人时期时,它们曾得到过蓬勃的发展。在我国江南一带所发掘的化石数量之多,分布之广,是世界范围之内也少见的。可是自人类进入智人以后,从新石器时期开始,随着人类与生产的发展,生活领域不断向纵深伸延,它们开始走下坡路,分布范围越来越狭窄,数量与日递减,人们都称它为老寿星、活化石。它们现在大多生活在四川盆地西缘高山峡谷向青藏高原过渡的狭窄地带。 法国传教士在科学上首次发现大熊猫 虽然古代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大熊猫,但是由于没有近代在西方发展起来的物种分类知识,因此一直没有对于大熊猫的科学研究和认识。 在科学上发现大熊猫,是19世纪由一位在中国传教的法国神父,同时也是一位博物学家,皮埃尔·阿曼·戴维来完成的。 戴维是法国比利牛斯山区的巴斯克人,生于1826年。他从小爱好动植物,长大后热衷于研究博物学,对神奇的东方文化尤其感兴趣。他22岁入拉撒路教会,1851年获授神职,26岁时向法国“圣方济会”提出到中国传教,但一直等到1862年36岁时才圆了到中国的梦。 戴维来到中国后,传教之余热衷于动植物考察。大熊猫不是他“发现”的第一个新物种,1865年1月,也就是清同治四年,戴维到北京南郊做动植物考察时,在皇帝专用的猎苑里见到了一种长相奇特的鹿——“四不像”,后来就被认定是一种新发现的麋鹿物种。 1869年3月,戴维辗转来到四川穆平(今宝兴县)东河邓池沟天主教堂,担任这里的第四代神甫(即神父)。 戴维在当年的日记中写道:“1869年3月11日,在返回教堂途中,这条山谷中的主要土地占有者,一个姓李的人邀请我们到他家里去用茶点。在这个异教徒家里,我看到一张展开的那种著名的黑白熊皮,这张皮非常奇特。猎人告诉我,我很快就会见到这种动物,猎人们明天就出发去猎杀这种食肉动物。它可能成为科学上一个有趣的新种!” 在1869年3月23日的日记中,戴维写道:“猎人在离开10天之后,今天回来了,他带给我一只年幼的白熊,捕到时是活的,为了携带方便,它被杀死了……他们以很高的价格把这个年幼的白熊卖给了我,它除了四肢、耳朵、眼睛周围为黑色外,其余全为白色。它的体色同我以前看到的成年个体毛皮的颜色是一样的,因此,这一定是熊属的一个新种。”戴维初步将它定名为“黑白熊”。 戴维将这个标本寄给巴黎自然博物馆主任米勒·爱德华。爱德华认真研究毛皮和骨骼后,在1870年发表的论文中指出:“在外部形态上,它确实同熊非常相似,但它的骨骼特征和牙齿明显与熊不同,却与小熊猫和浣熊很相近,它肯定构成一个新属。”戴维收集的第一具大熊猫模式标本,至今还在法国巴黎自然博物馆珍藏着。 西方“熊猫热”带来了猎奇与猎杀 戴维发现新物种大熊猫的消息很快传播开来,西方国家也掀起了一股“熊猫热”。许多动物学家、探险家、狩猎家、旅行家纷纷进入中国,想捕捉到这种唯独中国才有的珍奇动物。而那时的中国积贫积弱,只能听任西方的一些猎奇者掠夺大熊猫这种宝贵的资源。 1891-1894年,俄国的波丹宁和贝雷佐夫斯基在四川的平武和松潘一带考察,收集到一张大熊猫皮。英国人、美国人、德国人也纷纷加入收集或猎杀大熊猫标本的竞赛。 美国最早到我国猎取大熊猫的是罗斯福总统的两个儿子——西奥多·罗斯福和克米特·罗斯福。1928年,他们先后经宝兴、康定、泸定转到越西、冕宁的冶勒乡,寻找到机会,两兄弟同时开枪猎杀了1只成年雌体大熊猫。此外,还得到另一张大熊猫皮一起带回美国。这些标本现存于芝加哥自然博物馆。 现代第一个把活体大熊猫带出中国的人,是美国一位叫露丝·哈克尼斯的女服装设计师。她的丈夫威廉·哈克尼斯是一位动物学家和探险家,新婚不久便进入中国寻觅大熊猫,尚未进入大熊猫产区即病逝于上海。哈克尼斯夫人“继承丈夫遗志”,通过艰苦的寻找终于在夹金山海拔约2000米的山林竹丛中,发现一只体重不到3磅重,出生约30天的大熊猫幼仔。露丝给它取名为“苏琳”。在朋友的帮助下,露丝花了两美元,用柳条筐装着“苏琳”,海关登记上写着“随身携带哈巴狗一只”,登上麦金莱总统号海轮,混出了中国。 1936年圣诞节前夜,“苏琳”到达旧金山,纽约探险家俱乐部为它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1937年春,“苏琳”在芝加哥动物园展出,第一天观众即达4万多人。 据统计,1869-1946年间,国外有200多人次前来中国大熊猫分布区调查、收集、捕捉大熊猫。仅1936年至1946年的10年间,从中国运出的活体大熊猫计有16只,另外至少有70具大熊猫标本进入外国的博物馆。 大熊猫物种分类争论了一百多年 1869年,法国传教士戴维最早获得大熊猫标本以后,把它视作熊科成员并命名为黑白熊。次年,巴黎自然博物馆主任米勒·爱德华重新研究了这个标本的牙齿和骨骼后,得出了一个新的结论,认为它们只是在形态上与熊相似,而在结构上与小熊猫和浣熊相同。因此认为它们不是黑白熊,而是浣熊科的一种。 20世纪80年代中期,西方学者奥巴林根据大熊猫、小熊猫、浣熊和几种熊的蛋白质及DNA序列比较,认为浣熊是从熊科的共同祖先第一次分离出来的类群。之后不久,他又将小熊猫从浣熊科主支中分出,认为大熊猫更接近熊而远离浣熊。因此,迄今多数西方学者认为,大熊猫起源于熊类,将其归入熊科。 我国一些学者根据血清免疫学比较,用大熊猫、黑熊、马来熊、小熊猫、狗、猫等的血清做免疫实验,或进一步做免疫扩散和微量免疫电泳实验,分离出免疫距离,也认为大熊猫应并入熊科。另有学者对大熊猫、小熊猫、马来熊、浣熊等做了分子生物学的分析,结果也主张将大熊猫划入熊科。 1980年,西方学者武斯特·希尔等通过对大熊猫、杂交熊和其他食肉动物染色体的研究,认为大熊猫与熊几乎没有同源的染色体臂,与小熊猫、浣熊的相似程度也很低。故应将大熊猫另立一科。 有人认为,从行为生态学上看,大熊猫的生态位狭窄,食物单一,而熊类生活领域和食物都很广阔。大熊猫不冬眠,粪便形态特殊,交配方式也与熊类不同,发情时间在春季,为单发情,并发出特殊的咩叫声和哼声;而熊发情多在夏季,属多发情,发情期常发出吼叫声。 1993年,我国学者黄万波通过对熊猫、小熊猫及熊类化石和现在种的材料进行综合分析,用电子显微镜扫描技术对大熊猫、小熊猫及熊类的颅骨、下颌骨的形态及牙齿结构进行比较研究,认为大熊猫与始熊猫的原始特征不同于熊科成员,应独立为大熊猫科。 虽然大熊猫的科学发现已经有一百多年过去了,但大熊猫的物种分类,仍然没有定论。 友好使者: 最著名的国礼 早在唐代武则天时期,大熊猫就曾作为国礼赠送给邻邦日本。 据日本《皇家年鉴》记载,在685年10月22日,武则天执政初期,唐朝女皇武则天将一对活的白熊(现在不少产大熊猫的地区仍沿用白熊这个名字)和70张皮作为大唐国礼,送给日本天武天皇。这是大熊猫作为友好使者第一次出国。 1941年,当时的中国政府以蒋介石夫人宋美龄的名义,送给美国一对熊猫,名叫“潘弟”和“潘达”。当时由于正处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历经周折才于年底进驻纽约动物园。 从1957年开始,大熊猫作为我国人民的友好使者,以国礼形式首先送给了苏联一只雌性大熊猫“平平”,1959年又送了一只雄性大熊猫“安安”到莫斯科。从1965年到1980年,我国还向朝鲜先后送去“三星”、“丹丹”和“林林”等5只大熊猫。 1972年以后,大熊猫作为国礼,更成为了我国派往美国等更多国家的友好使者。1972年4月送给美国一对大熊猫“玲玲”和“兴兴”,饲养在华盛顿国家动物园。1972年10月送给日本一对大熊猫“兰兰”与“康康”。1973年12月送给法国两只雄性大熊猫“燕燕”和“黎黎”,它们在巴黎动物园饲养展出。1974年4月送给英国一对大熊猫,雄性叫“佳佳”,雌性名“晶晶”,由伦敦动物园展出。1975年9月送给墨西哥一对熊猫,雄性叫“贝贝”,雌性叫“迎迎”。1978年9月送给西班牙一对大熊猫,雄性名“强强”,雌性叫“绍绍”。1980年11月送给西德一对大熊猫,雄性叫“宝宝”,雌性叫“天天”。 从1957年到1982年,先后有24只大熊猫赠往9个国家。另有许多国家纷纷提出希望中国赠送大熊猫的要求。 20世纪80年代初,大熊猫面临的严峻形势使我国政府不得不冷静思考对大熊猫这一珍稀物种的保护对策。当时,大熊猫的野外种群仅有千余只,并正面临着一场生死考验——其主要分布区岷山、邛崃山一带箭竹大面积开花,大批大熊猫饿死荒野;而圈养种群,全国只有北京动物园一家饲养有大熊猫,人工繁育只成活过1只,人工种群数量太少,连自我维持都很困难。 鉴于这种情况,1979年,林业部等联合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大熊猫不宜出国展出的报告》,并很快得到国务院的同意。为进一步加强大熊猫保护工作,杜绝因大熊猫出国而从野外捕捉大熊猫,1980年国务院又发出《关于重申大熊猫不宜出国展出的通知》,明确规定了大熊猫出国必须经由国务院批准。至此,结束了中国将大熊猫作为国礼赠送国外的历史。 (本文写作参考赵学敏主编《大熊猫:人类共有的自然遗产》,黄万波、魏光飚编著《大熊猫的起源》,胡锦矗著《大熊猫的生活奥秘》等,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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