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前后，日本涌现出一大批宣传西方近代思想的杂志，一方面宣扬西方思想和社会制度，另一方面积极推介西方性别观念、饮食习惯、社交礼仪、教育方式，加速了日本近代化进程。其中，西方近代女性观的传入和流布，既是日本社会迈向“开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也催生了日本女性杂志。日本近代女性杂志中女性观念的流变过程，亦展现出性别观念、性别定位与历史时代之间错综复杂的内在关联。

明治维新催生女性杂志

1853—1854年，美国佩里（亦作“培里”）舰队两次兵临江户湾（即“黑船事件”），以武力迫使日本“开国”。此后，受西方文明的剧烈冲击，日本政府以自上而下的“维新”方式，开启了近代化进程。明治维新的一大内容即学习西方文明，促使日本由“半文明半野蛮”的“半开（化）”状态走向“文明开化”。对女性的定位与认识——女性观，是当时“文明开化”的重要方面。

明治时期女性观念的变革体现在两方面。在思想领域，森有礼、福泽谕吉、西周等知识分子于1873年创立旨在推动日本思想启蒙的“明六社”。1874年，明六社推出机关刊物《明六杂志》，成为宣传启蒙思想的阵地，对西方女性观的宣扬亦包含其中。森有礼、福泽谕吉等人极力批判“男尊女卑”思想，他们把当时日本的男女关系比作奴隶主与奴隶，呼吁废止一夫多妻制。然而，这种女性权利意识却在“全盘西化”的整体基调下走向极端。福泽谕吉从“改良日本民族基因”角度出发，认为男尊女卑的观念压抑了女性，因此“只有让女性心情愉悦，女性才能有强健的体魄，才能孕育健康、高质量的人种”。在社会政治领域，日本政府相继颁布了《学制令》和《高等女学校令》，规定男女教育平等，并将培养中学文化水平的女子教育列为地方政府考核指标。

1880年代，随着近代化进程的深入，唤醒广大女性自我意识、打破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观念，成为日本知识界共识。关于女性问题的文章和评论开始登上日本各大新闻报刊；废除娼妓及公娼制度、杜绝女性人身买卖等议题，得到社会广泛关注。在有利的舆论氛围助推下，1885年，近藤贤三创办了“日本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女性杂志”——《女学杂志》。

办刊方向折射女性认识

1890—1920年代，得益于女性教育的日渐普及，女性识字率大为提升，阅读成为她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因此，《日本之女子》《家庭杂志》《日本之家庭》《日本妇人》《女学世界》《妇人世界》等女性杂志接连创刊。受当时历史背景、社会整体女性观及女性现实处境的影响，女性杂志的办刊风格和刊文倾向开始分化为“教养派”与“实用派”两大种类。

“教养派”杂志主要面向职业女性，以呼吁改善女性工作环境、提高女性社会地位、唤醒女性自我意识为办刊宗旨。第一次世界大战刺激了日本工业迅速发展，社会对底层女性劳动力的需求大增。然而，经济发展没有惠及广大女性。相反，她们的工作环境恶劣、劳动时间长、工资低，是普遍现象。为改善劳动女性的境遇，铃木文治等人于1916年创刊《友爱妇人》，以工场访问、女工生活、海外女性劳动介绍为主要内容。同年，中央公论社创刊《妇人公论》。与当时其他女性杂志标榜“家族主义”“贤妻良母”不同，《妇人公论》反对将女性定位成“妻子”或“母亲”角色，主张从女性自身视角探讨女性的生存价值和意义。在“贤妻良母主义”“男尊女卑”的社会中，《妇人公论》首次提出了被忽视的女性自身的发展问题，被誉为日本第一份教养派女性杂志。

与《妇人公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实用派”杂志。1917年石川武美创刊的《主妇之友》是这类杂志的典型代表。实用派女性杂志文风通俗，将家务工作、持家技巧、健康保健等作为刊发重点，对当时男尊女卑的社会现实则鲜有涉及。此类杂志呈现的女性定位，与日本当时的历史环境关系紧密。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接连胜利，促使日本军国主义进一步膨胀。在富国强兵、武力至上的政治和社会氛围中，男性处于绝对中心位置；而“男尊女卑”则以新的形式呈现出来——女性教育的本质是将女性培养为“贤妻良母”，女性应为“沙场男丁解决后顾之忧”。当时的女性杂志热衷于宣传“贤妻良母”的女性形象，将“成为合格妻子和母亲”定义为女性的生存价值，“服从丈夫规训”“注意自我言行”“适度化妆”等内容，频频见诸报刊杂志。

女性杂志沦为战争工具

1920—1930年代，日本职业女性人数迅速攀升，医生、教师、律师等职业亦打破了男性专属局面。经济独立的女性开始谋求个性和生活独立，自我意识不断增强。尽管这些职业女性婚后大都回归家庭，但与传统女性相比，她们的家庭地位及家庭主导作用被社会广泛认可——她们引领家庭兴趣爱好，是家庭娱乐文化的中心、“一家其乐融融”的象征。与之相应，“介于教养派和实用派之间”的女性杂志也应运而生。1922年，柏拉图社创刊《女性》，成为此类杂志的代表。《女性》聚焦于职业女性和都市女孩，着力表现时代女性的时尚生活及摩登之美。流行时尚、恋爱观、职场女性等，成为这类杂志关注的主题。

1930年代后，日本社会日益法西斯化，军国主义加快对外侵略步伐，国内舆论对女性的引导倾向亦重返1920年代之前，甚至变本加厉。日本媒体对井上千代子事件的宣传即是一例。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华大举增兵。1931年12月，正值新婚燕尔的日军中尉井上清一奉命重返前线，其妻千代子在井上“出征”前因不明原因自杀。但这一事件却被《大阪每日新闻》等渲染为千代子是为了坚定丈夫的“报国之心”而自我“牺牲”。受此影响，类似“昭和之烈女”“帝国妇德之光辉典范”的报道，频频见诸各类女性杂志。例如，1932年新年号的《主妇之友》刊载《金谷参谋总长母亲苦心谈》一文，讲述了一位伟大母亲如何将儿子从一个贫寒的乡下儿郎培养成“国之栋梁”的心路历程。从“母亲—女性”视角对日军的侵略行径进行了“赞颂”和“讴歌”，建构了一个“舍身为国”的“军国美谈”。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38年5月，内务省颁布“关于女性杂志的取缔方针”，规定女性杂志的报道和广告均不得出现反对军国主义或反战的内容，禁止刊登“对女性教养产生不良影响的报道”。法令虽然没有具体说明何为“不良影响”，但从《妇人公论》等教养派杂志的废刊以及上述“昭和之烈女”的宣传导向来看，其意不言自明。由此，自20年代以来，女性杂志扉页上标志性的“摩登女性”“流行时装”“美容护肤”等写真照片被宣传所谓“圣战”的歌舞、军队巡礼画报、战时家庭婚礼画报等取代，刊载内容亦不离所谓“帝国妇德”。随着战争的持续，日本社会物资极度匮乏，杂志发行用纸也严重不足，杂志社纷纷倒闭。1941年，女性杂志从50余种下降至16种，版面数目也被迫大幅削减。女性杂志丧失了生命力，彻底沦为宣扬所谓“武士道精神”等军国主义思想和美化侵略战争的工具。

（本文系湖州师范学院人文社科预研究项目“反转日媒的中国表象：芥川龙之介新型访华创作”（2017SKYY0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湖州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