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距今已150年，但它留下的经验和教训今天仍有价值。

“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是明治维新三大国策。相较于引领日本走向帝国道路的“富国强兵”和“殖产兴业”， “文明开化”似乎并没有获得太多关注。然而，文明开化才是明治维新得以成功的基础和前提。

近代日本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将来自西方的“文明(Civilization)”翻译成“文明开化”，意指要实现西洋的文明，则必须首先“开化”，即破除和摒弃封建旧俗，实现移风易俗。然而，“移风易俗”对当时的明治政府而言绝非易事。此种情势下，明治政府主要从如下三方面着手推进日本国民移风易俗。

首先，明治天皇的示范效应。明治天皇一改过去天皇涂脂抹粉之形象，以断发蓄须、军装戎马、干练果敢之形象在国人面前做出表率。皇室开启西方近代饮食习惯，喝牛奶、饮啤酒、吃西餐，过去一直被视为忌讳的牛肉开始上了皇室的餐桌。这种先导性示范效应很快影响到普通日本国民，在刺激他们转变观念一事上占据先机。

其次，明治政府制定相关法律制度，强行推进西方礼仪规范。文部省编印相关教科书，大力提倡学习文明开化。各教科书根据文部省《指导要领》的规定，必须在教科书上明确“文明开化”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明治政府身体力行，主推官派留学制度并大量雇佣西方技术人员、教授等。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文明开化是明治政府初期自上而下强制推行的一项政策，而强推此项政策的前提是引领国民生活向近代社会革新。

最后，日本知识精英对西方文明的普及。知识精英在文明开化的进程中扮演关键角色，他们是文明开化的倡导者、宣传者和实践者。1873年，明治时期思想家森有礼创建“明六社”，以“开启民智、文明开化”为己任，积极引进西方的哲学、教育等思想启蒙，并通过机关刊物《明六杂志》引导日本国民移风易俗。福泽谕吉亲自创立的庆应义塾也培养一大批具备西方近代知识和国际视野的学生。

物极必反，文明开化也有弊端。欧化主义的奢靡导致了日本国民对其固有传统的全盘否定，这种过度的欧化之风直到明治末年才有所收敛。对西方文明的推崇让日本以文明国自居，在看待东亚邻国的立场上也产生了弱肉强食的逻辑，并开启了侵略亚洲的进程。(作者是复旦大学日研中心青年副研究员)